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管制：仅作为审慎监管的一部分(图)

文／弗雷德里克·米什金

　　审慎监管与典型的资本管制存在着不同之处，因为前者关注金融不稳定的根源而不是表象。这种类型的金融监管可以提高而不是削弱金融体系的效率。

　　最近遭受金融危机的国家在危机爆发前都有大量的资本流入，而危机爆发后却有大量的资本流出，很多人要问国际资本流动是不是造成金融不稳定的主要原因之一，需不需要对资本流动加以控制。

　　支持资本管制的理由：金融危机爆发的模式表明，如果政府对银行监管不力，就会鼓励资本流入，并造成信贷泡沫和银行过度承担风险，国际资本流动也就造成了金融不稳定。上个世纪90年代初智利采取资本管制措施，得到了著名的政策制定者、经济学家和媒体的支持，这其中包括美国前财长鲁宾(Robert　Rubin)，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第一副总裁斯坦利·费希尔(Stanley　Fischer)和《经济学家》杂志，因为他们将资本管制视为解决信贷泡沫的途径。

　　资本流出也被经常作为外汇体系危机的原因之一，资本流出造成了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体系不稳定：外方将资金撤出，资本流出迫使当地货币贬值。限制资本流出可以降低危机的严重程度，这种策略得到了保罗·克鲁格曼、丹尼·罗德里克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等经济学家的赞同。

　　反对资本管制的理由：资本管制阻碍了金融市场的自由运行，有许多不利后果。控制资本流入也可能阻碍用于生产投资的资本的进入。此外，金融部门向外国资本开放有助于改革，而资本管制则延缓了改革进程。尽管这些管制措施可以限制信贷泡沫，也会造成大量的资源错配和扭曲。对资本流入的管制可能导致腐败，当企业希望将国外资本引入国内的时候，政府官员可能在获得好处的情况下为其寻求解决办法。而且，在国际贸易开放而且金融工具如此多元化的情况下，资本管制是否能起到效果也值得怀疑。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对资本流入的管制会降低危机发生的概率。相反，事实证明，资本管制可能增加危机发生的可能性。

　　关于金融危机发生原因的分析，并不支持将对资本流出管制作为抑制金融危机的办法。我们发现，汇率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国内经济(比如脆弱的银行体系或者不负责任的财政政策)引发了投机性袭击以及随后的资本外流。根据这一观点，与汇率危机相联系的资本外流实际上是国内经济问题的症状而非诱因。上述观察来自于经验性的证据：首先将资金转移到国外的不是外国人而是本国居民。许多实证性研究支持了这一观点：资本流动或者经常账户的变化并不会预测汇率危机，但是经济基本面(比如银行体系的问题)上可以做到这一点。

　　马来西亚在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采取控制资本外流政策，这产生了许多严重的不良后果。第一，经验证据表明，在危机中采取的控制资本外流政策很少有效，因为私有部门很快就会找到办法规避管制，并将资金转移到国外。这也是马来西亚的资本外流管制政策仅仅实行了一段时间就废除的原因。第二，证据表明，在出台资本管制措施后，资本外流可能加剧，因为公众对政府的信心削弱。第三，对资本外流的管制比对资本流入的管制更容易导致腐败，因为国内居民在危机期间更急于将资本转移到国外，因此愿意付出更大的贿赂。第四，对资本外流的控制使得政府不急于改革国内金融体系，结果是浪费了改善经济的机会。第五，对资本外流的控制即使是短期的，也会抑制资本流入，因为这意味着资本流入后将很难撤走。

　　克鲁格曼、罗德里克和斯蒂格利茨认为，马来西亚在危机之后比其他东亚国家表现要好，这表明它所采取的资本管制措施有助于减轻危机程度。然而，我的看法却有所不同，我认为自己的看法更接近于事实。在危机发生之前，马来西亚的经济状况比其他危机发生国要好，这可以解释为什么马来西亚的危机程度较轻。在危机之前，马来西亚的贷款膨胀现象较轻，贷款不良率也较低，原因是该国中央银行在监管方面比其他危机发生国要好。实际上，马哈蒂尔政府的反市场政策和言论导致了马来西亚危机程度加重。马来西亚资本管制政策的主要影响是给予政府更大空间支持那些有政治联系的企业，加剧了权贵资本主义问题。当马来西亚实施资本管制后，那些政治上有联系的企业股价上升，这一点也支持了管制的负面影响。

　　支持审慎控制的理由：许多例子可以强有力地证明，改善监管可以降低资本流入造成信贷泡沫和银行过度承担风险的可能性。比如，如果限制银行国外借款的增长速度，资本流入的负面影响就可以减轻。这些审慎监管的措施也可以视作资本管制的一种，但是审慎监管与典型的资本管制存在着不同之处，因为前者关注金融不稳定的根源而不是表象。这种类型的金融监管可以提高而不是削弱金融体系的效率。

　　智利所采取的控制资本流入的措施，通常被支持者们认为是资本管制取得成功的典型。但是，它并不是为了限制一切资本流入，而是为了限制可能危害金融体系稳定的短期资本，也就是“热钱”的流入。控制也不是通过直接限制，而是通过对资本流入征税来进行的。这样看起来，就不像资本流入的限制，更像是一种谨慎控制。实际上，有数据表明，智利的资本总流入没有受到这些措施影响，但是流入的资本中更多是长期资本，而不是短期资本。最后智利认为这些措施没有效果，于2001年4月取消了对资本流动的所有限制，完全实现了资本账户的自由化。

　　(本文节选自米什金《下一轮伟大的全球化》一书，中信出版社即将出版此书中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