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实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

　　内容提要

　　科学技术虽不等于战斗力，但决定战斗力的诸要素。所谓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实际是在新技术推动下出现的变革链条。在这个变革链条中，重要的是完善“三个机制”，突破“两个难点”，把握核心作战能力，坚持自主创新，以创新型国家为基础，建设创新型军队。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要坚持科技强军，按照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战略目标，加快机械化和信息化复合发展，依靠科技进步和创新，切实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深入研究什么是战斗力生成模式，科技进步与战斗力生成模式的关系，以及战斗力生成模式转变的规律和途径，对于实现我军建设向信息化转型，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对科技进步与战斗力生成模式相互关系的解读

　　战斗力，即武装力量遂行作战任务的能力。一定时代的军队战斗力，实际是这个时代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军事上的集中体现。军队战斗力的强弱，通常由三方面因素决定：一是人员素质，二是武器装备的质量与数量，三是人与武器装备的结合方式。由此不难看出，战斗力并不等于科学技术本身，也不是单一的武器装备改进的结果，而是由综合因素决定的。

　　科学技术虽不等于战斗力，但决定战斗力的诸要素。新技术的出现，往往最先用于军事；新技术用于军事，往往首先转化为武器装备，进而才形成作战能力。军队和战争发展的历史阶段，就是以武器装备使用为标志划分的。从冷兵器时代、机械化战争时代到信息化战争时代，都明显打着科学技术的印记。

　　武器装备的发展，首先使战斗力的技术构成发生变化。在以往，战斗力的技术构成主要是打击力、机动力、防护力和保障力。进入信息时代，这个技术构成中又出现了信息力、结构力、认知力和目标选择力。打击力也由以往的毁伤能力，表现为精确打击能力。

　　随着军队技术构成的变化，人员素质必需与之相适应的提高。未来的信息化战争时代，人的一部分智慧和能力，物化到了技术装备上；人与技术装备从相结合到相融合，从信息化到“无人化”，智能化武器装备渐居主导地位，知识与智慧对军人来说将愈来愈重要。

　　恩格斯说，武器装备的发展，必然引起作战方式的变革。为适应新的作战方式，军队的整个结构方式和编组方式、教育训练等，都要随之变革。于是，就产生了不同时代的军队编制体制和管理模式，以及人才培养、军事训练等新的内容与方法。

　　战斗力生成模式的转变，就是这样一个在新技术推动下的变革链条。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个变革的链条上，各个环节对战斗力提升的力度是不一样的。当新技术转化为新的武器装备，它对战斗力的提升只表现为战术效益，军队还没有发生质的变化；只有当武器装备引发作战方式、编制体制、管理方式和教育训练模式变革时，它对战斗力的提升才表现为战略效益，才使军队战斗力发生质的变化。当年八国联军攻进天津时，清军十几万京畿部队，所拥有的火枪火炮远超过敌人，但由于清军没有改变军事力量结构，没有变革作战方式，还是以传统的步骑兵与敌对阵，结果不到两万人的外敌，就把清军打得落花流水。

　　因此，依靠科技进步实现战斗力生成模式的转变，是一个全面推进军事变革的过程，是一个推进决定战斗力的诸要素按照未来作战需求进行转型的过程。

　　我们只能从军事变革的历史发展中，考察战斗力生成模式转变的规律；只能通过新军事变革的实践，实现战斗力生成模式的转变。

　　建立和完善依靠科技创新生成战斗力的机制

　　建立和完善从科技创新向战斗力转化的机制，是战斗力生成模式转变的基础性工作。从一定意义上说，新的战斗力生成模式，就是新的科技创新转化机制。适应军事变革，完善人才培养机制。

　　人与武器的关系，是战争理论的基本命题。必须承认，与机械化战争相比，信息化战争对人的数量需求呈不断下降之势，“武器排挤人”的现象更加突出，武器控制战场的能力大幅度增强。美军在海湾战争中，投入兵力54万余人。几年后的伊拉克战争，只投入了20余万人。人员数量少、信息化程度高的军队，比人员数量多、信息化程度低的军队，具有更强大的作战能力。但是，信息化战争仍是人的博弈，人的主体地位并没有动摇。战争计划的制定、作战样式的创造、战争谋略的运筹、作战行动的实施，无一不是靠人来完成的。在这里，有人武器与无人武器的区别，仅在于一个是人直接操控武器，一个是人遥控武器；有形战场作战与无形战场作战的区别，也只在于一个是人在操控武器平台，一个是人在操作计算机等信息平台。当然，信息化的武器装备需要人，也更挑剔人。因此，转变教育训练观念、思想、内容和方法，形成新的人才培养机制，就成为战斗力生成模式转变的第一要务。

　　建立军民兼容的科技创新机制。现代社会蕴含的巨大科技创新能力，是军队战斗力提升的雄厚基础。建立军民兼容的科技创新机制，是发达国家普遍追求的重大国策。日本政府曾提出，日本的每一项科技发明，都要想一想对自卫队的战斗力提升有无帮助。在美国，80%的科研人员直接或间接地为国防服务。从1994年佩里任国防部长开始，美国的科技创新进一步实现了军民兼容。我国的人才资源丰富，蕴藏着巨大的军事创新潜力。在支撑科技发展的基础条件已初步具备之时，更呼唤一个良好的军民兼容机制。

　　建立军事科研成果转化机制。我军内部同样蕴含着巨大的创造力。从全军科研院所每年的科研立项，到获取的国家、军队科技创新的众多奖项，充分表现出我军科技专家在军事创新中的主力军作用。从科技大练兵、“新三打三防”、装备建设上的“两成两力”，到各部队靠自身力量积极主动地推进信息化建设，充分显示出广大官兵的创新热情和智慧。我们需要建立一种制度，使这种创新活动和积极性保持下去，使之经常化，有序化；我们需要完善一种机制，使来自各个渠道的创新成果，能够按作战需求及时转化为战斗力生成的实际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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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努力突破力量结构与作战方式变革两个难点

　　实现战斗力生成模式的转变，最难的是军事力量结构调整与改变。军队的信息化，必须以组织结构合理化为前提；我军要提高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也需要把军队结构变革作为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当务之急。

　　就世界新军事变革的趋势看，军队新结构的基本特征，是“模块化编组、积木式组合”。与此同时，新概念武器和空间作战平台，逐步成为现代军事装备的新成员。如高能激光武器、电磁脉冲武器、高功率微波武器等定向能武器，电磁轨道炮和电热炮等功能武器，进行网络攻击的计算机软件，专门用于摧毁或破坏装备与设施的化学物质类武器，以及其他类型的反装备武器日益成熟并在战争中运用；导弹防御技术的发展和包括激光作战卫星、动能武器卫星，和空天飞机等在内的天战武器的研究和问世，将会使新军事变革进入一个更新的阶段，从而催生新的模块部队，军队结构将发生更具创新意义的变化。如外军为满足信息时代作战的需要，就已开始组建计算机应急反应分队；运用智能机器人技术，研制无人驾驶兵器，开始构建机器人部队；为争夺太空的控制权，开始组建天军，等等。

　　关于新型军事力量对战争的远期影响，目前还难以精确描述。但是，如同历史上任何新的军兵种对战争曾经产生过的巨大影响一样，在新式武器装备发展基础上的新军事力量的建立，也必然会使战争产生革命性变化，改变作战样式、战争形态和人们的战争观念。新技术革命持续加速，“结构力”已经是军队战斗力生成诸要素中必须紧紧跟上的关键环节。

　　军事力量结构的变化，是和作战方式的变化连在一起的。力量和力量的使用不同，如果有了新的军事力量而不能适时创造出新的使用方式，新的军事力量也无法创造新的军事效益。

　　力量使用方式即作战方式，是一定时代生产方式在军事上的表现。冷兵器时代的方阵作战，火器时代的散兵战术，都是那个时代军事技术发展对作战方式做出的最优选择。如同大机器生产中的流水线作业方式一样，工业时代军事对抗的诸军兵种，也严格按照预先制定的作战程序，环环相扣，节节相连，以“时间表”协调各方行动的联合作战。

　　这类联合作战，也可以称为“线式作战”。信息化时代，信息化武器装备的发展，打破了地域性和时序性的限制。在C4KISR系统的支持下，由信息为主导的精确打击技术、兵力火力的多维机动能力不断提高。信息化武器装备能够超越敌方的作战部署，直接打击敌方纵深目标，通过重点打击对方的侦察预警、指挥控制和防空系统，瘫痪对方的整个作战体系，摧毁对方的作战能力和抵抗意志，达成作战目的。因此，“非线式作战”、“非接触作战”已逐渐取代机械化战争时代的“线式作战”、“接触作战”。同时，基于信息技术的战场感知能力、指挥控制能力，以及机动、火力和保障优势，成为确保部队行动自由和安全的基本条件。

　　信息技术和信息化武器装备及合成军队的概念，还将被直接“固化”到武器系统之中。诸军兵种的界限日趋模糊，兵力兵器合成将走向武器系统多种战斗效能的技术合成，这就为小型化、模块化作战编组和一体化联合作战，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把核心作战能力作为战斗力生成模式转变的重心

　　军事变革是由科学技术进步推动的，更是由核心技术引起核心作战能力的转变。研究战斗力生成模式，必须把握由核心技术产生的核心作战能力。

　　战争史上，每一次军事变革，实际上都是军队核心作战能力的转移。对抗双方，谁率先拥有了新的核心作战能力，谁就赢得了主动权。19世纪末发生的中日甲午海战，北洋水师之所以战败，就技术原因讲，是因为核心作战能力不如日本海军。比如，虽然北洋水师的总吨位和大炮口径优于日本海军，但所装备的德制大炮在射击速度上，远低于日本海军装备的英制速射炮。日军舰队单位时间所发射的炮弹，平均相当于北洋水师的5倍。而1982年发生的以叙空战，之所以出现0∶82的结局，实质上也是由于空战的核心作战能力已经转为预警系统，叙利亚仍使用传统的空中格斗作战方式，已经无法与以色列以预警机为中心的一个空中作战系统对抗了。

　　在未来的信息化战争中，“信息力”逐步成为新的核心作战能力，空天战场将成为主战场，空天力量随之成为主战力量。于是，“空天信息技术”自然是未来信息化战争的核心技术要素。“空天信息技术”不是一两项独立的技术要素，而是以空天平台为载体，集侦察、探测、传输、处理为一体的技术群。它对空天作战力量的运用和发挥起着决定性作用，它是空天作战力量的神经网络中枢。

　　所以，军事领域的技术创新千头万绪，作为发展中国家一定要将有限的资源用在刀刃上，用在最具革命性的核心技术要素上，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使军队战斗力的提升跟上时代步伐。

　　围绕核心作战能力的变化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还需要转变牵引军事科技创新发展的理念。长期以来，我们经常讲要以作战需求为牵引。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一模式已逐渐被“理论牵引”的模式所取代。在军事领域，以前的创新发展顺序是：科技进步——武器装备——军事理论——编制体制；现在的发展趋势则是：军事理论——科技进步——武器装备——编制体制；以前是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现在是先设计打什么仗，再发展什么武器。设计打什么仗，就是作战理论创新。海湾战争后，发达国家确立了“提出理论——作战实验——实兵演练——实战检验”的发展思路，加紧建立“作战实验室”，使军事理论研究方法又有了新的突破。以军事理论创新为先导，瞄准核心作战能力转变的方向，积极推进战斗力生成模式的全面转变，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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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自主创新实现战斗力生成的可持续性

　　自主创新能力决定社会生产力的高低，也决定着军队的强弱甚至国家的兴亡。在农业文明时代，世界上出现的强大帝国，都在以冶铁技术为核心的技术创新方面走在了前列，先后在世界上雄霸一时。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由于化学合成技术、电力电子技术、内燃机技术等工业核心技术的创新发明，各国对这些新技术的运用程度又发生了变化，美国、德国冲到了前面，英、法、日、俄、意等国紧随其后，各国军队战斗力提升的水平也基本是按这个顺序排列的。

　　历史经验证明，军队的战斗力应建立在自主创新能力上，而不能建立在“引进”上。众所周知的1982年英阿马岛战争，阿根廷军队一度也曾掌控着战局。但是，就因“飞鱼”反舰导弹是从法国购买的，当供货方的法国迫于盟国的政治压力，决定停止对阿供货，战局便由此急转而下，最后不得不接受失败的命运。很显然，核心作战能力，决定核心作战能力的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只有靠自主创新，才能保证战斗力生成的持续性和主动性，才能确保赢得战争的主动权。

　　自主创新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提出的重要概念，有其特定的内涵，主要应指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

　　原始创新是指获取科学发现和发明的突破性创新，它可以引发出一个新产业，改变一个产业的发展模式。譬如，工业革命以来各个阶段的标志性产品——蒸汽机、内燃机、电动机、原子弹、计算机等的发明，都引发了一场接一场的产业革命。当然，原始创新并不一定要求绝对的自己创新。因为从本质上说，人们的一切创新活动都是在借鉴前人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

　　军事集成创新是围绕特定战场需求，融合各种相关技术基础之上的创新。我们自主研发的新一代作战飞机、舰艇等，都是集成创新的产物。当然，集成创新也需要建立在一定的核心竞争力基础之上。所以，集成创新通常适用于我们有一定基础的产业。特别是在核心技术难以引进的军事领域，除了长远规划的原始创新以外，现阶段应当把主要功夫下在集成创新上，善于综合集成军内外、国内外的先进成果，尽快缩短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

　　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是内涵比较清晰的一种创新形式。我国许多产业技术，一开始都来自技术引进，但有的领域我们实现了引进再创新，有的产业则陷入“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恶性循环。经验教训证明，在一些核心战略领域，任何国家和公司都不会对敏感产业的核心技术轻易放弃。要想在这条道路上创出特色，一开始就应当有自己的总体规划，并把重心放在“再创新”上，即吸收以后，再根据自身实际条件或特殊需求进行适应性创新，这些在军事上尤应特别关注。

　　信息化时代，知识更新速度越来越快，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更是日新月异，必须不停止地推进技术创新，不停顿地推进战斗力生成模式的转变。新军事变革是个持续创新的过程，建设信息化军队，本质上就是建设创新型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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