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兰德只能耸耸肩

　　罗四鸰

　　安·兰德是谁？当笔者几次与人提起其代表作《源泉》和新近登陆中国的《阿特拉斯耸耸肩》时，听者几乎都是一脸茫然，其中不乏中文系和哲学系的博士生。不过，这并不让笔者感到意外。因为若不是工作的缘故，有机会在两年前读到她的另外两本书《理性的声音》和《致新知识分子》，面对这本在美国累计销售超过8000万册、销售量仅次于《圣经》的《阿特拉斯耸耸肩》，笔者恐怕也只能耸耸肩：“Sorry，Idon"tknow！”安·兰德遭遇的尴尬如今在国内并不罕见。如最近当代阿拉伯文坛最杰出的作家哲麦勒·黑托尼和当今最富有国际影响力的希伯来语作家阿摩司·奥兹的访华，除了一些媒体的零星报道外，读者几乎一无所知，更别提他们难见真面目的作品了。

　　在出版界有着良好口碑的“重现经典”丛书和“新名著主义丛书”的惨淡发行更能说明其中的尴尬。

　　旨在“重新挖掘那些被中国忽略而在西方公认为经典的作品”的“重现经典”丛书，两三年来已推出20多本，除曾经以《在路上》深刻影响过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的凯鲁亚克的《孤独旅者》的发行量超过1．5万册，安·兰德的成名作《源泉》勉强超过1万册外，其他的发行量大多只有七八千册甚至四五千册。

　　如奥地利作家萨克·莫索克的经典之作《穿裘皮大衣的维纳斯》，在距离该书首次出版135年后，其中译本终于在两年前与中国读者见面，但至今发行量仅8000多册。而这部小说曾被翻译成24种文字、再版数十次，它的思想被称为“莫索克主义”，受到心理学大师弗洛伊德的高度评价，曾影响一代又一代西方读者。被称为“19世纪最令人发指的艺术作品”的《秘密花园》引进到中国后发行量只有6000多册，在国外发行量高达500万册的《华氏451》只有5000多册。

　　“新名著主义丛书”似乎更为尴尬，印量最多的几本书如大江健三郎的《愁容童子》、《我在暧昧的日本》，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的《中国旅行计划》，意大利作家阿利桑德罗·巴里科的《海上钢琴师》等均不超过6000册。即便去年，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大江再次访华，也未能使加印的2000册《愁容童子》发行出去，而奥斯卡获奖电影《莎翁情史》的编剧、英国戏剧家汤姆斯·托帕的《戏谑》等书，印数甚至只有2000册。如此小的发行量让这些图书立即埋没在书山纸海中，纵使读者有心也难觅踪迹。这也让丛书策划者感叹，即便在功利阅读、消遣阅读占据主导地位的今天，这些书的市场容量也不应该只有这么大。

　　与这些“百年一现”、也是“昙花一现”的新名著相比，无限风光的是令人眼花缭乱、“汗牛充栋”的畅销书、跟风书。在一味指责读者和市场的同时，随波逐流、惟利是图的出版机构是否也应该反省一下自己的行为和应有的文化担当呢？1935年，在出版业很不景气的环境下，巴金与吴朗西、伍禅、丽尼、陆蠡等人却走到一起，创办了不以赢利为目的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即使在抗战极为艰苦的环境下，文化生活出版社依然坚持出版了数十种丛书，数百种书籍。在中国现代出版史、文学史上都留下重要影响。如今，这种以传承文化为己任的出版人又在哪里？

　　商业时代拼的是竞争力，而竞争力最终拼的是文化实力。今天，我们当然不能指望上个世纪80年代校园里那人手一册《存在与虚无》的荒诞而又感人的场景再现，但与13亿人口相比、与动辄十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册发行量的财经图书、明星图书相比，安·兰德们的尴尬不得不让人感到荒谬和感慨。

　　如何解决今天这个尴尬呢？安·兰德在《阿特拉斯耸耸肩》中借巴夫·尤班克之口提出机会平衡方案：“方法很简单，应该有法规把任何一本书的销量限制在一万本以内，这样，文学市场就会开放给那些新的人才、新的观点、以及非商业化的写作。如果禁止人们去买上百万本同样的垃圾，就会逼他们去买更好的书了。”

　　《阿特拉斯耸耸肩》的首印量倒控制在一万册以内，只有6000册，但若是她亲眼看到今年上海书展“超女”与“好男儿”唱主角的场面，恐怕只能耸耸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