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云南务工人员约有14万 打工理想平凡而实际

　　珠江三角州云南劳务工生存现状

　　杨增朝的讨薪悲剧在滇粤两地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广东的云南务工人员约有14万人。这些云南人把人生最宝贵的青春热血挥洒在这片土地是。为了给孩子赚点奶粉钱、为了能娶上个媳妇、为了赚点做小生意的本钱……云南人在这里打拼的目的再简单不过了。

　　在讨薪的路上，杨增朝是个悲剧。于是，我们想知道，更多在珠江三角洲的云南务工人员，他们的现状如何？

　　正规大工厂管理规范

　　12月1日15时左右，我们来到柏坤电子有限公司位于深圳市宝安区观澜街道办中心，在云南省人民政府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云南省扶贫人力资源开发中心驻深圳办事处的两名住厂跟踪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走进了柏坤电子厂的生产区。

　　这家电子厂就在观澜路的旁边，占地面积不是太广，是个狭长的三角地，厂房的外观显得有点旧。由外往里依次是仓库、办公楼、工厂车间、员工宿舍。进了厂门后是一个10多平米的院子，在一堆整齐的成品边上，4、5名女工正在检查已经是成品的电子产品，其中有手机上用的蓝牙产品，另外的一名男子则把检查过的产品用纸板箱装箱封条。两名来自湖南的女孩在光线较好的水池边检查产品，看到有生人进厂，她们友好地微笑后继续紧张的工作。

　　这是一家台资企业，虽然厂房比较陈旧，但效益却还不错，很少发生拖欠工资的情况，工厂的饮食都是自助餐，车间的工作环境也比较好。两名住厂人员介绍说，他们平常就住在厂里管理输送过来的员工各个方面的问题，工资由工厂发放给他们。说完后，两名工作人员就去跟工厂人事处的相关负责人协调采访的相关事宜。

　　在漫长的一个多小时的等待中，我们远远看到一只可爱的白色萨摩耶犬在可爱地冲我们汪汪大叫……正想跑到女员工宿舍楼下跟这只关在铁笼子里的小家伙打个招呼，宿舍楼下的一名女保安赶紧过来制止，她说不是本工厂的员工不能到员工宿舍。随后我们看到在工厂里的所有工作人员都是挂着工牌，感觉工厂里面的管理严格、规范。

　　一小时后，工厂人事部的人事部主管朱指挥带领我们看望了工人的工作情况。朱指挥主管介绍，公司成立于1998年，现在有1200多人，主要致力于高科技产品的研究与发展。工厂对员工实行的是半军事化管理，主要是为了保证员工的人生安全。工厂员工的薪金待遇和福利都比较好：公司采用计件工资制，另有超产奖、全勤奖、岗位津贴费、每月累计工资约900到1100元（包吃住），员工的工资都能按时领取。每人每年可可享受一次生日红包和特殊加餐；每年公司将举办三次联欢晚会，即“五一”、“中秋”、“春节”。公司员工凡直系亲属病故，视工龄给予相应的现金补助；公司员工服务满5年以上的，符合法定结婚年龄的，凭结婚证书领取贺礼1500元；公司提供杂志、小说、工具书和报刊等，供大家业余时间免费借阅；公司设有卡拉OK室、桌球、乒乓球、象棋等娱乐设备为员工免费开放；公司免费提供常用药品。

　　部分个体户小厂存在信誉问题

　　与柏坤电子这样的大厂相比，一些小规模工厂的管理就没那么规范了，甚至开始遭遇一种恶性循环的信誉危机。在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街道办事处，目前各类企业有2000多家，而设在辖区的劳动站只有49人，劳动监察力量比较薄弱。在这2000多家大小工厂中，有一部分还是杨增朝所在的长满手袋厂那样的小规模、个体户性质的小工厂，仍有个别这样的工厂会拖延发工资时间。

　　杨增朝的工资按说是可以拿到的，不过得等很长时间。我们在回访调查他所在的长满手袋厂及个别小工厂时，发现了一个很普遍的问题，这些小厂大都会推迟发工资时间，员工上班当月的工资，通常都得等到下一个月底、或更长的时间才能领到，如遇有急事需离开工厂，工资将更难以兑现到手了。

　　用长满手袋厂陈姓厂长的话说，工厂也并非不想发给离厂员工的工资，至于原因，陈厂长含糊其词，并未明言。后来我们通过调查了解发现，时下，在深圳、乃至整个珠江三角洲的企业里，开始出现劳务工短缺的现象，特别是一些小厂里的技术工人，几乎已经成了各相关企业渴求的宝贝。

　　杨增朝在长满手袋厂是一名熟练车工，临近年关，工厂陆续有人准备回家过年，车间生产本就缺人，工厂也担心技术人员过多流失后会直接导致生产受阻，于是便加大了对各生产线上的熟练工人的“看管”，留下来的当然会得到工厂的一些特殊“奖励”，但如果有员工突然宣布离厂，工厂为能留住这些员工，通常会耐心做员工的思想工作，如果员工执意要走，工厂也别无他法，克扣或推迟发工资也只是唯一挽回“损失”的办法了，因为，如果工厂某一流水作业线上离开一个熟练工人，再培养一个还得需要一些时间，这期间无形的损失，往往是无法估计的。

　　我们先后走访了平湖的一些小工厂，由于杨增朝的讨薪事件发生后，辖区劳动监管部门加大了对辖区企业的管理力度，没再出现太过明显的因劳动关系产生的矛盾。不过，据我们了解，此前的情况并非如此，一些工厂的劳动强度过大，个别工厂的加班时间最长有6个小时，加上推迟时间发工资，使得员工开始产生抵触情绪，有的员工承受不了高强度的劳动走人了，有的因迟迟拿不到工资三天两头地找工厂扯皮，一些小工厂的信誉危机越陷越深，。据说，这样的恶性循环使得原本用工紧张的局面变得越发不可收拾。

　　“娶媳妇！”云南员工平凡而实际的打工理想

　　在柏坤电子厂的事业六部，这里有相当一部分工人来自云南偏远农村。车间里是流水线作业，许多女孩子穿着整洁的工作服在装一些电子板，另外一名10多名男孩在一架大机器边忙碌地操作机器，把女孩子们这边装好的电子板浇上锡水。员工喝水的杯子等物品都编号整齐地放在饮水机旁边的架子上，员工们都紧张有序地工作。

　　上到了三楼的点焊车间，车间里的员工还必须在车间外换了拖鞋才能进车间工作。这个车间里大多是女孩子，她们用机器上的工具烙小截段的锡丝把电板上的配件固定。在这个车间里，我们找到了三名云南籍的工人。朱主管说，工厂是从今年的10月份，跟云南省人民政府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云南省扶贫人力资源开发中心驻深圳办事处合作，才第一次招收了云南籍的员工。有100多人，都是来自云南德宏州盈江县。由于是第一次招收云南籍工人，加之时间还短不好从总体上评价，但目前各个车间的主管反应下来大部分做事还是比较踏实。在用工上要求是36岁以下。

　　“我就想赚点钱回家能娶上个媳妇……呵呵！”来自云南盈江县平原镇的初中毕业的王思荣，说起自己来深圳打工的目地时，露出了纯朴的笑容。王思荣说，老家的父母都已经50多岁，上面的一个哥哥、两个姐姐都已经结婚成家，就只剩下24岁的他。想到这个年纪在老家都已经是“当爹”的年纪，而在家里一直都是靠种玉米、水稻、小麦为生，每年也就三、四千的收入刚够生活。父母也根本没有多余的钱给他做财礼钱。

　　王思荣笑着给我们算起了家乡的“娶媳妇”成本：谈好一个对象，光彩礼钱就要一万元左右，结婚办酒席等又大概要一万元。王思荣不好意思地说他已经是第二次“下海”，在2004年9月份的时候，他到了惠州的一个电子厂。虽然也在了一年多，但由于想家，加上刚来发工资后都是几个朋友聚在一起出去玩没攒下一分钱。“这次是准备做满两年，争取赚够娶媳妇的两万块”最后，王思荣下了下了决心地说。

　　两夫妻双双来到深圳为孩子赚点奶粉钱

　　在向艳辉的脸上我们看到还没有脱离稚气，但在他云南省盈江县的老家，已经有一个6个月大的嗷嗷待哺的孩子。他说，他结婚前2003年11月份的时候，也到过惠州的一家电子厂。在了一年多后，家里催他回去找对象，于是他就回家并结了婚。平常的时候做点农活，可是等孩子出生以后，为了想让孩子吃得好一点，他跟妻子把孩子留给在家里的父母带，而他们双双来到深圳的这家电子厂，为孩子赚点奶粉钱。"老婆都在，不想家，就是有时候很想孩子"刚来两个多月的向艳辉对未来的打工生活充满希望。

　　而另外一名跟他同由云南省扶贫人力资源开发中心住深圳办事处输送过来的刀腊灵，是11月12日才来到深圳的这家电子厂。说起自己的身世，26对的刀腊灵表现得很轻松并没有过多的悲伤。他说，父母亲都在他很小的时候病逝，他是嬢嬢（母亲的妹妹）带大，这是他第一次出远门打工。小的时候上过两三年学后就辍学了，后来就到跟盈江接壤的缅甸去批发材料等回国买。“爸爸、妈妈的样子都还记得很清楚，出来是为了多赚点钱。让嬢嬢过好一点，更远的是想要过富翁的生活，完成爸爸、妈妈的愿望，做一个好人。”从刀腊灵调皮的话语中，我们感觉作为孤儿的他并没有太多悲伤情绪，而是对将来打工生活的美好憧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