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声：晒太阳

　　原声：晒太阳

　　【周末报报道】

　　采访时间：2007年8月31日

　　采访地点：半坡村咖啡馆

　　姓名：郭海平性别：男

　　年龄：45

　　职业：自由艺术家对80年代印象：在那个非凡的年代里，一切都显得是那么的生机勃勃、阳光灿烂。

　　人物档案：

　　1962年，出生于南京1979年，高二，退学，进某印刷厂当工人

　　1986、1987、2002年，三次策划参与南京“晒太阳”艺术活动

　　1989年，组建南京青少年心理咨询中心艺术分析部

　　2002年，在江苏省美术馆举办郭海平作品展

　　偷渡

　　郭：我们1962年出生的人，小学、中学大部分阶段处在“文革”时期，就是到后来，在学校的学习，严格讲，仍然充满“文革”的色彩。我呢，非常奇怪在什么地方？我高中没毕业，高二的时候，就厌倦了学校的生活，因为那时候除了开卷考试，就是打架，学英文用汉字注音，实际上学校不是学校了，学校成了一个很奇怪的场所。我没毕业，就在经过跟家庭激烈斗争后，提前走向了社会，1979年，到一个印刷厂当工人。

　　当了两年工人，我对走向社会后的生活又非常厌倦，因为当时处在社会转型期，非常乱。可以说，当时我非常绝望——不想上学，对社会充满了期待；走向社会，社会又是这样不如人意。

　　1982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结识了一群画画的青年人，发现他们是一个很特殊的群体，特殊在哪里？最主要的，他们充满了朝气，精神非常充实，充满了神采。这个人群是我以前没接触过的，看他们活得那么有精神，我就提出跟他们学画——首先给他们做模特儿。

　　然后画了两年画，我突然又发现一个情况，我觉得我不能再在工厂上班了，我要辞职，做自由艺术家！我找厂长，厂长说：“我没意见，只要你家里同意。”我回家跟父母讲，自然遭到严厉父亲的坚决反对，因为那时候工作了就是捧上铁饭碗了，怎么想得起来的，这小子居然想辞职，肯定疯了！

　　最后矛盾激化，我喊上一个艺术家，选择了偷渡。

　　左：那是哪一年？

　　郭：1984年。

　　我们一人背了一背包书，扛着一个油画箱，去偷渡！我觉得这个社会容不下我，我实现不了自己的理想。现在看来的确有些幼稚，当时也只有二十一二岁。

　　坐火车到了广州，再往前走，必须有通行证，否则买不了票。我们哪来的通行证啊！我们就步行。吃了很多苦，语言又不通，有时睡在草堆里，还有一次被一群野狗发现，围着我们狂叫了一夜。

　　好不容易走到边境，碰到边防警察，我们说是写生的。警察看我们背着书、扛着油画箱，还穿着很像画家的风衣，他们一定确实没见过这样的偷渡客，哈哈！大概他们也搞不清这两个小子究竟想干什么，不过不走也犯嫌啊，就勒令我们立即回头，否则再被他们看到就要抓起来。

　　回到广东江门，身上还剩几块钱，那几块钱对我们来说，是生命钱。就在这种情况下，我还在江门新华书店买了一本《高尔基传》。买了也没有看，当时毫不犹豫地买下来，因为看过高尔基《我的大学》，他的大学就是社会大学，当时，我似乎也决心要在社会大学中学习成长，所以买那本书就像基督徒要拥有《圣经》一样，寻求一种精神寄托。

　　一路风餐露宿扒火车，这些就不说了。回来以后，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厂不久换了一位新厂长，我对艺术的挚爱精神，他比较欣赏，把我送到市一轻局装潢设计培训班，脱产学习几个月，然后把我安排到设计室，做平面设计。那时候，由一线工人转为“坐办公室的”，那是一个质的飞跃啊！

　　这期间，我写了很多诗歌，因为我觉得诗歌比绘画表达更直接更彻底更充分。但在写诗的时候，我发现一个问题，我的文化不够，常常感觉想表达而不知如何表达我的情绪我的思想。在这种情况下，我上了南大中文夜大。那段时间非常艰苦，我一边啃夜大的一二十门课，一边上班，每天搞到凌晨两三点。那时候自己要读书了。也就在那一时期，我的视力急剧下降。

　　晒太阳

　　郭：’85美术新潮，让艺术家冲到了时代的最前沿。南京当时是一个先锋文化的重镇，到处都是诗人，到处都是艺术家。当时南京能搞展览的地方都在做展览，不停展示先锋文化先锋艺术。比如1985年江苏省美术馆举办过一次“江苏青年艺术周”，参展人数达140多人，参观人数每天突破一万四千人次，这也是江苏省美术馆建馆以来的历史性纪录。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是有大量的艺术家大量的作品没有机会晒太阳。另外，由于各种思潮流派的影响，不同艺术主张开始出现分歧，产生争鸣。在这种情况下，广大艺术家更是迫切需要沟通和交流，也更需要一种民主、自由、宽松的文化氛围。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们策划了南京“晒太阳”露天艺术交流活动。

　　1986年春，有一天南京艺术学院油画专业学生于小雨、正在北京电影学院学习的张江山和在南京林业大学研究马列的张小莘到我家，我们商量办一个展览。为了充分展示创新意识和开放性，我们一致选择了玄武湖公园作为展览的场地，大家也非常赞同于小雨提议的“晒太阳”这个名称。我们认为“晒太阳”除了具有日常休闲的意味外，更多的是反映我们对太阳博大、宽容、奉献、健康、自由和无畏精神的追求。后来我们征求汤国、杨志麟、丁方等50年代出生的艺术家们的意见，他们都为“晒太阳”的成功举办献计献策。“晒太阳”的宗旨就是通过“晒太阳”来防止人们文化精神上的“霉变”，促进新时期新潮艺术的繁荣和发展，让一切喜爱艺术的朋友们在公园这样一个没有任何屏障和门槛的开放平台上进行自由的沟通和交流。

　　为了组织宣传好这次活动，我们油印了大批的宣传品在艺术家中广为散发，众多艺术家捐助了钱款，作为活动的基本经费。于小雨还发动了他们全班的同学，他们的共同努力又使得南京艺术学院众多师生加入到了“晒太阳”的行列。

　　“晒太阳”当日，上千名学院内外的艺术家们三三两两地用自行车、三轮车将作品运进公园。为了预防大批作品进公园受阻，我联系了环卫所的专用汽车，分批将作品偷偷运进公园。我靠，现在回忆起来还很激动！两百米的樱洲长廊一下子布满了形形色色的作品，各种装置、雕塑也分布在开阔的草坪上。孙为民和刘绍隽合作的近50平方米的巨作《太阳我胯下金灿灿的睾丸》一展开，就引起了现场不小的骚动。南艺工艺系的胡元波等几个学生用塑料薄膜包裹自己身体的行为艺术将活动推向高潮。大家沐浴在阳光下，尽情地交流和游玩，气氛无比轻松和自由。

　　这个展览在当时引起很大反响，全国各主要艺术类刊物、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都报道了。今天看来，这个活动依旧很有价值，它没有门槛，只要愿意，每个人都可以来参加，没有门派之争，没有传统与前卫之分，只要你有热情，我们都非常欢迎。

　　1986年做得很轰动，这样第二年我们又做了一次。

　　青春热线

　　郭：“晒太阳”反响非常强烈，同时我在读夜大中文。当时有几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美是什么，什么是美，什么是艺术？为什么美和艺术能让人那么兴奋？我一直在思考，后来我发现一个问题，很多艺术家都是狂人，那么艺术为什么会让人疯狂？从我自己讲，自从学了艺术，整天处于一种鸟癫狂状态，偷渡、辞职、不顾生命危险去追求艺术……

　　后来我找到了一个研究的切入点——艺术家和变态心理之间的关系。当时《南京日报》有一个非常受欢迎的专版《年轻人》，我给他们投稿，发表我的研究心得。

　　1989年2月，《年轻人》的编辑高登岗（他1990年去了美国）给我打了个电话，说团市委副书记徐传德从香港考察刚刚回来，他想做一件事，什么事呢？香港有个心理咨询电话办得非常好，他想在南京试试，但是一时找不到做这项工作的人，他就问高登岗有没有合适的人选。高登岗就推荐了我，说他写了不少跟心理学有关的稿件，找他试试看。

　　我和徐传德见面了。见面之后，他说先试三个月。团市委在《年轻人》上登了一个豆腐块，说团市委将于某月某日开通“青春热线”心理咨询电话。我记得很清楚，消息登在1989年2月21日《南京日报》上。在此之前，谁都无法预料这个电话号码登出来会是什么结果，中国人会打电话说自己的心理问题吗？

　　预告电话2月21日中午12点开通，我11点到团市委，去的时候买了两块烧饼，准备吃了烧饼等电话。没想到我去了一看，电话话筒被搁在旁边呢，团市委的人讲，电话用不起来了——《南京日报》一送出去，电话就响个不停，挂上去就响挂上去就响，全是咨询的！

　　左：这个电话本来是他们的办公电话？

　　郭：是啊，谁也没想到它真的会成“热线”！

　　把话筒挂上，果真马上就响了！然后一个电话接着一个电话，直到晚上，我烧饼没吃成！

　　这个现象出乎所有人的预料，高登岗就写了一篇两三千字的通讯，发在第二天的《南京日报》上。这一下，电话更火爆了！然后除了电话整天响个不停，还有大量的信件，咨询的信件，一批批涌过来。再一个，各路记者也涌过来，有一段时间，我几乎每天接待两三个记者。中新社发了稿，《中国青年报》头版作了报道。

　　在这种情况之下，“青春热线”就不是试的问题，注定刹不住了。团市委聘请了南京这方面的专家，从南京精神病医院（今南京脑科医院）、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南京中医学院（今南京中医药大学）聘请了很多相关的专家来商量这个事，决定成立南京青少年心理咨询中心。

　　左：我们当初开设《原声》版，读者反应之强烈也是出乎所有人预料的。如果提前10年20年开通这样的电话开设这样的版面，我想不会这么热。

　　郭：团市委聘请了专家，我想我起了个点了一炮的作用，我的任务基本完成了，我就提议做了一件事，在中心里面成立了一个艺术分析部，由我负责。我发自内心一直想做的一件事，研究艺术与人的心理的关系，现在有了这么多专家这么多资源，我想把这事做起来。但结果发现，大部分人很难将艺术与变态心理联系在一起。

　　做了两年艺术与变态心理学研究，郭海平“发现一个问题”——当时做心理咨询，大家都有热情，但硬件始终不够，专业全职人才也没有。他想成立一个私人心理诊所，但经过反复测算，他知道当时在中国开私人心理诊所，肯定入不敷出——那是1993年，按当时中国人的收入状况和接受心理，5块钱一个小时差不多了，那么一个咨询师即使一天排满了，最多也只能接待四五个访客，20－25块钱，无法生存。郭海平意识到，没有经济做后盾，任何理想和事业都是纸上谈兵。虽然在那一段时间他与徐传德等老师合作出版了《走出心理的迷宫》，并获得了全国青年优秀读物二等奖。

　　1993年，郭海平迫于经济和理想之间的冲突，下海与当年一起策划“晒太阳”的张江山在云南路上开了一家影楼。开了7个月，赚了7万块。他把影楼卖了，没有回过头去做心理咨询，而是选择了做自由艺术家，继续自己原来的梦。

　　在家画了两年画，7万块钱用掉5万。2007年8月31日，郭海平和我回望80年代，说到这里，一拍桌子，笑道：“我靠，我以为有7万块钱我下半辈子不烦神了！”

　　后来，郭海平在南大旁边开了半坡村咖啡馆。业务由夫人料理，郭海平一边画画，一边在咖啡馆里和南来北往的艺术家（主要是前卫艺术家）交流，打开了自己的艺术视野。他觉得自己在艺术上有了很大的突破。2002年，他把咖啡馆转给了别人，自己又做起职业的自由的艺术家。

　　全方位做艺术尝试的时候，郭海平拾起自己在80年代的课题——艺术与变态心理学研究。“我们很幸运，短短的一段时间，经历了从禁锢到开放，从贫穷到富足。但是，高速运行，人的心脏承受不了，很多人处于一种精神失重状态。现在，自然环境不断恶化，精神病发病率不断上升，这是谁都无法否认的一个鸟客观现实。为什么会这样？我特别希望有人来对这个问题作出有说服力的回答，并且解决它。”郭海平说，“我没有能力回答没有能力解决，但我认为，艺术家就应该是一种不断向社会提出疑问的人，从而让更多的人来关心和解决问题。”

　　2005年，在南京美术馆，郭海平以“病”为主题，策划了一个当代艺术展。2006年，他进驻南京某精神病院3个月，研究精神病人的艺术创作和他们的精神世界。今年年底，他将在北京举办展示精神病人艺术的展览，并与精神病院医生合作出版《癫狂的艺术》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