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与人民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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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诗歌要回归人民大众

　　人民大众是诗歌的出发点和归宿。与其说诗歌要发展，不如说诗歌要回归。

　　近百年来，中国新诗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开启、发展、背离、回归、再背离、再回归的曲折过程。

　　(一)开启

　　中国新诗开启于胡适的《诗界革命》，成就于郭沫若的《凤凰涅槃》。

　　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朋友》《蝴蝶》等新体自由诗，1918年，胡适在《新青年》第4卷第l号上又陆续发表了“人力车夫”等新体自由诗。该诗以反旧的诗歌体裁，以白话语言描述了一个16岁的少年，已当了3年车夫的事实，为劳苦大众鸣不平。1919年，康自情发表了新诗《牛》；1920年，郭沫若发表了新诗《凤凰涅槃》；1923年，闻一多发表了新诗“红烛”等。上世纪30年代以前，新诗的诞生，是中国诗歌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使中国诗坛为之一新。新诗之所以称之新，不仅仅是它的白话语言新，更重要的是它的出发点新，题材新，内容顺应时代，顺应生活，顺应人民。诗的出发点和归宿是民众，不论“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出发点偏了，就失去了生命。

　　(二)、发展

　　如果说“五四”运动前后是中国新诗的开启与诞生，上世纪30、40、50年代则是新诗得到蓬勃发展的时期。蓬勃发展的标志是，这个时期中国诗坛好诗和优秀诗人层出不穷。郭沫若、戴望舒、艾青、穆旦、臧克家、郭小川、贺敬之、牛汉、李季……都是在这个时期涌现出的代表诗人。上世纪30年代，以蒲风、穆木天、任钧、杨骚为代表的新诗歌派，在诗观上传承了上世纪20年代的诗学观念，主张诗歌要从现实出发，为现实斗争服务，提倡新诗大众化，明确提出诗歌要反映中国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掠夺压榨下的苦难生活，鼓舞和激励广大民众进行反抗斗争，诗歌要大众化。像穆木天1941年发表的《武汉礼赞》，1942年发表的《七年的流亡》等，都属于为时代、为祖国、为民族而呐喊的诗歌，这些诗作与人民大众共命运。

　　以戴望舒为代表的象征派、现代派，由于受法国后期象征主义诗歌的影响，上世纪30年代追求纯粹的现代诗。《雨巷》诗人的丁香愁怨，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的一种苦闷和忧郁。在上世纪30年代，尽管他们的诗离民族苦难的现实较远，但在上世纪40年代面对日寇侵华这样的民族危亡之际，也写了许多与民族大众同呼吸共呐喊的诗。1951年出版的诗集《彩色的生活》中的《在牢狱》等，不论在题材、风格、形式、语言、节奏方面，都与时代、与社会、与人民紧紧贴近。上世纪40年代以穆旦、陈敬容为代表的九叶诗派，提倡新诗现代化。他们主张追求反映人生、时代、社会现实，表现与人民大众相通的个人感受。在艺术上，注重生活体验转化为诗的过程。在坚持现代主义创作方法的同时，充分肯定坚持现实主义精神，诗歌要与人民大众心心相通。

　　在革命战争年代，诗人就是战士，诗歌是鼓舞人民战斗、迎接新中国诞生的号角。李大钊、毛泽东、鲁迅都是伟大的诗人、伟大的战士，他们的诗作就是中国人民前进的号角。

　　如果说“五四”运动前后是中国新诗的开启之日，上世纪30、40、50年代，则是中国新诗的发展之时。特别是上世纪40年代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新诗不但空前发展，而且有了明确的发展方向，有了明确的出发点和归宿，这就是诗歌要为工农兵服务。人民大众才是中国诗歌真正的出发点和归宿。

　　(三)背离

　　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中国诗歌几乎陷于停滞状态，中国诗歌走了一段弯路。在诗坛出现了浮躁、标语口号盛行的混乱状态。中国诗歌一度背离了人民大众。

　　(四)回归

　　1978年底，中共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全面正确分析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上，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作法。这样的政治背景使陷于停滞、浮躁、混乱状态中的诗坛为之一振，诗歌开始了新的复兴，对文革的反思出现了不少以归来为主题的好作品。

　　诗人顾城在《一代人》中写道：“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北岛在《回答》一诗中写道：“冰川纪已经过去了，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好望角发现了，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竞？”他们的诗作反映了“文革”中被长期禁锢的一代青年，对党和国家、对人民大众命运的抑郁和迷惘，同时又在新的历史时期到来之际，对现实问题的思考与期望。他们敢于怀疑、敢于追求光明、敢于追求真理的精神，是值得称赞的。他们的这种思想情绪，何尝不是发自于内心，来自于现实，反映了一代青年和人民大众的心声呢？

　　（五）再背离，再回归

　　上世纪90年代，我国进入了商品经济时代。在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诗歌界一度出了一些提倡个人自我表现，表现小我的无病呻吟之作。一些诗人走向极端，过于强调诗歌创作的个人性，把诗歌看作是“自我表现”的一种载体，忽视或无视社会人群和人民大众的生活愿望和审美要求，把诗歌引入一个狭窄的境地。

　　诗言志。诗中的抒情主人公往往就是自己，无可非议。但是，如果诗人抒发的思想情感仅仅是个人的私情，没有普遍的社会意义，这就只能是狭隘之情，平庸之情，甚至是消极之情。世上没有一首狭隘、平庸、消极的诗作是能打动读者的。这样，诗的功能意义也就无从谈起了。从这个意义上讲，真正优秀的诗人，应该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人民大众的代言人。他的声音应该是时代和人民的呼声。19世纪俄国文艺评论家杜波罗留波夫说：“公众要艺术家喊出他们自己现实要喊的声音。”诗，应当永远是人民大众的，当诗歌抛弃人民的时候，人民也将抛弃诗歌。

　　上世纪90年代，虽然也出现了不少反映其真挚情感的好诗，但从总体上看，诗歌和现实和人民大众之间，仍然拉开了一定的距离。一些诗人把人民大众的喜怒哀乐置之度外，各自在各自的小圈子里无病呻吟，而人民大众听不见这些小圈子里的声音，也不知道诗人们在呻吟什么，独白什么。这，不能说不是诗歌的最大悲哀。

　　人民大众需要诗歌喊出他们要喊出的声音来，诗人应是人民大众的代言人。纵观新诗近百年来走过的曲折历程，当前最主要的问题，还是要防止诗歌背离时代、背离生活、背离人民的问题。“五四”以来的历史证明，诗歌一旦离开了人民大众必然失去生命。

　　21世纪是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我国现实的国情、民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诗歌在新的历史时期要求发展，就必须与时俱进，适应这种变化了的现实，适应新时代的人民大众。

　　人民大众，只有人民大众，才是诗歌的出发点和归宿。与其说诗歌要发展，不如说诗歌要回归，回归于人民。

　　二、诗歌回归人民大众，更需要反思语言与意象营造

　　诗歌回归大众更要追求语言美和意象营造。没有美的语言，没有深刻的意象营造，就没有诗的生命。没有生命的诗，就没有人民大众去喜欢。而当前新诗存在的问题，正好是在语言美与意象营造方面做的不够。我喜欢台湾诗人罗门、洛夫的诗。罗门在《麦坚利堡》一诗的题记中写道：“超过伟大的/是人类对伟大感到茫然”“太平洋的浪被火煮开也都冷了”，语言冰冷、深邃，但十分美丽，直切人们的思想深处，意象的营造悲怆、深刻，更能引起大众的共鸣与思考。

　　诗歌要回归于大众，更要追求语言美和意象营造，美的语言、深的意象，才是诗的生命，无生命的诗，是会失去人民大众的。

　　卫克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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