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事务所发展之道

　　刘桂明

　　在成都，国浩系第八家律师事务所诞生了。

　　在郑州，大成系第八家律师事务所即将诞生。

　　本来，这是两个大所自己的大事，不一定是我国律师业的大事。但考虑到这两个大所竟然同时拥有了自己的第八家律师执业机构，这对我国律师业渐渐兴起的做大做强趋势，不无积极而深远的导向意义。尽管在他们之间，互相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但他们之间共同的探索与积极的创新，对其他正在思考如何做大、正在探索如何做大的律师事务所，将具有必然而自然的启发意义。

　　在我看来，这两个第八家有相同的一面，也有不同的一面。相同的是他们的品牌影响力，新成员所四川四方达律师事务所与河南新发展律师事务所均已在当地乃至全国拥有一定的知名度、品牌度的律师执业机构，均被评为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不同的是他们的加盟方式，此次成为国浩律师集团事务所新成员的四川四方达律师事务所并非采用以往成为分支机构的方式加盟，而是采用战略合作的方式加盟。双方签字并互换备忘录，四方达的一切不变，予以保留。而成为大成律师事务所新成员的河南新发展律师事务所则将启用新的所名，实行新的管理模式。用一句形象的话说就是，前者像是结婚，后者正如嫁人。

　　联想到由英国路伟国际律师事务所发起、联合大陆内地九家律师事务所参与，并于9月13日在北京成立的中世律所联盟，我们更加感觉到大所不断做大的潮流越来越快、越来越猛。我们看到，加盟中世律所联盟的九家内地律师事务所，均为国内的品牌律师执业机构。

　　这是我国第一家跨国律所联盟，它们的出现，的确给国内的同行不小的震动。正如九年前的6月国浩律师集团横空出世一样，给许多律师执业机构巨大的反响。一个新生事物的出现，有人叫好，有人质疑，有人反对，有人观望，都是正常的。但这一切都无法阻挡新生事物的前进步伐。

　　如今，九年过去了，国浩律师集团从当初的北京、上海、深圳三家所发展到了杭州、广州、昆明、天津等七家律师执业机构。如今，第八家律师执业机构又在成都诞生了。去年5月，国浩第七家律师执业机构在天津诞生时，我还曾在祝贺之余，对“国浩现象”作了一番评议：国浩之所以为国浩，就在于其成立模式的不可复制性、发展模式的不可替代性、改革模式的不可或缺性。

　　于是，我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国浩发展的见证人。尽管我已经不在为律师打工的工作岗位上了，但我上周还是应邀来到了成都，又一次见证了国浩的喜悦与快乐。

　　对大成来说，我则成了他们的牵线人，也就是红娘。大成重庆分所的诞生，就是去年在重庆举办第三届中国青年律师论坛期间，我无意牵线的结果。为此，我居功自傲。于是，在今年9月举办的大成律师事务所成立15周年庆典上，无法到会祝贺的我强烈要求给他们发了一封贺信并在会上宣读。

　　相比国浩来说，大成所的做大模式，又别具意义。他们除了要求更改律所番号、统一管理模式之外，基本上不再对分支机构作强行要求。记得当时河南新发展所李煦燕主任单独征求我的看法时，我当即对大成模式给予了积极的评价。于是，在这种模式的导引下，大成所从当初的北京一家，发展到了今天的上海、天津、成都、重庆、哈尔滨、武汉乃至本周即将诞生的郑州分所等八家律师执业机构。

　　上个月刚刚修订通过的新《律师法》不管将带来多少变化，其中有一个变化我们不能忽视，那就是在律师执业机构上的发展变化。因为律师组织形式的改革与调整，大所将越做越大，小所将越做越精。大所也好，小所也罢，都是我国律师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律师业的重要元素。

　　这里暂且不论中小律师事务所的发展战略问题，只是看看大所的发展策略。目前看来，我国律师事务所的做大模式，无非就是以下三种情况：一是自然做大；二是合并做大；三是联盟做大，是“统而不独，独而有合，合而渐并，并则多赢”的联合体。这种联盟做大模式的律师执业机构有：除了由北京天达、上海联合、广东星辰、重庆星全、南京法德永衡、天津张盈、辽宁同方、内蒙古建中八家律所组成的“八方律师联盟”，还有香港律师吴少鹏于1994年发起的“长江律师联网”，然后就是英国律师吕立山发起的“中世律所联盟”。当然，也有诸如“山东律师(德衡)联盟”这样的省际律师联盟等。

　　有一种潮流叫越做越大，但目的是越做越强；有一种趋势不叫越做越小，而是希望越做越精。作为潮流，已经流到了眼前，我们无法视若无睹;作为趋势，已经势不可挡，我们不能司空见惯。

　　我们怎样做大做强，我们如何做小做精，对执业律师、对管理人员来说，绝不是一个多余的问题。

　　其实，不管是做大做强还是做小做精，关键是做好。正如我去年在赣州给江西南芳所的赠言：“不一定要做大所，但一定要做名所；不一定要做名所，但一定要做强所；不一定要做强所，但一定要做好所。”

　　做大只是形式，做强才是目的，做好则是目标。（摘自法律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