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会所的别样轨迹

　　中国会所的别样轨迹

　　会所的冷热，与社会的繁荣度是成正比的。它借助商业模式，兜售着某种生活方式。在当下的中国，它俨然形成一种文化，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一个城市的发展程度和品位，甚至为某种人群提供了适于他们的栖息地。

　　《环球》杂志记者/谢黎

　　北京的11月已经颇有严冬的寒意，而迈入第十一个年头的京港洽谈会却是温度不减。投资北京的香港企业家们成为京港合作十余年来渐臻佳境的直接受益者和见证人。今年让他们兴奋的还有一件事：香港马会在北京的会所明年3月即将开业，他们在北京有了一个香港以外的家。

　　其实，中国自古就有了会所，只不过是以会馆的形式存在。而几百年来，会所业经历了从诞生到转型、从消退到革新，每一步都暗含着时代的印记。

　　老会馆里的传统与现代

　　北京宣武区虎坊路3号，湖广会馆。朱红色的大门，遮天蔽日的老树，把两广大街的喧嚣挡在了身后，这个200多年的老宅子自有一番沉静。馆长霍建庆熟练地泡上了普洱，饶有兴致地跟记者谈起了这亦旧亦新的地方。

　　1807年，湖南长沙人、体仁阁大学士刘权之与湖北黄冈人、顺天府尹李钧简“为光耀桑梓，联络南北乡谊，创议公建湖广会馆于北京虎坊桥”。

　　会馆，顾名思义，“会”是聚会，“馆”是宾客聚居的房舍。最早的会馆出现在明永乐年间，安徽芜湖人在北京设置了芜湖会馆。后来，各省在京师纷建会馆成为时尚。明清时期，各省在北京的会馆和工商会馆，达500余处。

　　霍建庆告诉《环球》杂志记者：“当时的会馆是分类别的，一种叫试馆，专门接待到京城考试的学子，在北京的会馆里大约占到80%以上，湖广会馆也属于试馆。一种叫同乡馆。另外还有行业馆，比如玉器的长春会馆、银号的正乙祠等。这些会馆多半不以赢利为目的，跟很多现代的商业会所不同。”

　　住会馆的可不是等闲之辈，拿湖广会馆来说，馆里留下的状元、榜眼、探花匾就有31块之多。此外湖广会馆里还有熊赐履、叶名琛、曾国藩、左宗棠的大学士匾，及曾国荃等人的封爵士匾，可以想见，当年此地“往来无白丁”的盛况。

　　说到湖广会馆的历史，霍建庆如数家珍：“这可是风云际会之地。曾国藩在这里度过了他的60大寿；纪晓岚在此修四库全书，八国联军的美军司令部设在这里，戊戌变法、五四运动中很多进步人士在这里活动，国民党成立的地方也在这里……”北京的会馆确实可以算做是中国近代变迁的策源地和见证人。

　　不仅如此，正乙祠、湖广会馆、安徽会馆、平阳会馆的戏楼并称为“四大戏楼”。各种戏剧的交流和融合，诞生了国粹京剧。而谭鑫培、梅兰芳等京剧大师行走于各会馆登台献演则是当年京城一大盛事。

　　随着科举制度在1905年被废除，京城的会馆尤其是试馆逐渐衰败。湖广会馆也不例外，一度以出租房舍为生。上世纪80年代末，很多有识之士积极提议要重修湖广会馆，因为它承载的历史堪称厚重。

　　于是，1996年，经过修缮之后，老宅子里的新会馆出现在人们眼前，重张十余年来，湖广会馆大戏楼演出超过了5000场。许多中外宾客迷上了这里的《三岔口》和《闹天宫》，还可以到建在会馆里的“戏曲博物馆”去了解中国的文化。“湖广会馆私房菜”生意火爆，菜谱去年在国际烹饪大赛上得了金奖。会馆里各种形式的大小活动不断，甚至举办过台湾歌星王力宏的记者发布会。提到这些，霍建庆面有得色。

　　“我们正在筹建茶楼，中国三大古文化——戏曲文化、餐饮文化、茶文化三者的构架可以衍生出很多服务，再加上会馆文化、旅游文化，新的组合和创意自然能产生新的效益。”霍建庆一面跟记者谈着他的“生意经”，一面又感叹着会馆的不易：“湖广会馆是仅有的经过修缮、向外开放并能良性经营下去的会馆。其他的大多破败了、危改了，即使是正在修复的如安徽会馆这样的也因为种种问题而无法开放。这其实是很可惜的。”

　　“在这里，听古曲的不都是老年人，很多年轻人带着电脑来，场面跟明星个唱一样狂热，每到这种场面，我就很欣慰。”在霍建庆眼里，这个会馆早就不再是试馆，也不是两湖游子的精神家园，而是面向大众的承载中国文化的所在。

　　舶来的会所

　　如果说会馆是中国本土文化，那么会所的概念则是完完全全的舶来品。

　　北京首个会所的出现，大致是伴随着首家港式物业落户北京，而港式会所概念则是来源于英国。

　　1999年，北京朝阳园总经理黄世达指着项目规划图上一个小小的建筑宣布，这里将建造一个3000平方米的社区会所。这无疑是在房产界投下了一块大石。在北京，会所从出现到被炒成楼盘卖点几乎在一夜之间完成，而这仅仅是“会所故事”的开始。

　　与初期的声势浩大相比，不知是因为先天发育不良，还是后天水土不服，“会所综合症”如今正在北京乃至全国范围内蔓延。有调查显示，北京地区正在经营中的会所，亏损比例达到了60%，剩下也多是勉强度日，真正运行良好的寥寥无几。而北京之外，情况也不容乐观，深圳会所约84%亏损，广州会所约90%亏损。不仅如此，人气匮乏、经营亏损的局面，往往也导致了纠纷事件，恶性循环的例子并不鲜见。

　　“这些会所都是以赢利为目的的，所以他们在经营上会有压力。会所要养护设施、养活员工和拓展品牌，这需要很大的投入。如果没有足够的会员数量支撑，就很难长期运转。”一位熟悉会所情况的人士告诉《环球》杂志记者：“会所要想成功，不仅要有巨额的投资作后盾，还要有明晰的经营理念。比如在欧洲，成功的会所都是在基金会的名下或是商会的名下运作的。”

　　专家预言，国内会所的突围将经历一个痛苦的过程。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最好的会所不是最高档的会所，而是最适用的会所。会所的功能设置要符合业主身份和消费习惯，才有可能网罗到更多的人气。

　　瞄准“金字塔尖”人群

　　有人说，最关心福布斯排行榜上中国富豪的不是税务局，而是所谓的顶级私人会所。

　　这种会所在提供给名流富豪奢华自在的享受的同时，也为他们创造了一个能量巨大的高端交际平台。谁也无法估计，在这些场所的不经意笑谈中，造就了多少次影响深远的事件。

　　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北京就已经形成了“四大会所”，即京城俱乐部、长安俱乐部、北京中国会以及北京美洲俱乐部，现在各种高级会所更是难以记数。在上海，银行家俱乐部、证券总会和鸿艺会也是会所中的佼佼者。业内人士解释说，只有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才有足够的富人数量能够支撑起顶级会所的生存需求。

　　这些顶级私人会所共同的特征就在于，客户群体只限于位于“金字塔尖”的人群。进入这些会所的代价足以令普通老百姓咋舌:仅是加入时收取的会员费，长安俱乐部为1.6万美元，北京中国会为1.5万美元，同级别的俱乐部收费基本与之相仿。而随着会所知名度的提升，入会费用还会逐年提高。

　　奢华的享受并不是这些会所吸引会员的根本所在，在会员看来，会所的价值更多地体现在它拥有一个高端的会员团体，并由此形成了一个能量巨大的交际圈。

　　从不接受媒体采访的长安俱乐部维持着低调，对于记者想要了解的经营模式和生存状况的问题，依旧选择了不回应。京城俱乐部和北京美洲俱乐部也在多方沟通后，以“敏感”等理由婉拒了记者的采访要求。这样的谨慎，令人无法窥探出他们的全貌。

　　据了解，2003年，京城某家顶级私人会所曾遭遇过一场信任危机，92名会员联名组成维权委员会，针对俱乐部服务质量、会员章程甚至俱乐部本身存在的合法性，以及是否涉及非法集资金融丑闻等提出质疑。事情最后虽然不了了之，但可以看出，国内顶级私人会所还处在成长的路途中。

　　不仅仅是一座建筑物

　　位于城市中心的北京香港马会会所拥有典雅的四合院风貌，是金宝街上一处惹眼的风景，这不仅因为它是北京奥运会香港马术赛区的驻京联络机构，还因为历史悠久而运作成熟的马会“北上”之举对其会员乃至会所业界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要图谋发展，发达的高端资讯和交流必不可少。同时具有官方色彩和商务色彩的北京可谓得天独厚，再加上近年来会员频繁来往于香港与内地间，奥运又即将拉开大幕，种种理由都让马会选择在北京建会所的想法有了立体的支撑。

　　“筹备工作进展得很顺利，试营业的时间目前还没有确定，但在2008年第一季度要开幕是个确定的时间”北京香港马会会所公关经理王樯告诉记者。

　　马会主席陈祖泽曾表示：“北京会所建成后可以为会员提供方便，同时也希望藉此在内地招收会员。”当记者询问此事时，北京会所方面透露这个消息在小圈子里传得很快，虽然会所还未正式开业，但已经收到了几百份入会申请，而第一批会员正在资格审核中。

　　毫无疑问，香港马会实行的是会所中盛行的“会员制”。在特定标准下，入会需经过权限判定，以保证成员有着相似的背景和目的，而每个会员自身也从中获得一种安全感、归属感和荣誉感。

　　香港早期是殖民地，会所是外国人玩的，而后，地位逐渐上升的华人也开始参与其中。现今，作为亚洲最负盛名的会所之一，香港马会共有2.4万名会员，绝大部分是香港有相当社会地位的人士，而其中华人已经占了绝大多数。

　　香港有十数家高级会所，会员费从十几万到上百万不等，马会25万港币的入会费在价格上并没有多惊人，但是马会却因为热心公益等原因而格外多地得到了香港社会的认可。

　　“不是光有钱就能加入马会的”这是很多人对香港马会的共识：除了收入不菲，还需拥有相当高的社会地位和好口碑。虽然难，人们却是趋之若鹜，甚至为了入会等待经年，一方面在于，一旦成为马会会员，就等于拥有了一个相当高素质的社交小圈子，而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可以享受到量身订做的服务。

　　据记者了解，非牟利性质的香港马会虽然不是以挣钱为目的，但是它的经营状况却是极好的。提及此，王樯对她眼里的健康的会所下了一个诠释“应该是以商业的模式在运转，科学的方法在管理，而以公益的心态在服务的”。

　　对于这个新闯入的外来者，内地的会所仍然保持着惯有的沉默。只是这样一条鲶鱼跳进了一池水里，水下的暗涌不难猜想。

　　(实习记者王晓楠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