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强制不能是脱缰的野马

　　单士兵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分组审议行政强制法草案，草案中有关“强行进入住宅”的条款成为与会人员讨论的热点。许多与会人员表示，行政执法人员进入民宅，必须规定严格的法律程序。显然，规制强行进入住宅，体现了维护私权的正义诉求。

　　这些年，类似于“警察强入民房抓夫妻看黄碟”这样公权力突入私人住宅的现象，就在许多地方上演过。种种擅闯民宅的行为，给公民的权利与尊严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对于这样非常严重的行政强制行为，相关肇事者经常“义正词严”地称，他们的行为，是基于提高行政效率与维护公共利益的需要。殊不知，这样听上去再美好的理由，由于失去了法律的程序正义，其本质只能是对公民合法权利的践踏。

　　厘清公权与私权的关系，并不难。随着私产入宪，随着《物权法》从纸面走进生活，法律已赋予物权的排他性，行政执法机关不能随便进入私人住宅，也就成为应有之义。

　　在现实中，一些执法者的民权保障意识淡漠，做出强行进入住宅之举，就与当前设置行政强制权的法律门槛太低有关，许多层级的行政机构，都会通过红头文件来设定行政强制的权力。显然，遏制种种行政强制权的滥用与泛化，来践行《物权法》保护私产与权利的精神，一个必然的诉求，就是在相关法律体系上及时进行调整与改进，即对于行政强制法，必须要有新的“苛求”。

　　而在行政强制法草案中，规定行政执法人员进入民宅，必须依照严格的法律程序，这样的对法律进行完善的举措，无疑符合“法律是存在于社会的普遍正义原则”这样的法治逻辑。设定这样的法律程序，有助于公权力的脚步在踏进民宅大门时，意识到是跨越一座界碑，只有保持足够的清醒，有着强烈的“回避”意识——只有踩在法律的正义途径上，才不会有跌入深渊的危险。

　　当然，对于规制行政权力突入私人权利禁区而言，仅仅有法律的程序正义，还是不够的。程序上的正义，并不等同于实质正义。捍卫私人权利，需要法律文本来进行规则界定，也需要对有悖于法律原则的行为主体进行惩罚。对于行政强制法来说，我们更寄望在设立相应法律程序的同时，也规定对违背这样法律程序行为的责任追究。事实上，此前一些公权侵犯私权行为发生后，对那些肇事者却往往缺乏应有的惩罚，多是一些流于形式的道歉而已，这是明显不合理的。

　　将行政强制纳入到法律程序之下，并强化对行政强制行为的责任，这是对现行法律体系必须的完善。在今天，任何权力运行，都应该是基于权利保护基础之上的。恰当地规制行政强制，对公权进行必要的规范与限制，才能实现权力与权利之间应有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