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约的曲折进程

　　1972年9月，当菊花飘香、枫叶正红的金秋，我在纽约(时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听到了中日两国发表联合声明正式恢复邦交的喜讯。

　　在国际和两国国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的推动下，日本新内阁首相田中角荣接受周恩来总理的邀请，于9月25日率大平正芳外相和二阶堂进官房长官及52名高官乘直航专机飞至北京，就两国邦交正常化问题举行谈判。

　　中日两国历史上虽有一段极不愉快的岁月，但我国总理和日本首相经过多轮认真而坦诚的谈判达成了历史性协议。之后，毛泽东主席会见田中首相一行，气氛十分友好。29日，周总理和田中首相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联合声明上签字。联合声明宣布结束中日间的战争状态，恢复邦交，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和平友好关系。这一声明揭开了两国关系史上新的篇章。

　　联合声明的第八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为了巩固和发展两国间和平友好关系，同意进行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为目的的谈判。”我当时完全没有想到，这一光荣使命，即谈判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重任日后竟然落在了我的肩上，我更没有料到，根据联合声明所进行的缔约谈判是那样艰难而曲折。从中日联合声明规定进行缔约谈判到最终完成，竟然整整花费了六个春秋的漫长岁月。

　　1974年12月，在中日缔约谈判拉开帷幕之际，田中因陷入权力与金钱政治交易的洛克希德受贿案而被迫辞职下台。继任的三木武夫首相在党内外反对派干扰和苏联强大压力及其他复杂因素的影响下退缩不前。日本媒体也有不少避免刺激苏联不可自陷困境等慎重反对的论调，在日本国内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在东京举行预备性谈判的同时，根据中日双方的协议，双方在北京也进行了接触。中方以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王晓云为首，日方以驻华使馆参赞秋山光路为首，就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内容和问题进行了三次磋商会谈，但都未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

　　谈判桌外，苏联对日本一直施加强大的压力，其牵制中日缔约的活动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在此情况下，日方更加犹豫，立场进一步后退。

　　1975年10月3日，日本资深众议员小坂善太郎率团访华，邓小平副总理在会见该团时对中日缔约谈判和中国的原则立场作出了很好的概括。他说：中日联合声明中关于反对霸权主义的内容一定要写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这是中日缔约谈判的关键所在，也是中国方面坚持的原则立场。如果日方感到为难，晚一些时间也可以。反正联合声明还在嘛，与其不明不白地作这样那样的解释，还不如暂时不搞为好，不能从联合声明的立场后退。

　　为表示对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重视，邓小平副总理决定亲自赴日本参加条约批准书的互换仪式和对日本进行访问。1978年金秋，从10月22日到29日，邓小平副总理应邀到日本进行为期一周的正式友好访问。我和何理良陪同邓小平和夫人卓琳访日。随行的还有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和夫人，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和夫人等。

　　这是中国国家主要领导人自复交以来对日本的首次访问，受到了日本举国上下一致的热烈欢迎和隆重接待。邓小平以其政治家的超人睿智与高尚风范，得到日本人民的高度评价，有力地推动了中日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互换条约批准书仪式后，日本天皇裕仁和皇后良子在皇宫会见了邓小平和夫人卓琳。这是新中国领导人第一次与天皇的直接会面。天皇表示热烈欢迎邓小平在百忙中不辞劳苦，远道而来，并对日中缔约表示高兴。邓小平回答说，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可能具有出乎我们预料的深远意义，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我们今后要积极向前看，从各个方面建立发展两国的和平友好关系。

　　天皇可能被邓小平大度、诚挚的讲话所打动，他抬起头来离开了外务省和宫内厅为其拟定的谈话稿，临场发挥说：“在两国悠久的历史中虽然一度发生过不幸的事情，但正如您所说的，那已成为过去。两国之间缔结了和平友好条约，这实在是件好事情，今后两国要永远和平友好下去。”日本《共同社》当天发表评论称，天皇在首次会见中国领导人时使用“不幸的事情”这一措辞，是天皇从战争责任这一角度间接地向中国人表明了谢罪之意。

　　在日本期间,邓小平会见了日本社会党,公明党,民社党,新自由俱乐部,社会民主联盟和共产党等六个在野党领导人,广泛地进行了恳谈。

　　在访日过程中，邓小平还探望和会见了已故松村谦三、高达之助、石桥湛山、片山哲、浅沼稻次郎、村田省藏、松本治一郎等曾为推进中日友好出力的老政治家、元老和知名人士的夫人、子女及家属。他还让随行的中日友协会会长廖承志专程去医院探望了正在病中的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中岛健藏先生。日本朋友们对此十分感动。有的家属在与邓小平握手、谈话和合影之际禁不住流下了激动的热泪。

　　邓小平还分别会见了对中日复交作出决断和重要贡献的田中角荣前首相和大平正芳前外相，与他们进行了亲切交谈并合影留念。事后日本报刊和各方人士纷纷感言，认为中国人够朋友。

　　邓小平在日本广播俱乐部联合举办的记者招待会上回答各国记者所关心的问题，是这次访日的一大亮点。他沉着、坚定、自信、灵活自如，又很幽默，特别是就钓鱼岛问题，邓小平答复说：“这个问题我们和日本有争议，钓鱼岛，日本叫尖阁列岛，你看名字就不同嘛。这个问题可以先放一下。也许下一代比我们聪明些，会找到实际解决问题的办法。”这就是后来人们概括成的八个字：“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此次负责接待邓小平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滨野清吾竖起大拇指说：“了不起，只有他才能作出这般深谋远虑的回答。”

　　正如邓小平所说的那样，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生效产生了超乎人们想象的效应。两国高层人士和政要互访频繁，经济贸易往来陡然大增，文化和科技交流旺盛，两国间上百座城市结为友好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