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何磊 闵捷 实习生 廖云路
“全村人口3715人，2006年人均收入4700元，2007年有望达到5200元……”说起这些数字，徐开明信手拈来。
作为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县高饭店村的党支部书记，2005年他在村干部和400名村民的联名支持下，制定方案，到县里组织的评审会上演讲，为本村赢得了全镇当时唯一一个新农村建设试点指标。
村民们知道，得到这个指标，他们就可以在财政的支持下住上楼房、喝上自来水、用上沼气，年迈、贫困、孤寡老人还能住进漂亮的敬老院。因此，当他们村的方案最终胜出时，徐开明书记成了英雄。
如今，每到夜幕降临的时候，通常在城里才会有的街头歌舞出现在了高饭店村的坝子上，老人、孩子、妇女在音乐声中载歌载舞。为了学城里人的街头跳舞，他们曾专门用“大巴”拉着几十个老太太到城里“偷艺”。
高饭店村的一部分土地集中起来，租给农业公司耕种，青壮年有的给这些农业公司打工，有的到市里或县里去打工。家庭条件好点的，就在公路边投资建一个“农家乐”，吸引城里人来吃饭、休闲。
高饭店村所在的双流县，是全国“百强县”。在这里，中央提出的“统筹城乡”正被描绘成一个越来越清晰的美好图画。
盘活农村的土地 “KunShan”这个词，正在为许多外国人所熟悉，他们爱吃的法国刀豆、羊肚菌、韩国辣椒等，越来越多地来自“KunShan”——双流县的昆山村。这个村同时也是成都市民的“菜园子”。
在昆山村，绝大多数土地被集中起来，由公司或业主大面积集中耕种。以前，零散居住在自家土地边上的村民，大部分集中搬迁到了村里的几个别墅式小区。那里不但有和城里一样的水、电、气，还有宽带网和光纤。
村民可以选择承租村里的土地，也可以在村里引进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租用的土地上打工，或者外出务工。去年，村民人均收入5253元。
然而，2005年在谢瑞武刚刚担任双流县委书记时，这个村的村民还处在勉强吃饱饭的状态。“这么好的自然条件，我就不信富不起来。”于是，这里成了谢书记的定点联系单位。
在谢瑞武书记定点联系昆山村后不久，杨永忠也“盯”上了昆山这块平整而又肥沃的土地。这位多年从事农产品外贸生意的商人，在四川其他地方尝试“公司＋农户”模式遭遇失败后，依然不放弃要在土地上寻找出路。
在杨永忠到来之前，昆山的许多村民放弃了耕作土地，因为搞的是传统农业，一年到头，除去各项成本，最后连人工钱都挣不回来。许多人将土地无偿交给邻居代管，自己外出打工。
同样的土地，对杨永忠却有着不同的价值。他有来自法国、美国、韩国、日本等国的大量农产品订单，如果能将这一望无际的土地集中起来耕种，将产生丰厚的利润。
杨永忠知道，在他以前合作的那些地方，他所面临的经济风险无法规避，因为政策上不允许土地流转，也就是说，他必须与一家一户的农民合作，才能完成整个生产过程。而这种一对多的合作形式，注定有扯不完的纠纷。
双流县的政策则开明得多，即使在成都市今年6月成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之前也是如此。双流的许多地方，正在将农民不愿意耕种的土地集中起来，由一个个业主集中耕作，每年年初，业主按每亩地七八百斤大米的价格向村里支付地租，村里再将这些钱转给一家家的农户。
这正是杨永忠所寻找的理想模式——将土地集中承租，每年年初付给农民租金，然后吸引当地农民来打工。为农民消除了种田没收益的后顾之忧，杨永忠也少了许多麻烦。
如今，杨永忠的虹禾原野公司已经集中了昆山村以及周边几个村共5000多亩土地，到明年，他在双流县将拥有1万亩土地的使用权。农忙时，他承租的土地需要3000多名农民工作，付给每个农民的月工资约八九百元。
住上和城里一样的楼房小区 把农民的土地集中起来不是难事，因为这既有收益也有风险，农民也很清楚。但让农民放弃自家的宅基地，还要花钱住进风格统一的楼房小区，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城市建设遇到的拆迁矛盾，在农村可能更为激烈。这是谢瑞武书记和县里其他领导在商讨统筹“三个集中”时最先考虑到的问题。
所谓统筹“三个集中”，指的是工业向园区集中，农民向城镇集中，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这“三个集中”，是县里进行的“统筹城乡”的核心内容。
“必须坚持农民自愿的原则。”尽管作为国家的试验区，成都市下辖的双流县有着别人拿不到的“尚方宝剑”，但具体操作起来，双流县党委、政府班子还是慎之又慎。
为了让农民能实实在在看到“集中”的好处，曾任成都市经委主任的谢瑞武，把企业管理的许多方法用到了“统筹试验”中，设计了一系列的激励机制。
比如，每户农民集中居住后节约出来的部分土地，将作为股份进入这块土地集中后所在的公司，每年都有相应的分红。集中居住的农民每人可享受5000元的住房补贴。
此外，县里提前将水泥路修到集中新建的村庄，村里的自来水、电、路灯等基础设施全部由财政出资。总之，一切基础设施提前到位。
更重要的是，县里把新农村建设变成了一场自下而上的活动——县里出台各项配套政策，然后通过本县报纸及电视台向农民宣传政策，之后在全县范围内拿出10个试点指标，由所有行政村自愿申报，先在全镇范围“PK”，胜出的一两个村，再到县里进行第二轮“PK”，直至决出最后10个村。
“竞争可激烈了。”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高饭店村的党支部书记徐开明学会了写方案，并且自己用电脑把申报方案制作成PPT文件，以便向评委们展示。更重要的是，他和村委会干部发动村民认识到政策的好处，并签名支持村委会的申报工作。
3年来，双流县共有两批30个村争取到了这样的指标。
“住上和城里人一样的小区，谁不动心呢！”三星镇南新村郭应成说。如今，他一家人住进了288平方米的两层楼房。做饭用的是沼气，由村里集中养猪场的粪便产生，他家在集中养猪场寄养了两头猪，因此用沼气基本免费。
郭应成家的8分田地，全部交给来自香港的喜来登公司集中种植杨梅。每年年初，他可以收到400元左右的土地使用费。儿子、儿媳外出打工，郭应成和老伴一边看家一边做些编织活儿，每个月还能挣500多元。
还有一件让他高兴的事，他家每人每年交10元钱就加入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大部分医药费可以报销。
让老百姓分享发展的成果 一边是热热闹闹地将土地集中起来耕种，让农民集中起来居住，另一边，工业被集中到统一规划出来的西航港开发区。用老百姓的话说，昔日“村村点火”的情景，在双流县已经看不到了。
过去，双流县大部分乡镇都有自己的工业企业或工业园区，厂房占用了大量土地，这种零散的方式无法实现环保上的统一治理与管理。
“工业集中入园带来的问题使乡镇不愿意了，认为原本属于他们的税收被集中到了开发区。”谢瑞武书记介绍说，这一矛盾被县里一条规定巧妙化解了——谁引来的资金，税收、投资和产值全部计给谁，还有额外的现金奖励。
这一规定，不但解决了老问题，还激发了各乡镇为县里招商引资的热情。
2006年，双流县地方财政收入达到21.9亿元，比2003年增长了316.9％。谢瑞武说，经济发展了，且不说创造了就业机会等好处，就拿财政来说，政府腰包鼓了，才能用更多的钱改善老百姓的生活。
也就是在财政迅速增长的这几年，原本驾车需要半天时间才能从村里赶到县城的徐开明，如今只要40分钟，原因是三条被命名为各种“走廊”的新建大道，使双流县境内部分原本偏僻的村镇不再行路难。
如今，最远的乡镇到达县城的时间都被缩短到一个小时内。正是这些大道，让徐开明建在家门口的“农家乐”越来越红火。每到周末，许多成都市民赶往这里休闲度假。
这些大道的开通，使鑫山牧业公司总经理曾敬和几个创业伙伴不再担心交通问题了，他们长期承包了三星镇一个贫困村的2500亩坡地，用于发展畜牧业。
如今，他们的公司一年出产2000头无公害肉牛，在成都市场供不应求。当地农民不仅每年从鑫山牧业公司领取地租，而且有约500名农民在公司就业，每人每月可得薪水600元到800元。此外，如果愿意领养公司的牛，还可以按领养的数量得到分红。
“当地农民把公司当成自家的了。”曾敬说，如今，要是有人破坏公司的草地，农民看见后肯定会第一时间打电话通知公司，或者直接去制止。
一切按规划办 双流县的农民集中、土地集中和工业集中，始终都按照双流县的规划在布局。
过去，一些县没有专事规划的部门，即使有，也是个摆设，一切都是按照主要领导的意志进行。而在双流，自从着手“统筹”，“规划先行，一切按规划办”成了铁律。
2005年，双流县投入4000多万元，编制了本县的城乡一体化规划、城市分区规划、产业发展规划等6大类30多项规划。2006年,又进一步修编了场镇规划、新农村建设规划及各类专业规划。如今，双流县上上下下的干部们，都扮演着规划执行者的角色。
新的规划无形中打破了县里各部门的职能划分。比如新农村建设，涉及到农业、水利、建设等多个部门，在具体操作时，很可能出现各部门之间相互“扯皮”。
为此，县里对各职能部门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除了组建专门的农业发展局外，还进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各部门的行政审批职能归并到行政许可科（执行），其他科室的职能调整为管理（决策）和执法（监督）。各部门的行政许可科全部入驻县政务服务中心。
改革之前，多数科室既行使行政审批权，又行使行政执法权，缺乏监督制约机制。同时，到政府办事的单位和个人，无不需要经过层层签字审批，繁琐的环节影响效率且缺乏监督。如今，无论谁到政府办事，只要进入县行政服务中心，就能“一站式”解决。
作为“统筹城乡”的探索者，双流县正在进行着前所未有的变革。为了有效推进各项改革，县里对人力资源进行大力挖潜，不但邀请四川大学等院校的专家前来培训公务员，而且组织干部出外学习、挂职锻炼。
“县里的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只要在职接受正规学历学习，都能100％报销学费。”谢瑞武书记相信，和东部沿海一些发达县竞争，最重要的是在人力资源上的比拼。
“如果我的观念、素质赶不上东部沿海发达县的书记，我就主动辞职。”这是谢瑞武给自己立下的军令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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