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职不越位
对霍岱珊处理问题的方式，李力非常看好。
“草根NGO与当地政府、企业的关系恶化，表面看是NGO的做法令政府或企业难以接受，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这个问题的背后，事实上也关涉NGO的定位问题。
“有人说，环保NGO做的事情，事实上是与政治无关的事情。”李力说，“我并不赞同这个观点。NGO作为政府的一个补充，做的就是政治。”
“政府是父母，我们是孩子。中国人多地大，父母可能照顾不过来。我们是孩子中比较独立的，帮着父母照顾一些照顾不过来的孩子，有什么不对呢？”李力说，必须要扭转观念，抛弃那种对立性的思维，NGO才能茁壮成长，才能真正成为政府得力的补充。
李力的这个观点，在“绿色汉江”的负责人运建立看来，就是“尽职不越位”。
于晓刚则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分析NGO。这位有着博士学位的云南省大众流域管理研究及推广中心主任表示，草根NGO的发展经历了3个发展阶段，其一是早期的援助救援阶段，NGO为机构内部会员或为部分社会需求提供服务，比如扶贫NGO等。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由于分配不公平等原因，弱势群体的利益得不到照顾，因此，社会上出现了以主张权利为诉求的维权型NGO。”于晓刚说，这是NGO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在此阶段，NGO关注的是如何主张自己的权利，如何保障自己的利益不受侵犯。
仅仅做到这一点，于晓刚认为NGO做的很不够，他理想的NGO是要设法参与决策的，是要“瞄准政策，倡导善治”的。他表示，随着社会的发展，官方决策最终要采用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因此需要技术层面的专家参与决策，也需要民众意愿的参与。
“政府不要NGO行不行？政府失灵或市场失灵后怎么办？”于晓刚分析说，在政府由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一些真空，当政府和市场都无法为这些真空提供服务时，NGO的作用就凸显出来了。
在过去的几年中，这位有着海外工作经验的人，一直在践行他的理念，试图以民间的力量，倡导促进政府做一些决策。
2002年，亚洲开发银行在柬埔寨就云南大朝山水电站召开会议，于晓刚应邀参加。当时，亚行的评估报告显示，如果水电站建好，昆明附近的一些火电站就可能被关闭，由此环境能得到明显改善。“亚行的贷款必须经过环境影响评估，才能发放。”于晓刚说。
事实是，“水电站建起来了，但火电站并没有关闭”。打那以后，于晓刚开始注意上了“赤道原则”——这个由世界主要金融机构制定、旨在管理和发展与项目融资有关的社会和环境问题的一套自愿性原则，致力于在国内倡导“绿色信贷”。
2004~2005年，于晓刚组织人翻译了《日本国际协立银行环境与社会政策导读》一书，介绍了日本“绿色信贷”的一些经验。去年年初，他组织召开了“绿色信贷研讨会”，邀请了国家环保总局、国家发改委的一些官员前来参加。这个理念，“得到了一些官员的认可”，并被媒体作为创新理念报道。
今年国家环保总局提出了“绿色信贷”概念，并于7月份正式出台文件推广。
目前，于晓刚正在倡导政府建立“社会影响评估体系”。“我在一些党校都讲过课，一些官员听了非常感兴趣。”于晓刚说。
霍岱珊也赞同关于NGO理性的建设性的发展思路，他认为NGO作为政府的帮手，应该尽力做到“帮忙不添乱”。
他表示，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有些事情是政府不能轻易尝试的，或因风险上的担忧，或因程序上的原因，或因官员自身的考虑，但社会上又出现了要求创新的呼声。“在这种情况下，NGO作为一支建设性力量，完全可以调动资源做试点，为以后政府推行政策铺平道路”。
在对癌症高发村进行调研时，霍岱珊曾向政府有关部门建议，先打深水井以解决当地的吃水问题，缓解水污染带来的压力。但“有关部门考虑到这个提议没有经过科学论证，担心会有风险，弄不好还会影响政府的公信力，因此没有积极实施。”
“我比较体谅政府的难处。”霍岱珊笑着说，后来他自己联系资金，在一个癌症高发村打了一眼深水井，让村里人都吃深水井的水，自己跟踪调查。“结果发现，癌症发病率下降了。”
有了调查数据，霍岱珊再次找到政府有关部门。“一些官员看过数据后，说会认真考虑”，最后政府给每个癌症高发村都打上了深水井。几年下来，癌症高发病率明显得到了控制。
这种NGO做试点、出报告、政府认可推广的模式，霍岱珊称之为“公众参与、民间发起、政府支持”。
最近，霍岱珊还打算引进一位日籍华裔的生物过滤技术。他也是计划自己联系资金，在一个村子做试点。如果有效果的话，他会拿着数据，找政府来支持推广。
搭建互助平台
当环境受到污染，尤其是自身健康受到威胁时，一些草根NGO或环保志愿者，第一反应多是寻求媒体帮助，试图通过媒体的介入，推进事件的发展。
比如像霍岱珊、张长建、韦东英、张正祥等环保志愿者，最早都是在媒体的帮助下，逐步推进环保事业的。
无疑，在环保NGO的发展过程中，媒体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把一波又一波的环保事件推向高潮，网罗来大量资源：或有热心人参与；或有公益组织介入；或有高层重视。在胜利和失败之间，至少是赚足了眼球。一些受害者因此获得了同情、眼泪、甚至经济上的援助；一些加害者则被唾骂、鄙视、甚至处罚。
有时，媒体还被当作维护人身安全的武器，以抵挡来自各方的压力。比如“滇池卫士”张正祥就常把“媒体是我的好朋友，我的命就是媒体救的”这句话挂在嘴边。
在部分人看来，媒体是最可靠的力量，有时甚至比受害者本人都可靠。在受到威胁或者受到利诱的情况下，一些受害者往往会选择退缩，一些人甚至还会倒戈，转向自己的对立面。
“结果发现，本来跟着自己维权的一大群人，最后只剩下了自己一个光杆司令在孤军奋战，没有任何依靠。”葛全孝说，在农村这个“熟人社会”里，维权队伍很容易就被瓦解掉，因此维权行动也异乎寻常地艰难。
张正祥至今仍是“一个人在履行着‘滇池卫士’的职责”。他常说的另外一句话是，“为了保护滇池西山风景区，我与成千上万的环境破坏者，进行了一场场残酷而持久的、孤立而无任何援助的、力量悬殊而不对称的、悲壮而惨烈的，长达29年的滇池保卫战，一个农民的战争，最后牺牲自己整个家庭所有的一切，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媒体的这种力量，经过宣传放大后，往往会掩盖其局限性。李力认为，“媒体对于初期争取资源非常有用，但后续乏力”。如果想要长期得到一些资源，以便NGO能持续发展，推进环保事业，媒体就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了。
过去的几年内，这位热心肠的东北大姐，一直在帮助草根NGO。小到“PPT文件的制作”，中到“项目筹款”，大到“NGO的发展规划”，“能管得过来的都管”，不少NGO在她的帮助下小有起色。重庆市吴登明的“绿色志愿者联合会”、湖北省襄樊市运建立的“绿色汉江”、福建省屏南县张长建的“屏南绿色之家”等多家NGO都接受过李力的帮助。
不过，李力坦言自己对草根NGO的帮助“还处在一个初级水平”，“还不能解决NGO的可持续发展难题”。
前几年，她到泰国、韩国等地考察时，发现这些地方的NGO，并不像国内的NGO那样“捉襟见肘”。她刻意咨询过对方，对方表示，他们建立了一个由政府、企业、NGO共同参与的资源共享平台。政府和企业购买NGO的服务和资源，为NGO付一定费用，而NGO拿着这笔费用，就可以开展更多的活动，积累更多的资源；同时，各个NGO之间也会把自己的需求和资源放到这个平台上，互相调配。
“我当时就想，要是能搭建一个互助平台，NGO的前景就会广阔得多。”李力说。
偶然机会，李力得到了一个中日韩三语的“东亚环境信息共享网络”平台。她把国内NGO的一些动态文章放上去，寻求国际国内的援助。令她高兴的是，依靠这个平台，一些NGO得到了项目经费。不过，这远不是理想目标。
今年6月份，香港“地球之友”原总干事吴方笑薇到武汉参加一个会议。会议期间，吴方笑薇给李力打了一个电话，问她能不能到武汉见面。李力接到电话后，立即赶赴武汉。
“吴方笑薇对我说，李力呀，你能不能给草根NGO搭建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大家互相帮助，取长补短，实现资源共享。”李力说，结果两人不谋而合，商量着如何与企业、政府合作，让目前的草根环保NGO走出瓶颈期，走上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霍岱珊也表示，像“淮河卫士”这样的机构，除资金是个头痛的问题外，专家资源、媒体资源、政府资源、企业资源等都异常缺乏，成为制约他们发展的瓶颈。他希望北京的NGO能利用自身的优势，建立一个资源共享平台，让草根NGO尽快走出困境。
李力在尝试搭建平台的同时，福建厦门市绿十字环保服务社的马天南已经在这样做了。这位把“中国不缺愤青，缺的是解决方案”挂在嘴边的环保女士表示，她已经组建了一个绿色出行行动网络，有20多个城市的NGO加入了这个行动网络。
在马天南的行动网络中，各个NGO可以依据自己的实力向马天南提出资金上的申请，而最后的资金则由马天南负责。比如，一个项目需要5万元钱，而行动网络中一个NGO的负责人认为自己有能力筹集4万元，那则需向马天南申请1万元即可；如果NGO负责人认为自己没有能力筹款，那马天南就会提供5万元的帮助。
“我会给NGO一定的启动资金，让他们拿着启动资金去筹款。”马天南说，这样就会逼着一些NGO去开拓自己的资源，加强自己的能力建设。
这个有着“全球思维，本地行动”的行动网络，成功地在今年“世界无车日”当日，在多个城市展开了一系列活动。而在此行动筹备过程中，一些NGO也和“社会发展命脉”的企业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形成了良性互动。
对马天南来说，“钱不是问题”。而对于李力来说，马天南的模式则不可复制。
“我们一定会走出一条自己的路。”她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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