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修正案（六）》对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作了修改，将原窝藏、转移、收购、销售赃物罪改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司法实践中，对“犯罪所得”的犯罪，一般理解和解释为“构成犯罪所得”，甚至理解为“犯罪既遂所得”，笔者对此有不同看法，并探讨如下：
一是与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原则不适应。以收购赃物为例，收购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主要体现在妨害了司法机关对刑事犯罪的追究，而收购赃物数额的多少则是反映行为危害程度大小的重要依据。但若以构成犯罪或犯罪既遂所得来理解“犯罪所得”中的犯罪，则很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如根据某省的立案标准规定，盗窃罪的立案数额为2000元，职务侵占罪的立案数额为10000元。如果行为人收购他人盗窃价值2000的财物则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而收购他人职务侵占价值8000元的财物反而不构成犯罪。司法实践中还常常有行为人多次或为多人窝藏、转移、收购、销售用非法手段获取的赃物案件，虽然他人行为本身都不构成犯罪，只是一般违法行为，但行为人处理赃物的行为却因累计计算，已达到数额巨大、情节严重的程度，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显而易见。但如果“犯罪所得”以“构成犯罪所得”甚至是“犯罪既遂所得”来认定，则上述行为无法被追究刑事责任，显然有悖罪刑相适应的原则。
二是与《刑法修正案六》对该条款的修正目的不一致。赃物是证实和揭露犯罪的重要证据，而赃物犯罪则是将这一重要证据隐藏起来或处理出去，客观上为犯罪分子逃避法律制裁创造有利条件。为了加大对赃物犯罪的打击力度，《刑法修正案六》对原条文作了修改：在犯罪对象上，由“犯罪所得赃物”扩大为“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在犯罪方式上，增加了“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兜底性规定；在量刑上，扩展了“情节严重的”量刑标准。立法者加大打击此类犯罪力度的初衷显而易见，而执法者如果将“犯罪所得”理解为“构成犯罪的所得”，那么执法后果则与此背道而驰。
三是与刑罚体系的完整性不协调。“使法律之间相协调是最好的解释方法”。现行刑罚体系对非法持有、买卖诸如假币、毒品、枪支、弹药等违禁品行为规定为独立的犯罪，而将其他种类的违禁品划定为本罪的对象。如果窝藏、转移、收购或代为销售了此类违禁品，却要以这些违禁品的犯罪所得或犯罪既遂所得来认定，显属不当，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刑罚体系的漏洞。此外在司法实践中，对该罪“明知”的主观故意较难认定，易使涉赃犯罪逃避制裁和打击。如果将该罪的“犯罪所得”理解为“构成犯罪所得”则须证明赃物犯主观上明知是犯罪赃物，既不合理，也不现实。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将“犯罪所得”理解为“构成犯罪”或犯罪既遂，与刑法的原则、目的、功能和体系构建均有冲突之处。正如学者所言：“刑法的解释，就是在心中充满正义的前提下，目光不断地往返于刑法规范与生活事实的过程。”以这样的思维与视角，笔者以为，宜将此处的“犯罪所得”理解为违法所得，其积极意义有：一是增强了执法实践中的可操作性。在证据审查判断中，只要能证明行为人主观上明知是违法所得及其收益，客观上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违法所得及其收益，达到了一定的数额标准或有其他危害情节，则可综合考虑其他因素来定罪量刑。这样既保障了司法机关对刑事犯罪的追究，又减少了执法中的任意性。二是保证了刑罚体系的完整性。将“犯罪所得”理解为违法所得，不但使追缴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纳入到刑法保护的范围，而且使窝藏、转移、收购或代为销售除假币、毒品、枪支、弹药等一般违禁品的情节严重行为也有法可依。三是体现了刑法规范的严肃性。将“犯罪所得”理解为违法所得，不仅与刑法总则第六十四条关于“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责令退赔”的表述相一致，更有意义的是，它还体现了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对司法机关追究刑事犯罪和追缴违法所得的完整法益保护。
（作者单位：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检察院）
《变形金刚2》送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