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四川、贵州这两个与云南相邻的地区开始大规模地向珠江三角洲输送劳务工，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工厂：加薪快劳动轻是拴心留人唯一出路
这家塑料工厂从香港过来的专门负责人力资源的厂务经理叶兆汉说，2005年的7月份，工厂通过从办事处招收了第一批30名云南籍工人，可是目前能留下来的也就6、7名，但留下来的工人都已经有自己一定的位置。这次招收的是第二批云南籍工人，从总体上来看云南工人比较塌实，也能吃苦耐劳，在工作分配上比较服从管理。这是云南工人的优点，但是劣势也表现得比较突出，对自身的了解不够，容易受外界群体人员的影响。特别是80年代的工人，也同时有80年代青年人的毛病，比较浮躁希望立刻成功，只是在说工厂的工资低，但很少反过来思考自我价值的恒定--自己作为一名新来的工人对工厂的奉贤有多少。对工厂了解还不是太多，相对不是太适应工厂的工作压力，就听信身边的朋友劝说其它家工厂待遇好，对工作还不熟练就集体辞工。企业在这方面损失也比较大。
截止当天19时许，其他工作人员都离开了工厂。为了能及时解决新来务工人员的问题，办事处留下了两名工作人员跟随工人住在厂里，帮助新员工适应工厂的生活。
12月3日上午，一名穿工作服装的男子来到省扶贫办人力资源中心驻深圳办事处，此人叫王迎东，是一家著名自行车公司分管人事的课长，他是专门到来招收工人。前几年的时候，工厂的效益一直很好，根本不担心招收工人问题，工厂的待遇和福利都是本地企业中比较好的，如果有工人想进去还必须要经过工厂严格的挑选。但是最近几年，工人比较难招，特别是碰到节假日或生产高峰期的时候，工人短缺带给工厂的压力很大。据称，导致人员短缺的原因很简单，以前内地的发展比沿海地区落后，内地人都想到沿海来打工赚钱，但是近几年内地的发展速度比较快，而沿海地区近年来GDP增长快，但企业的薪水涨幅不大，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才一千多元钱，这个月薪在内地的工厂一样可以做到，加之沿海的消费较高，有的工厂－－特别是一些个体户开办的小工厂，工人一天上班多达10多个小时，正是这些因素最终直接导致了工人流失，许多已经来到沿海地带的内地务工人员呆一段时间后又返乡了。“加薪的步伐快一点，劳动的强度小一点”王迎东最后感叹，只有改变了这种现状，才能缓解整个珠江三角洲工厂用工紧张的问题。
劳务派遣机构：顶着风险的责任
省扶贫办人力资源中心驻深圳办事处，是目前我省设在珠江三角洲最大的一个劳务派遣机构。据悉，迄今为止活跃在珠江三角洲的约14万云南劳务人员中，有8.3万人是由该机构输出或派遣的，这么大的输出与派遣量，办事处主任吴记萍花了整整5年时间。
事实上，该办事处属于赢得机构，可5年了，吴记萍并没有看到钱在哪里。采访中，吴主任为我们算了这样一笔帐：通过办事处输送或派遣到珠江三角洲的劳务工，所有的路费及生活费都由办事处提前垫支，劳务人员进厂工作拿到工资后再将这笔钱还给办事处。每一名务工人员从云南到深圳的路费及生活费约为600元钱，可事实上，通过办事处送到整个珠江三角洲的8.3万云南籍劳务人员中，最终有20％的人到了目的地后因不适应新的环境等原因又返回了云南，其中有12％的人因没有上班或其他原因拒不给钱。也就是说，8.3万人中，至少有1万人从云南到深圳的路费及生活费，办事处是根本收不回来的。去年以前，每往广东地区输送一个劳务工，办事处可得到100元钱的服务费，那么总共8万多人中至少有1万人是不会交的。
吴记萍说，象其所在的办事处如此大规模地为外出务工人员垫支路费，在国内也少见。但云南有些地方确实比较贫穷，几百元的路费及生活费有可能会挡住想外出务工人员的脚步，既然是扶贫，就要真正为贫困的人着想。
今年6月1日开始，办事处正式变以前的劳务输出为劳务派遣。从此，每一个由云南派遣到珠江三角洲一带的务工人员的工资将统一由办事处来发放，也就是说，对于工厂欠薪一说将从此被改变。对于务工人员的工资具体支付办法，吴记萍说，办事处通过1年时间的试运行，目前已经有一套成熟的方案，每一位派遣到工厂的务工人员不再跟厂方签订合同，在进厂之前，办事处将提前为务工人员签订务工合同，办理各种保险，务工人员只需要在工厂安心上班即可。
如此一来，劳务派遣机构的责任将比以前更重。首先，提前为务工人员垫支路费及生活费同样有收不回来的风险，此外，务工人员在工作其间引发的相关问题将由办事处负责处理，如此一来，派遣到珠江三角洲的劳务工就不再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了。
云南省政府驻深圳办事处：务工人员来的多走的也多
12月4日下午，深圳市春风路金碧酒店五楼，云南省人民政府驻深圳办事处就设在这里。主任张佩英说，省政府驻深办从2001年开始推进云南农村富余劳动人员到深圳务工的工作。2003年开始就有组织地开始农民工输出，并且成立了一些有组织的机构，当是主要是从脱贫这个目的出发，经过几年的努力，效果比较明显，对云南省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的问题意义重大。
目前估计云南在深圳的务工人员有10来万人，整个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市场也比较成熟。农民工出来后，由于云南人不喜欢出远门等性格和气候等，云南来深圳的务工人员就出现了一些问题。一方面是务工人员的法律意识、维权意识薄弱，加上年轻人的过激想法，碰的跟工厂的纠纷时采取了一些过极行为。"我们感觉有责任，以后要把这方面的工作做实际点，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张佩英主任强调，政府驻深圳办从深圳当地的用工、改变务工人员的性格上做了大量的工作，但还是发生了杨增朝讨薪事件。事件发生后，政府驻深办也对杨增朝的遭遇表示同情，到医院进行了看望并送上了慰问金。为了提高务工人员的法律意识，政府驻深办想在以后这块的工作中，比如成立类似突发性事件的救济会呀、基金会等类似性质组织的打算。一是想让10来万来深圳打工的云南人有个娘家；二是想在法律、法规上给务工人员多宣传教育。
云南省人民政府驻深圳办事处经协处的潘海鹰处长说，2001年开展输出劳务工的工作非常难于开展。当时是务工企业挑选工人，务工人员很难进厂。她印象最深的是当时驻深办通过对深圳当地企业的考察，云南农村就业的企业少、就业渠道单一。当时第一次谈妥了深圳这边一家世界500强的大企业招工指标，但当时企业到云南的4个地州考察招工竟然没有招到一名工人。当时基层政府、云南人是家乡宝不习惯出门打工等综合问题，导致当时非常宝贵的50个招工指标全部没有兑现。后来政府也加强了这方面的工作力度，加上宣传逐渐有人愿意出来了。出来的人再通过自己的实际对身边周围的人更有说服力。慢慢地劳动部门等相关部门也在推动这项工作的发展，云南人到沿海的务工人员都是在最近两、三年发展起来，晚于相邻的贵州、四川等地，但近年来深圳务工的越来越多。初步统计去年深圳就有113个企业招收了3万多人次的云南籍工人。最近几年随着经济的发展，企业跟员工调了个位置，现在是许多工厂招不了工人，工人很少担心进厂的问题。
但是由于许多来深圳务工人员生活在农村，行动比较散漫，不习惯深圳这边工厂压力比较强的工作。也有相当大部门的工人进了工厂不久后适应不了辞工回家，甚至有的是成批地送进工厂又成批地出来回云南。另一方面，珠江三角州的企业良莠不齐，没有长江三角州地区发展成熟。主要都是靠强度较大的劳动来发展，加上一般都是“三来一补”的来料加工的企业居多，往往在定单旺季的时候让工人强度很大的加工加点赶制产品。甚至许多工厂男工要操作机器，一不留神就会发生工伤肢体残疾，工作要求工人的注意力和压力都很大。许多工人根本就承受不了这种强度的劳动，纷纷具体辞工回家。为了抓好劳务输出的工作，去年5月份有一批是工人是政府出资让务工人员走出来，结果相当一部分务工人员都打道回俯了。
随着务工人员的增加，务工人员碰到的最主要的两个问题是讨要薪和工伤赔付问题。政府驻深办、省劳动厅等相关只能部门合作在深圳建立了一个“云南省驻粤劳动服务处”，劳动处下面又分别在东莞市和深圳的关南区建立了两个劳动服务站，给劳务工人提供法律上的方便。
去年一个云南籍工人在东莞的一个家具厂，因为油漆过敏，工人一直不知道自己买药吃，等到医院治疗的时候成了植物人，下半年的时候工人死亡。事前工人并没有跟工厂做伤情鉴定，也是云南、广东两地的政府相关部门协调解决赔偿问题。为了防止这种务工人员不懂法律导致的悲剧发生，经协处也有个想发，想在年底的时候搞个在深圳的云南人联谊会等活动，想让给在深圳的云南务工人员提供个沟通的桥梁，让他们各行各业的人员能够进行沟通帮助，同时也能组织务工人员学习法律知识，用法律武器来维权。
文/图 本报记者 陈会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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