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香港廉署“卧底”：每天面对镜子告诫自己

　　“要让他们知道，贪腐是高风险罪行”

　　——和香港廉署的“卧底”面对面

　　本报驻香港特约记者　凌德

　　9月13日，筹备了4年多的国家预防腐败局正式揭牌。这引起了海内外媒体的关注。香港《大公报》认为，国家预防腐败局的职责，涵盖了对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中介机构等的指导，使中国的反腐败工作领域更宽广，社会上大量的腐败行为将受到监督。

　　单就反腐败的工作来说，被称为“廉政特种部队”的香港廉政公署颇有心得。作为国际社会公认的卓有成效的反贪机构，其行之有效的调查、预防、教育“三管齐下”的反贪模式，一直为全球许多机构效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那些致力于反贪腐、隐姓埋名的“地下工作者”——“反贪腐卧底”，他们工作经历的精彩和惊险，完全可以和好莱坞大片媲美。

　　总部设在港岛中环东昌大厦的香港廉政公署，拥有1300多名职员，被称为香港最精干、反应最快速的“廉政特种部队”，也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卓有成效的反贪机构。

　　在香港廉署里，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撒手锏”——卧底，即派工作人员打入怀疑有犯罪行为的机构内部，或者潜伏在犯罪嫌疑人身边，取得信任，搜集证据。30多年来，这批隐姓埋名的反贪“地下工作者”，令香港“廉洁之都”的美誉得以保持。

　　1．“大龄青年”为做卧底“装嫩”

　　现任香港廉署总调查主任的苏干明，当年就曾充当卧底，调查一桩贪腐案。离开校门多年的他，需要烫时尚的发型，到美容院敷面膜，扮成初出茅庐的大学毕业生，还要收黑钱、大量饮酒、频繁出入夜总会，夜夜笙歌……受尽良心责备，但最后终于破了大案。

　　苏干明接受记者访问时回忆说，上世纪90年代初期，游戏机产业大行其道，可说是商家的一块肥肉。负责发放游戏厅营业执照的影视娱乐事务处牌照部职员，自然成为商家贿赂的对象。1990年，廉政公署怀疑该政府部门内有人以个人或集团形式贪腐，于是展开了调查。

　　廉政公署决定派人进入影视娱乐事务处做卧底搞调查，这位卧底就是苏干明。当时28岁的苏干明，曾在澳大利亚廉政机构工作了四五年，后来又为香港廉政公署效力了四五年。

　　为了到影视娱乐事务处做卧底，苏干明要扮成一个刚刚大学毕业的行政主任，其难度跟扮成影片《逃学威龙》里的周星星差不多。为了了解当时大学毕业生的风貌，苏干明与廉政公署调查组的同事一起，到大学的餐厅里进行资料搜集，观察大学生们的衣着、谈吐，记录他们使用的时髦词汇。

　　苏干明笑着说：“当时我已毕业多年，年纪、打扮都与大学生格格不入，为了避免被识破真实身份，我除了要完全掌握嫌疑犯的背景，也要专程去大学餐厅里学习大学生们的衣着谈吐。最困难的是‘洗脑’，从心底接受即将扮演的角色，反复练习被叫到真名时毫无反应！”

　　掌握了以上所需的情况后，苏干明进行了“变脸行动”。他到发型屋做头发，又生平第一次到美容院里敷面膜、做美容，痛得大叫。“变脸行动”令他脱胎换骨。此后，苏干明加入影视娱乐事务处，成了一名发牌官，随时准备揭发贪腐罪行。

　　2．每天对着镜子提醒自己：我是卧底，不能被引诱！

　　加入影视娱乐事务处的最初3个月，苏干明苦无线索，每天都要处理排山倒海的发牌工作，这令他思绪混乱，开始担心情报是否有误，或是自己已被识破。就在他认为可以抽身而退的时候，一个“糖衣陷阱”却“适时”地浮出水面。

　　“当时和影视娱乐事务处的同事一起出去吃饭，吃的都是鲍参翅肚，喝的都是名酒，3个人吃饭便要5000多港元。他们又带我去夜总会，一边为我引荐商铺的老板，一边饮酒，还有美女相陪。他们见我吃喝玩乐都很享受，便认定我与他们一样，都是贪官！”苏干明细说了当年亲身经历的“受贿三部曲”。

　　果然，不久，同为发牌官的同事便塞了3万港元给他。当他感到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同事表示，有一家游戏厅的营业执照还未发出，而正是苏干明负责那家游戏厅的发牌事宜，并暗示他尽快办理。

　　在前来担任卧底之前，苏干明已请示过律政署（1997年7月1日起改称为“律政司”）。律政署的代表给了他“特赦令”：只要苏干明是在上司的指示下执行任务，便可免予起诉。

　　有“特赦令”在手，苏干明于是接受了这笔贿款。此后便财源滚滚——在半年里分得贿款30多万港元，相当于行政主任月薪的30倍！

　　说到这里，苏干明坦言：“当时，我的心跳得很快。一方面，要做贪官了，这与自己的性格有冲突；另一方面，我每天和影视娱乐事务处的同事在一起，产生了感情。所以，每天清早我洗脸时，都对着镜子提醒自己：我是廉政公署的调查主任，不能受引诱！”

　　充当卧底9个月，苏干明终于搜集到了足够的罪证。廉政公署将15名涉案人员缉拿归案。

　　3．“我怀疑你是廉署卧底”

　　在9个月的卧底生涯中，苏干明几次险被疑犯识破身份。最初，疑犯只是默默观察他的举动，之后借故登门拜访，3个月后终于出动，约苏干明去“洗澡”。大家赤条条浸在水里，无法录音，苏干明只好强记谈话内容，事后将线索笔录下来。

　　苏干明与疑犯熟络后，仍不能疏于防范，有一晚大家喝酒喝到有点儿醉意时，有人突然对苏干明说：“我怀疑你是廉署卧底！”当时，苏干明灵机一动，回答说：“是！”大家都目瞪口呆。接着，苏干明幽默地说：“开玩笑吧！”此后便无人再追问。可见“无间道”生涯有多不易。

　　作为卧底，苏干明感到最难受的是，不能跟任何人，包括家人，透露调查的详情。他很庆幸娶到了一位百分百支持他且很有默契的太太。在他“失踪”9个月、有家不能回的日子里，太太从来不抱怨。在不能见面的日子里，他俩有一套特别的联络方法维系感情。苏干明的妻子摇身一变，成了他的“姐姐”。“我是个刚毕业的大学生，不可能有太太，与她一起上街要称呼‘姐姐’。”

　　做卧底的人要经过“洗脑”，即使有人在街上直呼真名，也要置之不理。接近疑犯时，说太多话会露马脚，话太少又会令人怀疑。苏干明说，有一次，疑犯不断呼唤自己的假名，自己却良久未有反应，非常惊险。

　　卧底生涯总是危机重重。苏干明曾在凌晨时分和疑犯“交易”，幸好廉署的同事“总有一个在附近”，即使是再偏僻的地方，他也可以看到廉署同事的车，或者看见男女同事在毫无情调的地方“浪漫散步”，保护他的安全。

　　4．卧底没机会“再来一次”

　　与苏干明一样，Sunny（化名）也是廉署的卧底，曾协助廉署侦破多宗贪污罪案。

　　谈到多年当卧底的感受时，Sunny形容那是“百般滋味在心头”：孤单是难免的；每天的工作都要详细记录下来；一切有关调查的事都不能告诉任何人。所以，每当卧底行动进行得如火如荼时，Sunny索性连饭也不回家吃，以免在家人面前露出破绽。

　　不过，Sunny说，每次行动过后，都要面对不能言喻的失落。“也许是太投入吧，戏假情真，始终需要点儿时间才能把自己从扮演的角色中抽身出来。”

　　Sunny说，他从没因为当卧底而害怕，因为他知道，廉署的兄弟们就在周围。不过，当讲到一宗卧底行动时，他说自己曾担心过好一阵子，因为当行动发展到尾声时，他忽然发现，自己会和嫌疑犯一起被捕！

　　那次行动是他的首次卧底行动。一天，Sunny与一名嫌疑人在旺角，行经一家珠宝店，嫌疑人告诉Sunny，廉署正对自己进行调查，珠宝店内可能有“埋伏”，要Sunny小心提防。

　　Sunny认为，以“扮演”来形容卧底的工作最恰当不过：“其实做卧底就像在拍戏，要熟读剧本，要入戏，戏一定要逼真才不会被识破。卧底跟演员唯一的分别就是，卧底完全没有再来一次的机会！”

　　虽然如此，Sunny说，他从来不后悔当卧底，也不打算把卧底这个身份“洗底”。“我要借着扮演不同的角色，让贪腐分子知道，贪腐是一种高风险的罪行。”

　　5．“不能诱人犯法”是卧底的职业道德

　　香港廉署执行处成立于1995年，1999年起开办了亚洲第一个“卧底培训班”。培训地点是秘密的，每期的12名学员至少要接受两个星期的“密集式”训练。培训内容五花八门，经常三更半夜才下课。

　　卧底人员必须忠诚，具备勇气、保密观念和献身精神。进入“卧底培训班”的人，要在自愿的基础上经受严格挑选。候选者必须通过一项由香港大学设计的心理测验，还要通过一系列“关卡”。目前“任期”最长的卧底做了5年。卧底人员的男女比例为4比1。

　　廉署派出卧底的程序相当严格，案件涉及重大贪腐行为，难以调查时，才会派出卧底。统计显示，从1995年开始，每年约有20宗案件需要派出卧底进行调查。廉署严格要求卧底“不能诱人犯法”，这也可以说是卧底的职业道德。

　　香港廉署卧底声誉极佳，不少东南亚国家的反贪机构派出精英到香港受训。

　　相关报道

　　台湾研究《卧底侦查法》草案

　　据台湾媒体报道，9月26日，台湾“法务部”检察司司长江惠民表示，“行政院”指示“法务部”推动《卧底侦查法》的立法，原定5月底提出新草案，但因仍有法律疑义，以及如何保障卧底人员人身安全、卧底人员为办案而犯罪是否可豁免刑罚等“技术问题”，所以从长计议，目前正在参考国外相关制度，继续审慎研拟草案。

　　据台湾《自由时报》报道，根据“法务部”《卧底侦查法》草案，卧底可在一定期间内以核定的化名或身份，从事犯罪侦查。卧底办案的内容，则锁定在情节严重的偷渡、走私、毒品、枪械与贪渎等罪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