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医改的民营化试验

　　深圳医改的民营化试验

　　以深圳的弹丸之地，何以吸纳了全国民营医疗资本的三成之多？深圳医改的民营化试验能走多远？

　　★ 本刊记者/杨中旭

　　11月10日是周末，但值班的医生李敏还是一早9时就赶到深圳市深联医院平湖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她们都是从总医院转诊过来的。”李敏说。

　　2005年底，深圳市卫生局对民营医疗机构解禁，深联医院董事长廖志仁抓住机会，让自己名下的社康中心从4个变成了5个。多出来的一个，就是距离深联医院只有百米之遥的平湖社区健康服务中心。廖志仁说，总医院现在的门诊量大了，依托深圳卫生系统建制良好的双向转诊平台，平湖社康中心可以缓解总医院的就诊压力。

　　廖志仁是解禁过程中，向卫生系统申请开办民办医疗机构1300人当中的一个。两年前的那次解禁浪潮中，深圳新增了405家民营医疗机构，包括医院、门诊部、诊所和社区康复中心。而深圳民营医疗机构在数量上的全国老大地位也进一步得到巩固。深圳市卫生局局长江捍平告诉本刊，深圳市医疗机构已经超过2000家，民营机构达到了七成之多。另一个说法是，仅深圳一市的民营机构数量，就占据了全国1/3的份额。

　　民营浪潮

　　和绝大多数民营医院一样，廖志仁的医院也是“大专科、小综合”，被问起这家综合性民营医院的特色时，廖的回答是：创伤、产科、微创。作为龙岗工业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平湖街道企业颇多从事机械加工等生意，工人的身体创伤、尤其是手部微创就成为这家医院的重要病源。仅仅 11月10日一天，创伤科的住院人数就已经达到了36人。

　　这家于2000年成立的二级丙等民营医院尽管在卫生局备案为综合性医院，但当时并不是所有科室都获准组建，例如深圳市卫生局一直严控的产科。而创伤和产科正是廖志仁兴办深联医院的理由。

　　根据深联医院行政总监陈全宜的统计，深圳人口比例严重失调，“好一点的城区为1：7，严重点的就是1：11。”女工众多的结果带来产科兴旺的同时，处在远郊的龙岗、宝安两区产妇，却不得不忍受大医院的拥挤与高价。

　　“产科非比寻常，在婴儿死亡率等关键指标上要求极其严格。考虑到深圳民营医院的历史还不够长，技术条件暂时还不具备，深圳市卫生局一直没有放开对民营医院经办产科的审批”。深圳市卫生局医政处的一位工作人员说。

　　在深联医院和凤凰医院各项硬件设施达标之后，终于在2003年8月20日瓜熟蒂落，首批获得“母婴保健技术执业许可证”。随后，又有19家民营医疗机构获此资格。“大医院分娩要两万，我们这里剖腹产只要三千，顺产只要一千五。”陈全宜说。

　　低价策略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患者，到了2007年，深联医院平均每天的就诊人数已经接近千人，年就诊人次超过30万，“可以说，我们在这里已经扎下了根。”廖志仁说。

　　在深联医院大发展的数年间，深圳市卫生资源的不合理配置也日益凸现出来。深圳市卫生局局长江捍平在2006年的一篇报告中这样写道：相对于深圳市人口快速增长的状况，卫生资源配置明显滞后于医疗市场需求。深圳市每千人口床位2.04张、每千人口医生1.40人，远低于北京(6.31张、4.21人)、上海(5.64张、3.24人)、广州(6.22张、3.37人)等中心城市，处于全国副省级以上城市最低，甚至低于全国城市平均水平。

　　在这种背景下，深圳市民营医疗机构的井喷似已无可阻挡。尽管市卫生局按照市政府的要求，在几个城区内分别规划建设一家新公立医院，在建的滨海医院投资亦在数十亿之多，但这显然无法完全缓解“粥多僧少”的格局。早在2002年江捍平担任卫生局副局长期间，就提出各区不再按行政人口限制民营医疗机构的准入数量，而是全部放开，只要达到分数的，一律批准开业。2005年8月，江出任局长，民营化大潮也就此拉开。

　　浪潮初始的两年，带给深联医院更多的却是压力。在它周围，几乎是一夜之间就出现了五六家新门诊部，分流了至少20%的患者。“本来，我的目标是明年达到40万就诊人次的。”廖志仁说。

　　现实的压力逼着这家已经打出品牌信誉的医院变得更加严格控制行政成本，“现在我一个人，把行政院长、办公室主任、宣传部长、宣传干事的活儿全包了。”陈全宜说。投资方也开始加大对技术人才、科研、设备方面的投入，同时在医院收入总费用不变的前提下，削减患者用药费用。在陈全宜看来，相对于周边的门诊部，深联医院的技术优势和药品优势还是较为明显，从长期看获得更多患者垂青“不是问题”。

　　民资环境

　　在深圳民营医疗机构资本中，福建人(主要为莆田人)拥有九成以上的份额。

　　上世纪90年代初，秉承市场经济体制确立的东风，大批莆田人闯进特区，如今一家规模很大、广告很多的一家民营医院老板就是其中之一。当时，他租下一座部队卫生所的一栋楼，开始了性病门诊生涯，从而掘得第一桶金。随后，该老板收购并购多家医院，触角也从珠三角拓展到了长三角。

　　但性病诊所带来的各种问题，诸如小广告、假药甚至黑诊所，让深圳市卫生局在1995年至1996年间缩紧了民营医院的审批。在进行大规模整改后，深圳对民营医疗机构公开实施准入制：申请开业的民营医疗机构负责人在通过统一的业务考试后，由临时从各医院抽调的30名专家组成的审批委员会对其开业资格进行最后认定，透明度相当高。1999年，深圳成为全国第一个统一规范医疗制度的城市。

　　“深圳这边的好处是，哪怕我是民营，但只要达标，该得到的一样都不会少。”廖志仁说。陈全宜则说，起码从硬件方面，深圳市卫生局对民营医疗机构没有丝毫的歧视。5月9日，分管卫生的深圳市副市长李铭视察民营医院时表示，政府对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一视同仁，请投资方放心，政府决不会也不准许搞歧视。而类似的表态，在大大小小各种场合，江捍平已经说了很多次。2006年，深圳市人民医院一位医务科长辞职，跳槽到一家民营医院做院长，江就颇为赞许。

　　面对政府的透明化管理，民营机构的投资者中很少有人退缩，无论是已经完成原始资本积累的先行者，还是实力雄厚的后来者，都开始欢迎这种规范化管理。 一些民营医疗机构的后来者，更联合一些正在洗脱原罪的先行者，展开了一系列挽救民营医院信誉的诚信活动，相关的论坛、自律倡议、捐赠络绎不绝。

　　卫生局一位人士告诉本刊，现在的民营机构已经具备相当实力，透明化管理垒高了这个行业准入门槛，带给他们更多的是好处。民营资本方另一种解释则是：深圳政府的不合理摊派微乎其微，这是内地无法企及的环境优势。

　　一位从内地转战深圳的投资者告诉本刊，他的体会是，企业在内地很难做大做强。在他所在的内地，优秀企业凤毛麟角，各种摊派让他不堪其负；而在深圳，实力雄厚的企业太多，即使政府有些摊派，也可被众多企业“联合消化吸收”。

　　动力累积

　　尽管民营医疗机构的数量已经达到了七成，但深圳市卫生局人士也同时承认，其资本份额在整个医疗市场的盘子中甚至不足一成。人才、科研、历史沉淀等先天劣势，让民营医院仍然只能充当公立医院的“有效补充”。

　　“我们处在艰难的爬坡期。”深联医院董事长廖志仁说。

　　相对于公立医院医护人员的实际收入，廖志仁表示，深联医院比内地高，比深圳低。

　　深联医院行政总监陈全宜2003年从江西转战深圳时，曾经请求原医院放行，核销他在当地的医师登记，从而可以顺利完成在深圳的注册。但院方的答复是：作为副主任医师，你可以走，但是要交还副主任医师的3000元培训费。急于与家人团聚的陈除了交钱，别无选择。

　　“陈总监还算是幸运的。”廖志仁说，“一些比较权威的专家，内地医院根本就不肯放给我们。”在他看来，现行《医师法》有重大缺陷，因为医师不被准许在异地注册，除非得到原单位批准，“市场经济条件下，这部法律仍在延续计划经济时代的规则”。而人才，恰恰是民营医院发展的最大瓶颈。

　　在陈全宜离开之后，一些与他学术水平相近的同事纷纷成为主任医师，远在深圳的他却在职称问题上原地踏步。“虽说都可以评，但民营医院医生职称上升通道不畅是众所周知的问题，民营医院的科研力量毕竟还无法与公立医院相提并论”。

　　“在深圳市的范围内，可以这么说，政府已经在职权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对民营资本予以了扶持。”廖志仁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换言之，当地政府已在硬件的平等上做足了功夫，而软件上的一些缺憾，就已非一个副省级政府所能解决。

　　2003年，廖志仁曾经接近于成功收购马鞍山市第二人民医院，在与当地市委书记签署了收购意向书之后，遭到了医院上到院长、下到职工的巨大阻力。事业单位的铁饭碗、福利待遇乃至灰色收入成为廖志仁所碰到的实际难题，“这也是更多民资喜欢收购企业医院的原因，这方面的阻力总会少一点”。

　　随着《深圳市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于2007年8月13日的下发，让民营资本看到了进一步进军公立医院的希望。据深圳市体改办郭小洲处长透露，在这份方案中，医院成为位列学校等机构之后的第二批改革行业。改革完成后，深圳市公立医院将取消行政级别，转为雇员制。“我们现在很少说什么了，只是在耐心地等待。”廖志仁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从体制改革角度审视本次民资医疗机构的扩张，你可以发现，其中缺少‘医改’成分”，郭小洲处长说，“问题是，现在深圳公立医院资本份额占九成以上，直接改革未必改得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