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论(组图)

　　张心阳

　　在2007年热门关键词中，“中国特色”必是其中之一。早在1982年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将其与“社会主义”一词链接在一起，以洪钟大吕一般声音向中国乃至世界人民宣告的时候，中国这艘古老的航船以更加稳健的姿态进行着新的航程。

　　中国共产党十七大前后，“中国特色”一词几乎覆盖了大大小小的媒体，它一方面说明，经历了近30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和实践是成功的，另一方面显示，只有进一步地坚持它，中国才能取得更大的发展和成功。

　　“中国特色”是一个历史的结晶，历史已无数次证明，中国的事情只有按照自己的特点规律才能办好。千百年来，无论是外来文化的影响，还是仿效外国模式，都没有能够改变中国命运。

　　中国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始于炎黄，相对规范制度的构建始于夏商，而文化的奠基、艺术的竞艳则在春秋战国，至此，“中国特色”已夯下千钧难撼的基石。

　　有传言产生于公元前六世纪的印度佛教，曾经影响过中国的秦始皇，“始皇弗从，乃囚防等”，这是否可信待考，但中华帝国于汉代永平年间受西域佛教影响则是有录在案的，书曰:面对外来佛经，“明帝存时预修造寿陵，陵曰显节，亦于其上作佛图像”，其中洛阳白马寺就是最好的物证。此后，外来文化就像甜蜜招蚁一样，络绎东来，至魏晋南北朝乃至唐宋，各种信徒僧侣可以自由出入中国宫廷，与皇帝作零距离接触。明朝万历，一个名叫利玛窦的意大利人又从南海岸敲开中国的大门，他带来的是基督教。自他在广东肇庆第一站下榻，到踏进神奇的北京大明皇宫，苦苦经营了18年，他要告诉中国皇帝的是，在东方这片广袤的沃土上不能没有上帝，惟上帝才能够把中华帝国送进极乐的天堂。

　　然而，让人觉得有意思的是，无论东教还是西教，似乎都没能撼动以儒学为主导、百家为骨干的中华文明，以及在这一文化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各种政权。不仅如此，而且在这些政权统治下实现了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无与伦比的经济繁荣和科技昌盛，诸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之治等等，同时代诸国无以与之比肩。在西安博物馆，我们可以看到一幅西域来访图，各国使者在辉煌的大唐盛世面前，个个自惭形秽。我们还可以从《马可·波罗游记》中印证，当时的中华帝国是多么让世界称奇。

　　古代的中国只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秀成果，但从不盲目照抄照搬，始终坚持的是中国特色的文化，按照中华民族的特点不断推进发展。它使得中华民族在人类历史上独占鳌头上千年，打造了独树一帜的东方文明。

　　当然，近代以来我们也因种种原因做过仿效他国模式的尝试。19世纪末，当西方工业文明把我们这个当年的强国远远抛到后面并处于被动挨打的时候，晚清政权开始“师夷以制夷”，不只学习他国先进技术，也学强武固防的方式，还曾尝试他国政治体制。也许我们早已不太记得赫德、丁韪良这类人的名字，可当时的中国皇帝授予这些来自欧美的碧眼赤须以一品顶戴官衔，掌握着国家外交、海关和教育大权，目的就是以他国模式改变中国。可结果，一场甲午海战不仅证明了这一切的破产，而且加速了清政权的覆亡。往后自然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然而我们可以看到，推翻帝制后的第一部具有宪法意义的《临时约法》与西域德国的《魏玛宪法》何其相似，被西方称之为“会议之母”的议会制度也曾在中国政坛上展示其令人心旌摇动的魅力。可是这一切都不过是昙花一现，仿效出来的资本主义制度没有改变中国的命运。再往后当然就是在我们这代人经历的“苏联模式”了，其所学不只是政治模式，更有经济模式，意识形态模式。结果不只母体自身轰然倒塌，一切与之相随者也无不穷途末路、改弦更张。可以庆幸的是，中国共产党人较早一步意识到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积弊，超然地走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这一高明的政治远见，是这条特别的道路，把中国从世界社会主义低谷中拯救出来。

　　中国共产党人革命和建设在关键时刻都是“中国特色”的，当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纷纷通过中心城市暴动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人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当抵御外侵不能像西方国家速战速决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的是持久战；当一些国家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不讲条件地“剥夺剥夺者”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人采取的是公私合营、逐步改造。作为无产阶级根本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从来都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证明旗帜的正确，方向的正确，方法的正确。

　　当历史进入一个新起点的时候，善良的人们都不能不想中国将走什么路的问题，他们禁不住要把世界上各种优良的制度品种推荐给当政者。不能否认，这些做法大都是善意的、建设性的，但是几千年历史证明，特别是近代和当代史证明，没有哪一种制度是可以照搬的。如果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那么也必须说，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图一:聚精会神搞建设

　　图二:一心一意谋发展

　　篆刻/魏秀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