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离“过劳死”有多远？

　　周彪

　　当了20多年老师从未请过病假，现在却很想请回病假。我没病，可实在太累了。

　　上半年带两个高三升学班，每周正课14节、双休日补课4节、另加教研组长会2节、班主任会2节、教职工会2~3节（领导有话则长，难以准确计算）、班会1节，每隔一段时间还有高三月考总结会，间或还得参加几次民主党派会议……我自己都不知道那段日子是怎么熬过来的，我都觉得自己简直不是人而是一台永不停歇的机器。

　　好不容易熬到高考结束，该喘一口气了吧，唉，招生大战又开始了：下（中）考点，撒传单，拉关系，找生源，抄名册，打电话……招生忙完，新学期又开始了。接新生，盯军训，忙得四脚朝天，刚消停，又赶上了全国“文明卫生城市大检查”，敝校光荣“中彩”，成为“必检”单位。于是又是一番疲于奔命，从周一到周五，天天卫生大扫除，所有老师坐班待命，班主任随时听候调遣，紧急会议一个接一个……终于熬过了“国检”，教研教改又开锣，除了“年年月月皆相似”的示范课、公开课、汇报课外，又添了新名堂，什么人人都要搞课题啦、高级教师全期开放课啦等等等等。老师们是否有时间有精力可以忽略不计，事实上敝校几乎所有的教师都超负荷运转，不少老师除班主任工作外，一周课时20多节。又碰上换新教材，应付课堂教学已经精疲力竭，哪还有精力和心思搞什么教研教改？教书本来是一种脑力劳动，时下却越来越像体力活了。这恐怕是很多人都无法想象的事，但它却是一个千真万确的现实，真不知这是时代的进步呢还是倒退。

　　3年前，看到36岁的浙大博士生导师何勇、清华大学教师焦连伟和46岁的教师高文焕，因工作劳累过度英年早逝的报道时，心中很是戚然，也曾庆幸自己工作任务虽繁重但还挺得住，离“过劳死”似乎还有一段较长的距离，但近来却明显地感觉到力不从心了，一堂课下来口干舌燥腰酸腿软头发胀。我终于明白我的同行们，为什么会倒在了讲台上了。

　　我不知道像我这样成为教育巨大搅拌机中的一粒身不由己的小石子的老师还有多少，但我清楚地知道如此透支生命和健康，真非我所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