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裁判思维 推进公司法治

　　公司制度是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也是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的发动机。而公司法治的重要守护者就是法院与仲裁机构。正值新公司法颁布两周年之际，《法制日报》公司法务专刊牵手公司法审判业务走在前列的地方法院，认真盘点法院从新公司法颁布和实施以来的公司法裁判成绩，深入总结当前审判实践中存在的争点问题，积极探索提升公司法裁判水准的新思路、新思维，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与学术价值。

　　自新公司法颁布与实施以来，各级人民法院秉于司法为民的法治理念，积极弘扬公平与效率兼顾的主流价值观，依法公平高效地审结了一大批公司纠纷案件，对于确认股东资格，维护中小股东权益，鼓励投资兴业，完善公司治理，维护交易安全，进一步健全现代公司制度，构建和谐社会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但是，当前的公司纠纷案件裁判工作也面临着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与新挑战。首先，经济发达地区的公司纠纷案件在总量持续攀升的情况下，争议类型全面开花，极大地突破了《民事案件案由》列举的传统案件类型。与此同时，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公司纠纷案件也开始呈上升趋势。相比之下，法官的数量与业务素质还不能完全适应公司纠纷案件的审理需求。其次，与传统民事司法活动相比，调解难度有所加大，调解成功率不高。其三，法理含量高、裁判思维存在争议的法律问题越来越多。在公司立法没有规定或者规定不明的情况下尤为如此。对待同一类型案件在不同地区的法院、甚至同一地区不同审级的法院层面上往往会产生相左判决。例如，股东可否查询公司的原始凭证，隐名股东与名义股东的关系如何梳理，就属此类。其四，一些公司纠纷案件不仅涉及公司、股东和经营者的切身利益，而且牵涉人数众多的职工、债权人，甚至于当地社区的经济社会利益，成为当地社会关注度较高的案件。其五，一些地方法院对于一些棘手的、法无明文规定的前沿公司纠纷案件采取了不予受理的消极态度。

　　为了更好地发挥法院在定纷止争、推进公司法治、构建和谐公司方面的重责大任，人民法院应当进一步创新裁判思维，不断提高裁判水准。首先，要树立学习型法官的思维，大兴公司法学习之风，深入对公司法和法解释学的学习。新法一经颁布，新法的解释与适用就成为头等大事。与旧公司法相比，新公司法的可诉性虽然大幅提升，但立法漏洞依然存在。为授予法官必要的自由裁量空间，新公司法还多次使用了诸如“滥用”、“合理”、“不正当”之类的模糊语词。为识别法律规定的应有涵义，为在个案中准确把握模糊语词的应有涵义，法官既要学习新公司法条文，更要学习新公司法条文背后的立法理念与立法思维；既要知其所以然，更要知其何以然；既要学习成文化的公司法典，又要学习相对稳定的公司法原理；既要学习书本上的公司法，又要学习实践中的公司法(包括商事习惯)。例如，前股东可否为确认自己签署的股权转让合同属于显失公平而行使账簿查阅权，新公司法语焉不详。但法官可以运用举轻明重的解释方法，从诚实信用原则、商事习惯以及合同法确认的后合同义务推导出前股东的此种请求权。

　　要树立凡诉必立、开门立案的思维。民事案件不同于刑事案件。刑事法治强调罪刑法定，而商事法治强调私法自治。法无禁止皆可为。可能有法官认为，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试行)》囊括了人民法院的全部受案范围，除此之外的案件法院均无权管辖。这是一种误解。因为，《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试行)》的主要作用在于方便法院分类和统计案件，而非限制受案范围。在市场经济法治国家，法官以法无规定为由拒绝受理民事案件属于违法。法院应当积极受理各类公司纠纷案件尤其是法无明文或规定不明的案件，而不能坐等立法体系灿然大备后再全面介入沸腾的公司生活。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及时修改《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试行)》，不断将法院受理的新型案件纳入法院的受案范围，并注重保持该规定的开放性。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行政权在公司世界中的作用空间会慢慢压缩，但司法权的干预空间则会逐渐拓宽。立法条件、司法条件和市场环境的改善是一个长期而且互动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展开本身离不开法院的积极参与。在立法没有规定或者规定不明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有可能错判案件。但我国实行二审终审制，且有审判监督程序发挥纠偏作用，加之法官业务素养的提升、司法解释的不断完善，有理由相信一审错误判决能够得到法院自我纠正。

　　回首过去，公司裁判成绩喜人；展望未来，公司法治前景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