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军政府迷局

　　合法性来源：政绩

　　“军政府”常让人联想到暴力、压迫和腐败，但历史并非如此黑白分明。

　　亚洲国家二战后脱离殖民地独立后，农耕社会和与现代民主社会相碰撞，初级的民主政治伴随的是腐败、政府低效，这些构成了军队领导人夺取政权的民意基础。印尼的苏哈托政权因此而起，1999年发动政变的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同样因此而起。

　　军政府结束了国内的腐败和无秩序，重新给百姓带来生活的稳定，这也成为他们执政的合法性来源。

　　按东南亚研究学者、华南师范大学副教授唐昊的分析，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实现独立的亚洲各国，在争取独立过程中，军队在斗争中迅速发展壮大，并吸引大批的精英。“在这些国家，军队扮演的常常是政权监督者的角色。政府干得好，军队不做声，干得不好，军队便出面监督了。”唐昊说。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军人统治在东南亚普遍回潮，军人挟持这些国家进入威权政治时期。但历史的吊诡是，恰恰在这一时期，东南亚许多国家都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成绩。

　　军人们意识到，要延续后续的统治，必须获取新的合法性。他们通常不认可通过选举当政，认为是回到民主的无秩序状态而加以否定，余下的选择便只有政绩的合法性——发展经济，让民众认可军政府统治。如拉美的智利、阿根廷到东南亚的印尼和泰国，自上世纪60年代起，军政府在带领国家求发展方面可谓不遗余力。印尼实现了连续三十年的经济增长，而泰国成为后发国家中的先进代表。

　　巴基斯坦在军人政府统治时期，经济上的表现和维持国内秩序上的表现也明显强于民选政府。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傅小强介绍，巴基斯坦的民选政府代表大地主阶层的利益，未上台几年便腐败丑闻缠身。而军政府上台之后，首先强力推动利益再分配，往往更照顾中下阶层的利益，相关的经济政策也更易于推行。

　　这几年来，虽经历“反恐”和极端主义势力的不断干扰，巴基斯坦自2003年以来连续实现了经济增长，年增长率达到7%以上。按傅小强的观察，巴基斯坦政局陷入一个周期性变化：军方统治时社会稳定，在财富分配上向中下层民众倾斜，腐败也不严重，但接下来政府就面临还政于民和回归民主的要求。

　　而一旦回归民选政府时代，没过多久又会贪腐频仍、社会动荡。这时，普通民众对社会稳定和发展经济的愿望，又将超越对民主的需求，构成了下一个军政府的民意基础。

　　唯一的例外是缅甸。吴奈温上台之初便强力推行“国有化”，将大批银行、商业直接收归国有。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独立时差不多是东南亚最富裕国家的缅甸，已经成了世界最穷的国家之一。今年10月，一位仰光的记者到泰国参加一场国际会议，竟然要找同事借皮鞋穿。

　　但历史的悖论是，当这些国家的经济社会得到发展，中产阶级发育，新兴的社会力量蓬勃发展，军政府政治上的好运便结束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从南美洲到东南亚的不少军政府纷纷瓦解，代之以民选政府。

　　泰国的经济腾飞壮大了城市中产阶级。在民众日益强大的民主呼声下，1992年的大规模反军政府游行深刻改变了泰国的政治制度。游行被军方血腥镇压后，国王普密蓬严厉斥责，令军队领导人在他面前长跪不起。之后的十多年里，泰国基本上摆脱军队力量的统治，迈入民主政治时代，并在十年的时间内一跃成为亚洲民主的新样板。

　　而在缅甸，在经济上“不作为”的军政府却通过多年的苦心经营，确立了军队在国家的唯一领导地位，其政治寿命远胜过印尼、泰国和阿根廷军政府。即使在1988年群众运动的惊涛骇浪中，他们仍然能够屹立不倒。9月底僧侣示威游行之后，缅甸军方领导人丹瑞大将的执政稳定性，也远强于风雨飘摇之中的穆沙拉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