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银行董事会细解“娃娃股东”之谜

　　本报记者 方会磊

　　北京银行董事会细解“娃娃股东”之谜

　　“这几年来我们的压力一直比较大。一边是资本充足率要达标，一边要给股东有个好的回报，上市之后这种压力更大了。”10月30日，北京银行董事会秘书杨书剑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如此感叹。

　　自2005年引入外资、冲刺资本市场之后， 10月19日，北京银行正式在上交所挂牌，但随即遭遇“娃娃股东”事件，一时间舆论汹涌。一个半月的“上市公司”经历，可谓五味杂陈。

　　10月10日北京银行立即就“娃娃股东”事件出具澄清公告，然而即便如此，关于这些少年股东背后关系的猜想依然不断。10月30日，北京银行董事会秘书杨书剑、董事办副总经理王玉兰接受本报记者专访，对于包括“娃娃股东”在内的北京银行异常庞杂的非员工自然人股东形成背景进行解析，而此前，公众对部分“娃娃股东”背后可能存有的关联交易曾普遍抱有疑虑。

　　资金难题

　　“要从历史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对于北京银行“娃娃股东”事件，杨书剑称，2004年2月9日，银监会在官方网站刊出名为《实施审慎的市场准入 鼓励民间资本和外资入股现有商业银行》的文章，表示，“银监会鼓励民间资本以及外资入股现有商业银行，参与重组、改造和化解风险，使中小商业银行做大、做强。”

　　杨书剑说，正是由于这一精神，北京银行开始动员各个部门、各个支行的员工进行吸收非员工自然人股东的工作。此前，北京银行自然人股东多系原信用社直接转入合作银行后形成，当时自然人股东持股408295717股；此外，1997年和1998年间，为承接北京银行组建初期原信用社股东退股股份，北京银行又进行了一次自愿入股。

　　2004年第四次增资扩股时期，亦是北京银行新增非员工自然人股东最典型阶段。彼时，北京银行共吸收自然人股东547 名，持有股份100665701股。其中员工股东15名，持有股份310000股；非员工股东532名，持有股份100355701股。

　　“尽管银监会（文章）并没有形成文件，当时我们也是根据领导精神，发展了一部分股东。”王玉兰如是说。王一直任职董事会，曾参与历次增资扩股的具体工作。

　　当时，摆在北京银行面前有两个现实难题。

　　“一个是困难，募集不进来，那个时候法人股东进来，要审你的财务报表，审你的这个那个。”王玉兰说，“所以我们在做动员的时候，也都是找一些亲戚朋友、了解北京银行或者共过事的人，包括我们的客户，而这些自然人股东也的确没有提出看我们的财务报表。”

　　另外一个困难是，在程序上，“不可能在报纸上刊登大面积的募集公告，否则不就是公开发行了么，这个手段也不能做，另外，当时人民银行以及后来的银监会，都一直在盯着资本充足率必须达标。”

　　2005年10月，北京银行向境外战略投资者ING银行和境外财务投资者国际金融公司新募股本1251862908股，每股价格1.9元，募集资金总额逾23.78亿元。杨书剑称，北京银行直至引入境外投资者之后，资本充足率才符合监管机构8%的要求。

　　“2005年之前，北京银行每一次募集资本都非常困难，所以我们在找自然人的时候也都是找了解的、对我们行发展有点信心的，没有信心他就不敢买。”杨书剑说。招股说明书显示，2004年年底北京银行核心资本充足率为3.81％，资本充足率为5.01％，不良贷款率为4.53％。

　　“谁会想到今年上市，股价会到20多，要是能知道今天，我们自己还想多买一点。”王玉兰说。

　　娃娃股东 “正解”

　　网上流传的“娃娃股东”名单之首为吴振鹏，身份证信息显示吴出生于1984年，持股量500万股，为北京银行自然人第一，目前市值逾1亿元。招股说明书显示，吴振鹏是2004年入股，当时吴本人年仅20岁。

　　但本报记者调查发现，身份证号显示户籍为北京市东城区的吴振鹏系独立户头，其下并无家庭关系。对此，杨书剑解释称，吴振鹏系经由北京银行某支行行长介绍才参股。“这个支行行长是福建人，所以也就认识一些福建的民营企业家，吴振鹏也是福建人。”

　　此外，“娃娃股东”中另外两位亦颇有“嫌疑”。其一为彭化（化名），现持有北京银行134万股。北京银行招股说明书显示，1997年1月出生的彭化亦是“娃娃股东”中出生相对较晚的一位，其父母皆为律师，且其父为北京银行法律顾问，其母亦曾为北京银行提供过法律服务。

　　对此，杨书剑解释称，彭化父母曾参与北京银行资产保全部的法律事务工作，并经由北京银行工作人员介绍2004年参股。

　　“（持股时）他肯定是未成年，肯定是他的父母来做的，他父母对这个行有所了解，而且在增资扩股期间，肯定也是有人在动员他来入股，其他人也基本都是这样。”杨书剑称这中间并没有外界猜想存在关联交易。

　　另外一位“娃娃股东”杨之光的身份背景也曾引起公众联想。出生于1988年的杨之光持有北京银行30万股份，其父杨某亦持有北京银行19102股。现在中国节能投资公司任职的杨某，此前曾在北京国际电力开发投资公司任高管。

　　杨某曾属于学界中人，其履历显示，自1986年硕士毕业于中南财经大学之后，曾任教于中央财经大学。

　　杨某任职北京国际电力开发投资公司高管期间，该公司在2000年至2004年北京银行四次增资扩股过程中接连购入法人股，累计持有3.02亿股份。

　　对于杨某父子手中持有的北京银行股份，王玉兰称，同样是由北京银行员工通过发展客户而形成，并且形成时期在1997年至1998年间。“这中间并没有什么关联交易，因为洽谈北京国际电力开发投资公司入股北京银行事情的时候，他并没有参加。”

　　而对于在第四次增资扩股过程中，是否存在老股东未能优先获得增持权利的问题，王玉兰解释称，增资扩股事宜是需要通过股东大会议决，“这些股东也都是知道的”。据王玉兰介绍，事实上，在北京银行前身合作银行成立初期，很多信用社老股东并不看好银行的发展，进行了变现，“也有的老股东留了一部分股份”。

　　化解历史遗留

　　无论是“娃娃股东”还是非员工自然人股东，这一切都始自北京银行组建初期背负的巨额不良资产包袱，而这又是城信社时期丢下的历史烂账。

　　当初将北京区域内大小不一、良莠不齐的90家城市信用社合并重组为北京市合作银行，决策者的初衷即是要借助重组，挽救那些陷于困境的城市信用社，以免引起连锁性金融风险扩散。

　　其中，中关村信用社遗留的不良贷款高达67亿元——这也是造成彼时北京银行财务困难，前景堪忧的主因，亦是北京银行当时极力引入非员工自然人股东充实资本充足率的动因所在。

　　由于当时引入法人股东和自然人股东时，北京银行每股定价为1.9元，但当引入外资时，“外资参股必须要看当时的国际报表，依据国际会计准则，我们每股在0.55元—0.56元，以1.9元的价格计算，市净率是3.4倍。”

　　“实际上，上市时我们的市净率也才3.19倍。”杨书剑说，

　　此外，在财务报表上显示，2004年、2005年北京银行的未分配利润皆为负数，分别为30.71亿元和6.59亿元，主要原因即是担任北京银行审计事务的普华永道要求北京银行必须为不良贷款提足准备金，直至2006年底北京银行未分配利润才由负转正，当期数额为7.06亿元。

　　目前，北京银行遗留不良贷款清收仍在进行。北京银行首席风险官高玉辉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北京银行资产管理部门已清收现金5.5亿元，到年底，北京银行将有一笔大额坏账将进行核销，到时不良贷款率更将有所改善。

　　（本报记者蒋云翔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