两岸三地语文教科书改革 台湾难见大陆当代作品

　　教科书改革被过度诠释

资料图

　　其实，回顾建国以来语文教科书的改革之路，不可不谓曲折。

　　55年前，中国专门成立“中小学语文教学指导委员会”，人民教育出版社首任社长叶圣陶先生特邀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做兼职副总编辑，主管汉语教材的编写。

　　但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人民教育出版社被迫解散，语文教科书的编写也暂时告一段落。这时候各省、市开始自编教材，全国的语文教科书都陷入一片混乱。直至1976年文革结束以后，政府决定编一套全国通用的教材，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语文教材开始“一统天下”。

　　此后，中国的中学生们开始了长达近30年的、“一统天下”的语文教育。尽管2003年开始的高中课程改革中，教育部鼓励各出版机构都可以参与到中小学教材建设里来，各个省也都先后开始编写语文教材了，但30年时间打造成的教科书的特殊地位，让我们已经习惯了它的编写，是一种从上而下的行为。教材的任何一次调整，都会被媒体过度诠释为教育主管部门甚至更高机构的意图，以至多方揣测。

　　这，正是本不存在的“金庸与鲁迅之争”，被炒作得沸沸扬扬的源头所在。

　　新版教科书如何出炉

　　哪篇文章能够入选教材，需要编委会来决定；但任何一套教材能否投入使用，须经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审查合格

　　国际先驱导报实习记者李金金 记者李童发自北京 从1983年到1996年，顾德希一直在人民教育出版社负责编辑语文教材。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会在2007年的夏天，因为主编“北京市新版语文教科书”，而被推上媒体的风口浪尖。

　　9月12日下午3点，他坐在《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对面，静静地讲述起这次意料之外的“教科书”出炉经过。

　　自己搭班子

　　“其实早在五年前，北京出版社就找到我，商量合作编写一套新版语文教材的事情。”

　　在信息时代里找到灵感的顾德希，当时就提出了“信息技术与语文学科的整合”理念，并且要求“我能说了算”。在了解他的新理念后，出版社方面没有认同。“编一套教材需要大量的人力、财力，我都六十多了，就算了吧。”后来不了了之。

　　2004年，北京出版社又找到他，他仍旧提出“我能说了算”。顾德希曾经参与过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课本编写任务，可是受的限制太多，编出来的东西往往不是自己想要的。

　　最后，出版社同意了他的思路。于是，顾德希挂帅出征、招兵买马，尽揽在教学一线的中学优秀教师、语文特级教师，以及北大中文系现代学研究方面的学者。北大有名的“三东”——高远东、吴晓东、孔庆东，都参与了新教材的编写。

　　“开始就是想做个试验，也没跟有关部门打招呼。我们几个老同志也可以说就是玩一玩吧。”这套教材的另一位主编薛川东说，他们教了多年语文，那时就感觉，语文可能要有一条新的生路。之所以有这个感觉，是因为信息技术的出现，解决了他们过去很多不敢想的问题。

　　编委会只有编写权

　　“教材首先经过教育部的审查，审查通过之后，才能成为普通中学教科书实验教程。这里一共需要经过立项、审查、复审、复核几道程序。”顾德希介绍说，到目前为止，已通过教育部审查的高中语文教材有6套，但人教版教材目前仍是使用范围最广的一种版本。

　　顾德希告诉记者，哪篇文章能够入选教材，需要编委会来决定；但任何一套教材是否可以投入使用，只有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审查合格才有使用的可能。国家鼓励个人、社会团体参与到教材的编写中，但是通不过审查，就是非法书籍。

　　从2007年秋季开学，北京市东城、西城、朝阳等9个区县的高一学生将使用顾德希主编的这套教材。但海淀区则将沿用人教版教材。

　　“北京用两套教材，也有麻烦的地方。高考试卷怎么出，虽说试题和课本相关性不大，但一些基础知识还是源于课本的，高考试卷应该根据哪套教材出卷子呢，容易引起不公平。”顾德希表示，这套教材具体的试验结果需要时间去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