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纯如 不容青史尽成灰

　　■悼念

　　记忆是活着的人与死者可能有的惟一关系。

　　张纯如离世之前正在作的第四本书，是关于1942年发生在菲律宾的“巴丹死亡行军”。当日七万美军战俘被日军勒令步行离开巴丹半岛，走向“死亡之旅”，战俘其后受到的惨绝人寰的非人道待遇，日后被写进了美国的历史教科书，成为知识分子中的常识。“跟‘南京大屠杀’一样，为了展现‘军威’、吓阻反抗，沿路烧杀奸淫，是那种军队行为模式的极致。当战争到了一个高峰就必然是这样。”

　　“让大家知道人类在什么情形下，会做到些什么事情，大家才会有所警觉和准备。”父亲张绍进盛赞女儿的理性之于她工作的意义，“那些在南京杀人的日本兵，他们回到国内的话，也是父亲、也是儿子、也是丈夫，也是一个普通的人，那么为什么会在这种情况下造出一个这样残忍的事情呢？纯如就在研究这个人性。她在书里讲了日本人是怎样去训练他的士兵，怎样把他从一个普通人变到没有人性。当人被教育用‘优胜劣汰’的眼光来看待落后的邻国，其结果必然就是视践踏弱者为理所当然，甚至消灭其身躯都成为自然的法则，对生命的漠视和对人道的轻忽，种种人性的扭曲才共同催生出这样的残忍意识。如果不把这些事情写出来，我们下一代不知道的话，这种事情将来有可能再发生。”

　　做母亲的则懂得女儿为什么不能回头：“仅仅听一句‘他杀了很多人’，跟你真的看到这种残杀、看到那种死亡是多么痛苦，那种感受是不一样的。当然我也不希望、不喜欢去看，纯如写的时候她要给我看我都不看，我知道是很痛苦的。但我知道，假如你不去讲真实的情况的话，人家也不会感动。不感动的话，有一天他就会漠不关心。”

　　“同情是一种不稳定的情感。它需要被转化为行动，否则就容易枯竭。”美国学者苏珊·桑塔格在她的最后一部著作《关于他人的痛苦》中这样写道。

　　记忆是活着的人与死者可能有的唯一关系。

　　张纯如离世时，她的儿子才两岁。现在小克里斯多佛已经5岁了。张盈盈不无伤感地告诉记者：“他对母亲的印象已经很模糊了。”三年前，在张纯如的葬礼上，同是畅销书作家的美国人詹姆斯·布拉德利曾伫立她墓前，诵读他写给她的颂词。詹姆斯·布拉德利是二战老兵之后，他的父亲是在塞班岛把美国国旗高高举起插向大地的那四名美军士兵之一。那张著名的照片名垂青史。半个世纪后，正是在张纯如的鼓励之下，布拉德利把父亲的故事写成书，后来又被拍成电影，就是那部《父辈的旗帜》。

　　葬礼那日，布拉德利给张纯如的颂词是以向小克里斯多佛倾诉的口吻写成的：

　　克里斯多佛，你的母亲是张纯如。

　　她写了一些令人不快的历史事实，这些事实让人难以忘怀。

　　2004年，你的母亲去世了。

　　此后，我设想你也会继续找寻那些你母亲无法讲述的故事。

　　在找寻关于我父亲故事的过程中，我了解到在那场残酷的塞班岛战役中，有200名痛苦呻吟的年轻士兵死在我父亲的怀里，他当时是一位军医。

　　同样，在找寻你母亲的故事的过程中，你也将会了解她把数百、数千，不，是成千上万在痛苦及惨叫中死去的受害者记在了她的心里。

　　张纯如感动了数百万人，她将永远被全世界的人民以各种各样的方式铭记在心。

　　四年前，我建立了詹姆斯·布拉德利和平基金会。

　　基金会将把美国的高中生送到中国和日本生活学习一年。

　　两天前，我们的董事会开会决定，从现在开始，我们送去中国的美国学生将成为基金会新设立的张纯如纪念奖学金的获得者。

　　基金会的目标是建立跨文化理解，为了将来的某一天，像我父亲那样的手臂不再会抱着将要死去的人……而像你母亲那样的心也不必记住在战争中死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