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环境经济政策需要法律固定 访全国人大环资委法案室主任孙佑海

　　访全国人大环资委法案室主任孙佑海

　　本报记者 郄建荣

　　四次大的环境执法风暴“长期效果不明显”，日前，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抛出了他的新环境经济政策理论，七项新环境经济政策成了潘岳的新期待。

　　“要解决中国纷繁复杂的环境问题，只有建立一套完善有效的法律政策体系才是治本之策。”著名立法专家、全国人大环资委法案室主任孙佑海的观点似乎唱了潘岳的反调。

　　“其实不然，新环境经济政策只有上升到了法律的层面，才可能更稳定、更有权威性。”孙佑海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的观点是，新环境经济政策需要法律固定。

　　环境经济政策贵在协调配套

　　“回顾历史，我国不是没有环境经济政策。”据潘岳介绍，近30年来，我国出台的环境经济政策有30多项。

　　“有多少环境经济政策真正发挥了作用”？就记者提出的这个问题，孙佑海说，他无法给出答案。但是，他认为，在着手制度建设、酝酿出台新环境经济政策的时候，应该首先考虑能否落实、如何落实问题。

　　“环境经济政策，要有实在的措施，不能只讲硬话、狠话。”以严谨著称的孙佑海更加看重新环境经济政策的可操作性。他告诉记者，新环境经济政策的配套就是一个关键问题。

　　首先，政策之间要配套，不能“一个部门一把号，各吹各的调”。政策出来了法律就失效了。孙佑海认为，在现实中这样的例子并不是没有。他认为，要警惕政策之间、法律之间以及政策与法律之间的“顶牛”现象。其次是，下位环境经济政策要尽快出台。

　　孙佑海认为，无论从理论上讲，还是从实际工作的需求来看，配套法规均应在法律生效前制定完毕，并与法律同步生效实施。

　　但是，据记者了解，在已经公布的26部环境资源法律中，明确要求有关方面制定配套法规的规定有140多条，但迄今为止，已经制定完毕的尚不足百条，平均完成率不足70%。

　　不仅如此，孙佑海说，很多配套法规都是在法律实施很长时间以后才姗姗出台，而不是与法律同步实施。这等于拖延了法律生效的时间，同样影响立法目标的顺利实现。

　　从国务院法制办到全国人大环资委，几乎所有的环境立法都过过手的孙佑海，对于我国环境立法中存在的问题可以说是了如指掌。他认为，环境立法中存在的问题，在着手启动制定新环境经济政策时，可以很好地借鉴。

　　在划出“禁区”的同时，孙佑海也提出了他的积极建议。他认为，为了制定出环境友好型的经济政策，必须进行综合决策，环保部门必须在综合决策中发挥重要的作用。环保部门制定有关的环境政策，也必须请有关部门和行业协会等机构参加。

　　环境经济政策需要法律固定

　　从政策层面到法律层面有多少距离，孙佑海说，其实二者并不矛盾。“许多政策在实践中成熟之后，最终还是要通过立法来把它固定下来。”

　　对于新环境经济政策，孙佑海说也是一样。

　　为什么强调要通过立法把新环境政策固定下来？孙佑海认为，与政策相比，法律的稳定和强制作用更加突出。

　　“法律一旦公布，非经法定程序不得修改。这就保证了中央的重大决策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从而保障了中央决策的权威性和长期稳定性。”孙佑海说，以我国1989年制定的环境保护法为例，国家关于保护环境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19年来，其核心制度长期稳定。它在我国可持续发展事业中所起到的作用众所周知。

　　再说，强制作用，它是指法律对各类违法行为作出惩罚的规定，以排除与立法目标相悖的各种障碍。孙佑海说，现行环境立法大多专章设立法律责任，明确从事违法行为者必须承担的法律后果。法律责任具有国家强制性，一旦立法中规定了什么行为是必须做的、什么行为是禁止做的、违法行为的后果是什么，这些规定就必须在执法中实现。因此，法律责任及其实施是法的强制作用的最直接体现。

　　孙佑海还提醒说，在制定、出台新环境经济政策的时候，还应该注重公众监督作用的发挥。其中，要切忌仅仅听取小范围内专家的“利好”建议，不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尤其是反对的意见；更要警惕听证会、论证会流于形式，公众合理的建议意见得不到重视的问题。

　　本报北京9月26日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