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张宪初教授，您好。在内地如何监管证券市场问题上，您提出目前私人诉讼应进一步受到重视与培育。请问，何谓私人诉讼？
张宪初：证券市场上的私人诉讼，是指证券市场的参与者基于权益受到违法违规行为损害而发动和实施的民事诉讼。这种诉讼，与政府对证券市场实施的公权执法相呼应和互补，虽然其动机是为了维护私人或私人团体的权益，但行动的结果却有助于实现公权执法的目的。
记者：与公权执法相比，内地私人诉讼为何被您如此看重？
张宪初：在证券市场监管的效率方面，最近国际上出现了公权执法优先还是私人诉讼优先的争议。
一种观点认为，公权执法及其力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国资本市场的规模，并对市场的强度和深度发挥重要作用，公权执法和市场集资、交易量、国内上市、新股发行等市场表现紧密相关。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公权执法监管因受政治压力、政府控制的影响无法完全独立，其作用有限，而以强制信息披露、降低举证责任和必要时举证责任转移等措施便利投资者实施索赔诉讼，更有利于证券市场的发展。其实，在公权执法与私人诉讼之间，不可一般地判断孰优孰劣，而必须结合各国证券市场的具体情况分析、判断——只有最适合自己的模式，才是最有效的模式。如大陆法系国家证券市场上市公司股权相对集中，违规主要表现在控制股东的滥权行为上，故易于通过立法与执法进行事前防范；但在英美等国，股权高度分散，滥权违规主要与管理层的代理问题有关，因而通过私人诉讼追诉求偿会更有效率。就内地证券市场目前的情况来说，还远不是选择私人诉讼与公权执法孰优孰劣的时候，因为内地的证券市场，同时面临着公司“内部人控制”——高管违背诚信责任谋取私利和“一股独大”——大股东滥用权利的问题。迄今为止，证券市场监管主要靠公权执法，私人诉讼一直被冷落，甚至被限制，但现在回过头看，公权执法监督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内地目前的私人诉讼比公权执法更应受到重视和培育。
记者：内地公权执法监督还存在哪些问题？
张宪初：最近一些学者对中国证监会从1991年至2005年14年间市场执法进行了调查和分析，发现内地目前证券监管法治和公司治理虽有进步，但公权执法对大量的市场违法违规的打击仍有力度不够的问题。现在内地需要在公权执法、私人诉讼和上市公司自身改善三个方面同时取得进展。在这三方面中，应该说，对公权执法投入的资源最多，但与达致满意程度还有一定距离；股东投资者诉讼在政策支持和法律构建上得到的资源最少，发挥的作用也很有限。因此，在证券监管问题上，内地应该调动股东投资者的积极性和资源加入监管框架，以补充公权执法的不足，并对上市公司管理层认真守法形成压力。
记者：您如何评价现在内地证券市场中的私人诉讼？
张宪初：从目前的情况看，私人诉讼并未真正被看成是整体监管体制的一部分，故所取得的实际效果相当有限。据我看到的材料，目前主动提起参与诉讼的投资者只占到符合起诉条件总人数的10％，在过去10年中数以万计的投资者诉讼中，只有约1000人经过艰难的过程获得了全部或部分赔偿，起诉索赔总数不超过投资者可计算损失的5％。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证券市场对内地经济整体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股市波动和丑闻直接涉及亿万股民的切身利益，股市监管政策和规则不可避免地受到高度政治敏感性的影响。其次是立法和政策层面对私人诉讼关注不够，在1998年《证券法》中，公权执法占了不少篇幅，而投资者私人诉讼赔偿几乎付诸阙如；2005年虽有修改，但仍是原则性的表述，不利于操作。第三是司法对股民的集团或者群体行为可能造成“社会不稳定”有顾忌，对证券诉讼一直持保守态度，以至于出现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以条件不成熟为由拒绝受理投资者诉讼的尴尬情况。
记者：制约内地私人诉讼发展的上述障碍，有望在近期内被清除吗？
张宪初：总的来说，形势正在朝有利于私人诉讼的方向发展。2004年修宪，对私有财产权给予了宪法上的承认和保护，最近结束的十七大提出更好地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在这一大背景下，对现行证券市场私人诉讼维权机制进行反思和改善的政治条件与几年前相比已出现重大和积极的变化。此外，一些关键性的技术因素也与几年前不一样了，如经过股权分置改革，股票进入全流通时代。民诉法的修改也在朝便利诉讼的方向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否允许扩大私人诉讼范围，特别是集团诉讼，实际上已取决于决策者的决心了。
记者：如果确定私人诉讼作为证券监管的一种制度选择，那么法律应作何相应调整？
张宪初：这包括建立集团诉讼机制，防范对上市公司诉讼可能受到地方管辖权的影响，以及一些具体操作规则的立法，如举证责任分担、具体程序规则、公司与个人责任承担等。其中，最需要改革的是目前的所谓“前置程序”和受案范围限制。现在受害投资者提起虚假陈述民事赔偿，必须以有关机关的行政处罚决定或者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为前提。这种做法有使法院的裁判权依附于政府机构的行政权之嫌，也拒绝了投资者个人通过承担举证责任进行诉讼的权利；而且，法院受理证券诉讼的范围目前仅限于“进行虚假陈述并致使投资者遭受损失的”情形，暂无法对其他的证券违法违规行为造成的损害给予民事救济。此外，尽管2005年修改《公司法》、《证券法》时，规定了派生诉讼、控股股东和公司高管的个人责任，及对信息披露、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等，但这些规则目前还需要进一步细化和落实，以把“书本上的法律”变成“实际中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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