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解贫富冲突要在调整社会结构

　　底层的非制度化生存值得严重关注

　　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如何保护弱者的生存空间，使他们有一个能够生存的生态。

　　南方周末：您最近在几篇文章中都讲到底层生存生态这个概念，为什么要特别强调生态这个含义？能不能说底层的问题近年变得越来越突出？

　　孙立平：几年前我就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营造多数人生活的家园》。现在看这个提法并不确切，实际上是应当营造每一个人生存的家园。在一个经济迅速发展，但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社会中，如何使得社会中的每个群体、每个阶层、每个人都有一个生活的家园，就是说在社会中有一个位置，有一个空间，这已经是我们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这不是说要搞平均主义，套用原来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说法，最高纲领是你活得好、活得成功，你在这个位置中能够安居乐业；最低纲领是你活得不好、活得不成功，这个社会也得有你一个地方，你起码可以在这里安身立命。这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道义底线。

　　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如何保护甚至改善弱者的社会生活空间，使他有一个能够生存的生态。在扶助弱势群体方面，应该说近年有一些好的进展，比如说在最近这几年，各级政府用于扶助弱势群体、扶助贫困群体的开支在增加，增加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低保等制度也在不断完善，这是一个比较好的趋势。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贫困群体或弱势群体在我们社会中规模仍然不小，所以仅仅靠政府的再分配是不够的。这当中很重要的就是如何使社会的底层，能有一种谋生的机会，谋生的能力，这是至关重要的。而要让社会底层有一种谋生的能力，就要有一种能使这种能力存在的社会生态。

　　这个生态系统是什么？我举一个例子。在上海，浦东刚刚开发的时候，浦东的条件还不是很好，上海有一句话，“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套房”。这不是没有道理的。那时候在民间有一个说法，如果在浦西老城区，即使夫妻两个人都失业，一天煮一百个茶叶蛋卖出去，一家老小的生计就不是问题。但是这个茶叶蛋能卖出去是有条件的，是在老城区的社会生态里。如果到了浦东，不要说煮一百个茶叶蛋，就是二十个，都可能剩回十五个来，原因是社会生态不一样了。社会生态改变了，谋生的机会和能力就会跟着丧失。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要造就这种生态。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今天的城市管理、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往往是以牺牲弱者的生存生态为代价的。

　　就此而言，有一个现象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我把这个现象叫做非制度化生存。有人算过黑砖窑的经济账，当中的问题非常有意义。这个砖窑承包给一个外地的包工头，包工头骗来三十多个黑窑工进行生产，一年产了30万块砖，按照协议以每块三分六卖给窑主，得到11万块钱。假定这个包工头自己一分钱也不要，这11万块钱怎么分？三十多个人吃得再差，就吃窝头、凉拌圆白菜，大体上还得吃饱，第二天才有体力能干活。去了劳工的伙食费，包工头还要养6条狼狗、几个打手，这些成本可能每年合计就得五六万块钱，去掉这五六万，还剩五六万，三十个人来分，一个人能分多少钱？一年不到两千块钱，一个月一百多块钱，这还是在包工头完全不要利润的情况下。我觉得，这个现象可以凸显现在有些低端产业生存业态的状况。

　　还有现在的货运物流业，大家都知道超载几乎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政府多次打击、整治，但效果并不明显。其实问题的根本不是在打击和整治上，而是在这个行业的生存业态。这个行业现在已经达到了这样一个程度，就是如果你加入这个行业而想不超载，那是没有办法来经营的。业内人形象的说法是，货箱如果不加高一层，连本都保不了。加了一层才能保本，加了两层才能应付各种罚款和路上的买路钱，加到第三层才是那个车主的盈利。黑砖窑也好、货运也好，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现在一些行业已经开始处在一种行业性的非制度化生存状态，而这些行业往往是底层从事的行业。

　　如果要是进行分析，这样一种非制度化的经营或者非制度化生存的状态肯定是来自于恶性竞争，但是激烈的竞争就一定会导致恶性的竞争吗？这就向我们的产业界、经济学界和全社会提出了一个问题，如何避免在底层因过度竞争而导致行业性非制度化生存状态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