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书画缘(图)

另一副笔墨（七）

　　孟伟哉

　　生活中许多事不能假设，不过，在事情发生后回头看时，还是可以作假设推理的，绘画之于我，便是如此。

　　假如我不曾到人民美术出版社供职，我可能至今亦不会与绘画结缘。

　　1988年11月，我奉命出任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我业余时间写了若干年文学作品，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也工作过十余年，许多人知道我是一名文学作品编辑，也知道我是一个文学的作者；到人美社工作，在领导方面，是有些勉为其难的“安排”，在我自己，则是新的难题和挑战。不过，如许多人一样，在童年、少年和青年时期，我也是喜欢图画的。首先是喜欢看，也就是欣赏，此外也试图掌握绘画技巧。在小学、在部队、在战场、在南开大学，特别是“文革”中在“五七”干校，都用钢笔、铅笔尝试过，也购买过美术类图书赏读。但由于无人指导，没有适宜的环境和气氛，只能是一般喜好而已。但既然领导“安排”了，身处逆境长期赋闲之后有了一份工作，我还是很高兴的。几十年服从组织调动已成信念和习惯，也养成一个小优点——干一行，爱一行。

　　人美社的运作规则是社长负责制，每一种书（包括画册）的出版，都要先做效益测算并由社长签字。用盈利的图书保应该出而不一定盈利的图书，算总账时又必须盈利，否则，各种费用和职工工资将不能保证，整个社将不能运转。责任心令我不能不算经济账，事业心叫我不能不了解、琢磨、体会美术创作的特殊性与甘苦。是在这种情况下，我放下系列短篇小说《一百名死者的最后时刻》（只写了37篇），又一次开始美术的感觉和探索。

　　人美社的编审人员中，许多来自美术院校，更有知名的、成名的、优秀的大画家，但各司其职，大家都忙，我不能让别人在工作之余教我，只能自己揣摩——每天晚间，把办公桌清开，铺开毛毡纸墨，这样涂、那样抹，兴趣之浓，忘了时间，不觉疲累，常常直至凌晨4时5时，再将一切收拾好，回家稍事休息，吃一点东西，8时又上班。周末假日，则在家做种种试验，铅笔、钢笔、酒精笔，都用。逢到出差坐火车坐飞机，身上带一小本，将车窗外、舷窗外奇异的景物，包括高空的云形雾状，透过云层看到的大海，或者在飞机的起伏中产生的错觉，等等，都作“写生”或简要“记录”，事后再根据记忆有选择地描画。

　　美术如同文学，可以使人着迷，一旦投入，不能自已。它的线条，它的色彩，它的轻重浓淡，它的变化多端，仿佛有一种神奇的魔力，吸引你，抓住你，使你有探索无穷之感，兴奋复兴奋。

　　失败当然很多。开始阶段，可谓胡涂乱抹。但失败激起的是新的努力，总想画出一些什么。

　　我不想照猫画虎，不想临摹别人，如同文学写作，我想画自己欲画的东西，表达自己欲表达的情怀。渐渐地，由试验笔墨开始，我描画自己人生经历中最强烈最深固最清晰最熟悉的记忆，例如关于故乡，关于童年，关于西北高原，等等。

　　我的自学探索，终被同事们知道，尤其是被人美社老社长大画家邵宇知道。邵宇先生在看过我的若干习作之后，大加鼓励。他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展开两翼的孟伟哉》，在《光明日报》刊出，并热情提议要同我一起办一个画展。他与画家姚奎一起为我选画。这个画展在我到达人美社近一年时的1989年9月，于人美社礼堂举行。我要邵宇前辈的画作为主，他却要我与他各占二分之一的展区。结果，他只拿出二十来件作品，我从速写簿上取下的小幅居多，总数竟达七十来件。这次展览，引来圈内圈外众多人士好奇。

　　1990年我到中国文联工作，1993年年末匆匆忙忙编了一本画册《我的画》。此前此后，乘出访之机，以文会友，在国外举办过两三次小型画展，在国内的北京、太原等地也办过两三次个展。2006年11月，送三件作品到广州，参加“中国当代作家书画展”，算是第二次参加中国作协组织的此类活动。

　　离休将近十年，基本上日日不闲，不是爬格子，便是作画练字。这些事对我，不是修心养性图长寿（虽然也许客观上有此种作用），而是如文学写作一样，是寄情托意，为人生而挥洒。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人与大自然，有多少事应为之欢呼，又有多少事令人悲哀？写一篇或长或短的文，作一幅或大或小的画，也许对人间生活一点作用都没有，但我心如此，情如此，不是无为之为，尽管写得笨画得拙。

　　作画与作文，已是我的日常生活，因为我的头脑总在不断思索。因此，若问，探索绘画近二十年，有何体会和经验？我的回答是：有几支笔好像摸着了它们的脾性，经验则不敢讲；因为，真正的创作，每一次都是情思的爆发，每一次都得从零开始。

　　牦牛与暴风雪（中国画） 孟伟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