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建议中国到2030年建立20个都市圈(名单)

　　到2030年建立20个大都市圈的设想

　　由中国地形地貌决定，中国在未来建立的都市圈必须主要在东、中平原地带，可以建20个。

每个都市圈可容纳5千万城市人口，每个都市圈以120公里为半径，覆盖4～5万平方公里。中国未来的人口和经济也可能都在这些区域内集中。

　　由于目前区域间的经济发展差距，都市圈形成的时间是不同的，我们把人口3千万、GDP产出8千亿元的都市圈称为“发展型”都市圈，人口5千万、GDP产出4.5万亿元（按到2030年GDP年均增速8.5％，都市圈人口占全国城市人口2/3，GDP占80％计算）的都市圈称为“成熟型”都市圈，这样就可以排出20个大都市圈的发育时间表。

　　如果未来人均城市化占地为42平方米，则2030年12亿城市人口的城市占地可为25平方米，道路占地为17平方米，即基本保持在目前城市与道路占地的比例。但由于可用土地空间极为有限，在20个大都市圈内每平方公里城市人口的密度将高达2.4万人，是目前城市人口密度的一倍以上。

　　这些占地面积还要在都市圈内的各等级城市间分配，因为每个都市圈都是有十几个百万以上人口的城市构成的城市群。20个大都市圈可规划成358个城市，其中1500万人口的城市11个，1000万人口18个，800万人口1个，500万人口36个，300万人口88个，100万人口204个。一般来说，越大的城市土地利用越集约，土地占用就少一些。

　　在各国工业化过程中，制造产业的结构变动有共同规律，我们采用发达国家1997年平均的制造业结构作参照，对比目前20个大都市圈所在区域的产业结构现状，就可以大致计算出各都市圈未来的产业结构变动情况，并可为每个都市圈中各个城市的产业进行定位。

　　由于每个都市圈目前的人口基数与未来的增长前景不同，有些都市圈虽然城市人口增长到5千万人，仍不能按80％的城市化率全部吸纳新增城市人口，因此在各都市圈之间存在着人口流动情况，这种情况也存在与都市圈于非都市圈之间，人口的基本流向是人口从西南方向流出，向东北方向流入。

　　都市圈战略的实证与理论分析

　　工业与城市都要占用平地，以人均平原面积比较，中国与东亚地区各经济体类似而与美欧完全不同。日本以人均只相当于美国3％的平原面积也完成了工业化，说明平原面积稀缺不是工业化的障碍，但却必须采取不同的空间结构模式。美日比较，最大的不同是美国采取了全国式分工结构，而日本是都市圈结构，其次是日本的大城市明显高出美国。日本都市圈结构的特点是每个都市圈都集中了3千万左右人口，都有一套相对完整的产业体系，都市圈内部的人口需求基本上可以吸纳掉都市圈内制造业的全部产出，因此日本三大都市圈之间的经济交流很少，1979年只占全部货运量的1.5％。由于绝大部分产品都是在都市圈内部运输，因此1980年日本全部货物的平均运距只有73公里，全部货运周转量只有5千万吨公里。由于大城市化和都市圈化这两个因素，使日本在工业与城市发展中可以大大提高土地使用的集约化程度。

　　中国的人均平原面积虽略高于日本，但是由于农业不能依靠国外，因此工业化和城市化对土地的使用必须比日本更集约。1990年代初期，日本的人均城市和道路占地约为160平方米，中国到2030年按12亿城市人口和5万平方公里城市化可占用空间计算，人均只有42平方米，所以中国更必须走人口和经济都向大都市圈集中的道路。

　　日本在战后多次国土规划中始终是采取反对都市圈政策，因此日本虽有都市圈概念却没有都市圈理论。西方经济学以美欧的经济发展实际为研究对象，而美欧都是平原面积广阔的地形，没有出现过都市圈，也就没有相应的理论，中国如果把都市圈作为调整空间结构的重大战略，则须对这个战略作出理论解释。

　　西方经济学早就注意到规模经济问题，并概括出规模经济的三个层次，即企业、产业和城市的规模经济，但都是从供给角度进行研究。实现三个层次规模经济的好处主要是由于产出规模扩大可以摊低固定成本，产生报酬递增现象，但若本地市场需求有限，供给规模扩大必然带来外运量增加和运费支出，当单位产品运费增加等于单位产品固定费用下降的时候，报酬递增就会转为报酬递减，供给规模的扩大也就到了边界，因此克鲁格曼等人提出的“新贸易理论”中，所谓产业规模可以无限扩大和报酬递增可以无限增加的假设是不对的。西方经济学长期以来以劳动时间为价值形成的单一基础，但由于时空不可分，在价值形成过程中实际也有“劳动空间”消耗，只有当劳动时间与劳动空间消耗同时最低时，价值才能实现最大化。

　　这样就提出了规模经济的第四个层次，即都市圈层次。由于都市圈经济是在最小空间范围内实现供给规模与需求规模的对称，因此产品的空间运输距离最短，运费最低，所以都市圈层次的规模经济，其报酬递增的来源是由于需求在地域的集中而产生的运费节省，而运费节省，也是运输业投资与土地投资成本的节省，这与企业、产业和城市三个层次报酬递增来源都是供给方面的规模化所不同的。

　　若干政策考虑

　　中国的平原仅占国土面积的12％，其中90％集中在距海岸线500公里以内，这就决定了中国的城市化与工业化都只能继续在沿海地区聚集。目前国家有关部委正在落实“十一五”规划中提出的“主体功能区规划”，按照这个规划的思路，恐怕目前的沿海发达地区都会被划入“优化开发区”，即对这类地区今后的外延型工业与城市化都会有所限制。然而，不论从平原面积条件还是环境承载能力看，沿海平原地区都远优于内地。例如如果按照建设用地占平原面积的比例计算国土开发强度，江苏目前只有20.1％，而川、渝一省一市合计已高达50.2％，原因就是江苏的平原面积占本省面积的84％，而在原四川省范围内，平原仅占7％。

　　同时还必须考虑新全球化浪潮对中国空间结构变动的牵动力。在改革开放的30年中，中国大量承接了发达国家的消费类产业转移，目前在发达国家的超市里90％已经是来自中国的产品了。但是消费类产业只是发达国家制造业里的“小头”，在发达国家的制造业中，2/3~3/4是重工业，这个“大头”向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产业转移还基本没有开始，因此未来10～15年，我们一定可以看到一个比过去30年更大的产业转移浪潮，而发达国家重工产业转移的主要指向地，肯定还是中国的沿海地区。中国要加快工业化速度，必须充分利用新全球化浪潮提供的历史机遇，因此在空间布局的战略选择方面，也必须相应做出合理安排，就是继续给沿海地区更多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空间，而不是做出相反安排。

　　如果未来20年仍是要延续过去30年沿海地区率先发展的格局，沿海与内地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就不是缩小而是拉大的趋势。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并不是要求必须缩小各地区间的产出差距，而是要缩小收入和消费水平差距，这就要求必须改革财政体制，加大中央政府在发达与落后地区间的转移支付规模。为此可实行“先集中、后返还”的财政体制，即按统一标准编制各省区和各县级单位的支出预算，由中央统一支付，这样也有利于从根本上打破区域经济封锁，促进都市圈的发展。

　　中国目前一方面土地供应短缺已成为经济增长的重大制约，一方面又存在着土地使用中的严重浪费。例如，目前在许多城市为了景观好看，都对建筑物设置了容积率的上限。以城市建筑物面积占城市建成区面积计算的城市毛容积率计算，全国目前只有0.75，而东亚地区普遍在1～2之间。香港要求单个住宅与办公楼的容积率不能低于15，但上海市目前却要求同类建筑物的容积率不能超过2.5，这样就在中国形成了极大的土地使用浪费。

　　前面说过，中国到2030年城市建设可用耕地面积只能增加55％，而城市人口却要增加2.5倍，仅以此计算，城市毛容积率就必须从目前的0.75上升到2.6以上，单个住宅建筑物的容积率就得上升到8，在大城市中心地带恐怕还要高。所以中国对城市容积率的控制，恐怕不是要限高，而是要限低了。为此中国必须对现有的城市规划标准、城市建筑物标准乃至施工技术标准，都必须进行较重大的重新调整。为此还要控制好地价，地价太低不利于提高容积率。

　　都市圈战略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空间结构战略，也是在市场力量推动下的客观发展趋势，顺应经济规律所制定的发展规划将有强大的生命力，会得到市场的积极响应，而按照日本的经验，即便政府对发展都市圈不积极，市场经济还是会构造出都市圈，只是时间和财富消耗要高，因此从中国“十一五”规划开始，应明确都市圈的空间战略方向，并着手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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