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婚姻生活

　　孙郁

　　在鲁迅的个人生活中，有两件事对他的打击是沉重的。一个是他的婚姻生活，另一个就是与弟弟周作人的失和。鲁迅生前一直不愿意向别人谈及此事，他默默地承受着生活带给他的困顿，肩负着因袭的重担，长久地牺牲自我，这使鲁迅领略到了人生最大的哀痛。对一个具有鲜明现代意识的人来说，这种家庭的不幸本身，使鲁迅有了更深的悲剧色彩。

　　青年时代的鲁迅，像许多天真的孩子一样，做过一些美好的梦。他有过朦朦胧胧的神圣的情感，也有过对未来生活的各种憧憬。在异国的生活中，这种青春时代固有的激情，我想不是没有撞击过他的心头。但他不是一个情感过于外露的人，他的情感方式依然带有中国人的传统的含蓄意味。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不自觉地牵引着他。在自我的感情世界里，他多少还停留在旧的基点上。爱情这块迷人的圣地，在他那里还是一块陌生的领域。

　　1906年的夏天，对鲁迅来说是一个不平常的日子。母亲不断从家里来信，催他回故乡结婚。几天后，家人又拍来电报，骗他说母亲病了，必须立即回去。鲁迅痛苦地看着电报，心中涌动着焦虑的情感。他望着远方，母亲憔悴的面影开始闪动起来。母亲是他现在唯一最亲的老人，她一生的不幸常使鲁迅黯然神伤，这位坚强的母亲在多年的颠簸中，为孩子们操碎了心。他懂得，他的一切正是母亲的一切。母亲的话，他是不能不听的。

　　鲁迅的母亲此刻正在故乡绍兴急切地等待儿子的归来。自从家境破落之后，她把许多希望寄托在长子的身上。她喜欢自己的儿子，她知道这位早熟的儿子也许最有希望重振自己的家业。因此，当鲁迅到日本留学之后，她既无法掩饰思念之情，又暗暗希望儿子在外面好好闯闯。可是，一个谣言从外面传来，说鲁迅在日本已与一位女子结婚，并说有人还看见他领着孩子在外面散步。

　　母亲自然是懵了，她想，儿子在外面结婚，就意味他难以回来了。对这位在多难中熬过来的人来说，这太可怕了。这不仅意味着她的家业前景暗淡，而且也难以从情理上使这位老妇人想通。于是她一而再、再而三地催鲁迅回来。

　　现在尚没有文字记载有关鲁迅当时回国完婚时的心情。但从鲁迅后来流露出的感情来看，他的内心的难言之苦是那样的沉重。这的确是鲁迅的一个悲剧，但在清末的中国，这种由父母包办的婚姻完全是正常的，司空见惯的。人们已习惯于这种先天预约形式所固定下来的婚姻方式。鲁迅默默地吞下这一杯亲人给予的苦水，爱情的领域仿佛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在他的内心中荒凉地搁置着。

　　婚期越来越近了，鲁迅一回到家中，家里顿时洋溢出喜庆的气氛。家里人忙里忙外，为这位留洋的青年操办起婚事来。鲁迅木然地坐在床前看着这些亲人，他能说什么呢？这些好心的人都被一种神圣的精神所引导着，他们为了鲁迅的成亲，不知花去了多少心血。鲁迅看到，这些日子母亲是最快乐的，她看见儿子回来后，一切都踏实了。母亲的心情鲁迅是理解的，他暗暗地想，为了母亲，只能接受这一礼物，好好地供养吧。

　　鲁迅的这种感情，对方是难以理解的，这位叫朱安的新娘，是个缠脚的旧式女人，像成千上万个普通的妇女一样，她对这一命运的安排是顺从的。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没有半点的怀疑。这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世界，不同的精神与躯体。朱安当时有着一种幸福感，她比别的同龄人要感到一丝自豪，因为她的丈夫是一个有出息的读书人。而且，她也意识到，自己的一切已与周家联在了一起，周家毕竟是一户非同一般的家庭，这里也许会有比一般人多一些的快乐。

　　然而朱安的梦不久就破灭了。丈夫只在家呆了4天，就与弟弟周作人返回了日本。鲁迅的“古怪”，使朱安依稀地体味到一种不快的感觉。

　　绍兴的家从此又冷落起来。朱安陪伴着鲁迅的母亲，一天一天地打发着光景。鲁迅也从日本来过信，但这些短小的信笺，对她来说完全等于陌生的所在。丈夫的一切都是奇异的，就像过路的客人一样。

　　直到4年后鲁迅回到故乡生活，朱安依然对鲁迅有一种陌生感。他们之间平日无多少话，不吵嘴，也不打架。鲁迅尽管对她没有一丝感情，但在面上是不故意伤害她的。旧式家庭生活方式他已习惯了，虽然他知道这是一种难忍的痛苦，但对命运似乎是认可了。朱安除了在生活上可以照顾他外，还会有什么呢？

　　鲁迅回国后，曾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一段时间，一年多后，即在1912年2月，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成立，鲁迅的好友许寿裳向教育总长蔡元培推荐鲁迅成功，于是鲁迅离开家乡到南京任职去了。从此，鲁迅与朱安开始了长达7年之久的分居生活。

　　鲁迅竭力想忘掉这段无爱的婚姻生活，但不愿给妻子和母亲带来不快。他对朱安的生活方式、为人虽提不出更多的不满，但其性情之不投合，语言之无法沟通，对他的精神不能不是一种刺激。但谴责她么？她没有丝毫的罪过。遗弃她么？难道她不是一个受害者？鲁迅只能苦苦地忍着这一切，任时光慢慢地埋葬着自己的青春，埋葬着心底的爱与希望。

　　从南京迁到北京工作后，鲁迅一直独身生活在一间寂寞的屋子里。他一个人长时间地抄着古书，校勘着各种古籍，并且钻研起佛经来。在这些孤独的日子里，他把自己全部沉浸在远古的文化王国里，对佛经、拓本、画像、金石、瓦当、墓志、造像、壁画等，发生了浓厚的兴趣。鲁迅一方面承受着社会黑暗现状的压力，另一方面也忍受着个人生活的悲剧。他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没有温存、没有爱的世界里。他甘愿在古文化中麻醉自我，让生命在无声的苦寂中耗尽。

　　鲁迅很少在文章中写下自己的这种心境。除了曾向好友许寿裳谈过心里的感受外，他差不多一直沉默着。只是在1914年11月26日，我们在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到这样一句话：“下午得妇来书，二十二日从丁家弄朱宅发，颇谬。”字里行间，流露出对朱安的不满。

　　当1919年鲁迅把母亲与朱安从故乡接到北京后，两个人的感情依然像过去那样冷冰冰的。朱安在北京的生活中，就像周家的一个佣人，每天仅仅履行着照顾鲁迅起居的义务。

　　关于这些，俞芳在《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一书中，向我们做了较详细的介绍：

　　朱夫人（一八七九至一九四九）是和鲁迅先生一起搬到砖塔胡同来的，我和三妹都跟着大姐姐称呼她为大师母。大师母个子不高，身材瘦小，脸型狭长，脸色微黄，前额、颧骨均略突出，看上去似带几分病容。眼睛大小适中，但不大有神，而且有些下陷，梳发髻。脚缠得很小，步履缓慢不稳。她当时虽只有四十多岁（比大先生大两岁），可是穿着打扮比较老式，除夏天穿白夏布大襟短衣，下系黑色绸裙外，其他季节的衣服都是色泽较暗的，朴素整洁。从外形看，是旧式妇女的典型模样。平日少言寡语，少有笑容。……

　　……大先生和大师母两人同桌吃饭，饭桌上谈话就很少。大师母如果开口，无非是问问菜的咸淡口味是否合适，大先生或点头，或答应一声，这类是非法的谈话，一句就“过门”，没有下文。然后他们两人静静地各自吃饭。

　　……在砖塔胡同、西三条我所看到的，大先生和大师母之间除些必要事外，谈话很少。有一件事：我猜测这是大先生想的办法，把一只柳条箱的底和盖放在两处，箱底放在大先生的床下，里面放着大先生换下来的要洗涤的衣裤；箱盖放在大师母的屋门右手边，即桌式柜的左边，盖子翻过来，口朝上，里面放着大先生替换的干净衣裤；箱底、箱盖上面各盖着一块白布，外人是不易知道其中的奥妙的。这样，他们间说话的内容就更加少了。在砖塔胡同九个多月的时间里，我甚至连大先生、大师母之间当面如何称呼都不知道；后来也未曾知道。大概是没有称呼吧，背后他们是随着我们的称呼称对方的，如大师母称大先生为大先生；大先生称大师母为大师母或大太太，有时称太太。白天大先生上班或在家做自己的工作，大师母则在厨房料理饭菜，有时在自己屋里做针线或休息，或吸水烟，晚上则各到各自的屋里睡觉……

　　日子过得太苦、太乏味了。朱安的心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也枯萎了。她的情感方式，她的认识事物的角度，依然停留在乡土世界之中。世界对她来说是凝固的，一切都是不可改变的永恒。命运既然把她许配给周家，她没有理由抱怨这里的一切。西三条内的花开花落，岁月流逝，对她并不具有新奇的感觉。外面的世界不属于她，她仅仅属于逝去的日子，属于这个小小的四合院内的一切。

　　鲁迅1926年与许广平南下，永远离开北京城时，她没有表露出反抗的意思。她觉得自己没有为周家生儿育女，是最大的罪过。她甚至希望鲁迅早一点“纳妾”，为周家延续后代。后来，当她得知海婴诞生后，十分高兴。俞芳在回忆录中说道：“现在有了海婴，是大先生的儿子，自然也是她的儿子。她自己无端加给自己的罪名，现在得到赫然赦免，怎不高兴呢！另外她还想到有了海婴，死后有海婴给她烧纸、送庚饭、送寒衣……阎罗大王不会认为她是孤魂野鬼，罚她下地狱，让她挨饿受冻的。于是她精神上得到了安慰，所以很高兴。”

　　鲁迅与朱安的婚姻悲剧，折射出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残酷性。无爱的婚姻是几千年腐朽文化所结的苦果，鲁迅深深地尝到了这一苦果的滋味。在早期的文集《坟》与《热风》里，他不止一次地控诉了旧的生活方式与旧的道德方式的非人道性。鲁迅深深地意识到儒教文化对人的生活的窒息是何等的严酷。他几乎是用带血的笔墨，愤怒地抗议着旧的理念世界扼杀生命的罪过。鲁迅认为“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不知道而赞颂者是可恕的，否则，此辈当得永远的诅咒”（《坟·灯下漫笔》）。在谈到对道德的看法时，鲁迅说：“道德这事，必须普通，人人应做，人人能行，又于自他两利，才有存在的价值。”（《坟·我之节烈观》）在鲁迅看来，旧的道德是以长者为本位，这无疑是对幼者、对青年的摧残。因而，青年人无爱的婚姻生活，正是这种非道德的道德法则的产物。他在《热风·随感录四十》中深切地表达了自己的无爱的困苦：

　　爱情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中国的男女大抵一对或一群——一男多女——的住着，不知道有谁知道。

　　但从前没有听到苦闷的叫声。即使苦闷，一叫便错；少的老的，一齐摇头，一齐痛骂。

　　然而无爱情结婚的恶的结果，却连续不断的进行。形式上的夫妇，既然都不相关，少的另去姘人宿娼，老的再来买妾：麻痹了良心，各有妙法。所以直到现在，不成问题。但也曾造出一个“妒”字，略表他们曾经苦心经营的痕迹。

　　可是东方发白，人类向各民族所要的是“人”，——自然也是“人之子”——我们所有的是单是人之子，是儿媳妇与儿媳之夫，不能献出于人类之前。

　　可是魔鬼手上，终有漏光的处所，掩不住光明：人之子醒了；他知道了人类间应有爱情；知道了从前一班少的老的所犯的罪恶；于是起了苦闷，张口发出这叫声。

　　但在女性一方面，本来也没有罪，现在是做了旧习惯的牺牲。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良心上不肯犯他们少的老的的罪，又不能责备异性，也只好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

　　做一世牺牲，是万分可怕的事；但血液究竟干净，声音究竟醒而且真。

　　我们能够大叫，是黄莺便黄莺般叫；是鸱鸮便鸱鸮般叫。我们不必学那才从私窝子里跨出脚，便说“中国道德第一”的人的声音。

　　我们还要叫出没有爱的悲哀，叫出无所可爱的悲哀。……我们要叫到旧账勾消的时候。

　　旧账如何勾消？我说，“完全解放了我们的孩子！”

　　这是痛苦的低吟，是觉醒中的咏叹，在这里，难道不可以听见来自鲁迅心底最压抑的、真诚的声音么？

　　鲁迅在小说《伤逝》中，也曾哀伤地写出不幸的爱情对人的自我情感的冲击。这是他唯一的一篇爱情内容的小说。在作品中，他以精湛的笔法、悲怆的韵致，勾勒出“五四”青年寻找爱情的心灵的骚动。鲁迅对爱的幸福感的描绘，远不如对失落感的渲染。在爱情的世界里，他的确没有寻找到青春的欢愉。躯体内的青春一日日地逝去了，理想对他都成了幻影，他无法体味到青年人的爱的狂欢。留给他的，大多还是苦涩与不幸。因而，《伤逝》的悲剧，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是融进了作者来自内心的体验。那种绝望的晦气和充满幻灭的心境，犹如一片浓浓的云雾，弥漫在小说的世界里。鲁迅看到了一个空虚的存在，一切希望、爱、欢欣，都在难以摆脱的厄运中消失了。鲁迅叹道：“四周是广大的空虚，还有死的寂静。死于无爱的人们的眼前的黑暗，我仿佛一一看见，还听得一切苦闷和绝望的挣扎的声音。”在这字里行间，寄寓着鲁迅婚恋悲剧的哀歌。它既是对命运的抗议，又是对人生价值的反诘。它给人带来的，的确是撼动心灵的力量和闪烁智慧的启示。

　　（选自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鲁迅与周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