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碍记者采访就是蔑视公众知情权

　　南方论坛

　　本报评论员　洪丹

　　珠江撞船事故带给了人们相当大的震惊。事发之后，各大媒体奔赴事故现场，力图尽他们最大的努力还原那惊心动魄的一幕，探询事故的发生原因。只是他们不曾料到，在事故现场，还等待着一些让他们错愕的事情。据本报一线记者透露，在现场采访当天，除了本城两家市级媒体被“引领”到指定地点进行采访外，其余一干媒体都被阻拦在现场之外，甚至被驱赶。

　　公众知情权的实现与新闻封锁，是一对永不过时的矛盾主体，也是一个永恒不变的权利命题。

　　在近年的一些重大社会新闻事件，如非典、房屋拆迁、司法错判、安全事故、禽流感等中，我们经常会听到同一个词：公众知情权。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作为该公约成员国之一，这是对公众知情权在我国最权威的注脚。列宁说过：“没有公开性而谈民主是可笑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保障公民的知情权，这是对公民权利的尊重。通过自己所关心的信息，公众判断和选择自己的生活。只有享有充分的知情权，才能实现自由的选择，才可以在面对各种不利情况时，作出正确的选择，从而保护自己免受侵害。撞船事件之所以让羊城民众震惊，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可能碰巧地出现在“穗轮218”上。因此，民众理应知道，如何作出趋利避害的选择。

　　这些备受关注的信息是否更快更多地为公众知晓，取决于媒体能否及时、准确地向社会发布消息。媒体是公众信息的载体，而媒体记者的责任就是要把发生的新闻事实公正、完整地传递给公众，让公众知道这个社会发生了什么事情，而这些事情又将与自己有着怎样的联系。这是媒体人责无旁贷的使命，也是新闻记录者持之以恒的追求。然而，追求的过程总是苦涩和艰难的。采访受阻，是一线记者每天工作镜头中，再平凡不过的画面。残酷一点地说，那是家常便饭。

　　为了保障公众知情权，政府部门并非毫无作为。2003年1月1日，广州市政府开始施行《广州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两年后，广东省政府出台《广东省政务公开条例》，并于2005年10月1日实施；近来，国务院正在积极起草具有全国性法律效力的《政务信息公开条例》。这些，在理论上都为记者采访权提供了足够的法律保障。在记者节的前夕，新闻出版总署就保障记者合法采访权利还发出通知，为记者节送上了一份“特别祝福”。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干扰、阻碍新闻采编人员合法的新闻采访活动”。但这仅仅是理论上，现实依旧让人感到无奈。

　　阻碍记者行使采访权，就是蔑视公众的知情权。其最大的原因，在于一些职能部门无法正视这些所谓的“负面报道”。上一期《南方周末》刊载了范以锦先生的一篇文章——《“负面报道”不是“负面影响”》，范先生尖锐地指出，“负面报道”的说法实际上是混淆了“负面报道”与“负面影响”这两个不同的概念，也就是将新闻报道产生的“负面影响”，简单归结为“负面报道”。实际上，只要新闻处理得当，让公众了然于胸，就会自然刹制住以讹传讹，又何必遮遮掩掩，阻挠信息正当传递呢？

　　尊重公众的知情权，尤其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上的知情权，不仅是现代媒体的义务和责任，也是一个国家、政府的基本操守和信条，更是一个国家和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从我们身边不断发生的各种事实看，在中国实现这一目标显然还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