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院的一场艺术试验

张玉宝《放大镜后牵着怪兽的人》

张玉宝《怒吼》

　　祖堂山精神病院

　　为了进入精神病院，郭海平和医院沟通了十个月。他找了一位当精神病医生的朋友，请了十几位行业知名专家轮番到医院游说，最终勉强说服医院同意进行一个月的尝试。

　　2006年10月10日，世界精神卫生日，郭海平正式进入祖堂山开始“癫狂艺术”的尝试。

　　祖堂山精神病院建于1952年，距城市中心1个多小时车程。在南京南郊风景区内，它与知名的弘觉寺仅一墙之隔。

深秋，阳光普照，仍有寒意。从喧嚣的城市来到的人们，看到满目青山萧然，看着山上正大修的弘觉寺，看到隐藏在静寂中的祖堂山精神病院，会产生恍然的感觉。

　　这里每个病区都是独立的，男女分开管理。病人多在室内活动，每天有固定的时间出来做操、运动。王玉，该院四病区的主任，在2006年偶然认识郭海平，因为常受到艺术界的朋友的熏陶，使她极为欣赏郭海平这一举动，同意与他合作。

　　“很多人对精神病人有认识的误区，害怕他们会伤害人，其实他们大多都不会。”在这所精神病院已有20年医龄的王玉，在病区穿梭着。这些病人都通过药物控制，处于病情的稳定期。看到王玉，会热情地打招呼；看到陌生人，会伸过头来看。但也有人一直在室内打转，走来走去，似乎什么也不能引起他们的注意。还有特别“热情”的，一见人就问东问西。有的甚至“噌”一下站到你面前，吓你一跳，“给我两块钱好吗？”还没等你回过神来，又转身走开。这种种反应，很容易使人认为他们是“异常的”。而当面对他们的绘画作品，你很难想象，那艺术源泉究竟来自哪里？毕竟“他们中很多是农民，从未受过任何教育，不曾拿过画笔”。

　　开始作画

　　画室设在6病区顶楼活动室。每天早上9点，医生把想画画的病人带来。郭海平开始收获了，收获惊喜、失望、辛苦，甚至恐惧。

　　一开始，病人们并不指望获得什么“艺术体验”。护士当场对病人说：你会不会画，不会画就不要画了！病人和病人也互相聊起来：就等于是来玩了，给我们娱乐！

　　最初的热闹场面来自烟。一个病人要烟，郭海平果真递给了他一根，病人感到惊奇：抽烟也能满足啊！接下来几天又来了六七个无心画画的病人，护士告诉郭海平，他们其实是来索要香烟的，因为医院规定每人每天只发10支烟，而郭海平这里则是有求必应，几乎无限量供给。这里香烟显然比艺术更受欢迎。

　　在画室负责维持秩序的医护人员们不懂艺术，然而当他们看到病人们在画纸前开始涂涂画画时，还是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惊奇——在和病人打了五六年甚至十几年交道之后，他们第一次看到了病人们的另一种精神状态，涣散的目光聚成一点，有时甚至目光炯炯。

　　画画时，女病人通常比男病人热闹，一边画一边议论。当男女混合在一间大厅内，他们彼此会保持一定的距离，即使偶尔有男士去女方画桌看一眼，姿态举止也会很绅士，轻轻来轻轻去。比较而言，倒是女士们自始至终没兴趣去看一眼男士的作品。

　　绘画的材料，最受欢迎的是铅笔和油画棒。色彩鲜艳，使用畅快。“可能像水彩、油画颜料等还是需要一些专业的技巧来掌握，所以病人很少用这些。”

　　郭海平还发现，精神病人只要拿起笔，就直接开始画，没有迟疑没有思考，“而正常人，如果让你画个东西，你要想一会，或是觉得别人在看，还会不好意思，而精神病人从来不会。”

　　白天繁忙，晚上寂静。

　　画室旁的一间空屋子，就是郭海平的卧室。其实就是偌大的屋子里摆张床。刚来时，夜晚，四层楼就住他一人。窗外山风呼啸，吹动窗子，会在空荡荡的室内发出回音。郭海平很恐惧，把所有的灯都打开壮胆。慢慢地，他觉得不再害怕了。他与精神病人已相处两个月了。

　　“大师们”

　　王军在画画的时候一定要用橡皮、笔、茶杯当直尺和圆规用。他的多数绘画都是一些直线、曲线和圆构成的机械组合。第一幅画是工厂车间里吊在顶棚的自行车，每画完一幅，他就会详细地给看的人讲解。他还是唯一能适应马克笔的人，每当画完，会一一套上笔套。“很喜欢画画”。只有看到自己的画是规规矩矩，他才能感到安心和踏实。

　　王军原本是个农民，身材厚实，满脸敦厚。他清楚自己住进医院是因为中断了吃药。“但吃了药就没力气种田了”，他这样告诉郭海平。

　　他有两个儿子要上学，村里人住进小楼，他还住在破烂的平房里，加上儿子要结婚，没房子就没法结。生活的重压之下，他崩溃了。他的入院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发病时，多次殴打自己的家人，冲砸别人家，还要用刀杀人，终于被村委会和民警送到祖堂山。

　　郭海平觉得，王军之所以爱画机械，是希望自己像机械一样有强大的力量来改变现状。而用色的多彩均衡，像中国的年画，潜意识里表达中国农民向往丰富多彩的生活却不敢越雷池一步。

　　小女孩李丽作画时不愿有任何人打扰，旁边如果有人，她就用手臂把图纸圈起来，扭过来憨憨地看着那人。而张玉宝则是习惯性地晃腿，什么话也不说，一口接一口地抽烟，目光漫散地看着画纸的上方，为了进入创作状态，他把桌子摆到了一个角落里。

　　46岁的余丹自称“格格”，时常描述她作品当中的故事，主角总是“大肥种”和“小肥种”，她描绘报幕员致完辞，“大肥种”唱歌，“小肥种”跳舞，至于“肥种”是什么她也不解释。她还会唱越剧，张口就能编一段什么“琴弦已断，你休提它！”思路敏捷令人惊讶。

　　除了画画，病人还会写诗。有首诗写道：

　　高高在上一美人

　　十四、五、八正当春

　　十七八得了病

　　一过三十就归荫

　　郭海平“考证”后发现，这是群体所作的诗。

　　一起入精神病院的，还有拍纪录片的南京艺术学院的一些学生，蔡寅羽就是其中之一。他在来拍片之前担心近距离接触的时候精神病人会冲上来猛咬他一口，到里面之后，他发现完全没有这种想像中的危险，相反，他发现这些病人十分可爱，而且表现欲特别强，时常在他的镜头前手舞足蹈一番。

　　在这个画室里头没有理性思维、明晰的逻辑，一切都如生命自身那样本真，自然。

　　而让郭海平感到过瘾的是，他拿了一大堆中外名家的画让病人们欣赏解读，发现这些人说话“幽默得一塌糊涂”，他们的解释没有顾忌的，不像平常人的解释怕脱离主题，怕欣赏水平不高，怕说得不准确，他们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有一次张玉宝打开了郭海平自己的画册，瞄了两眼之后低声说：“柔中带刚”，如此精炼的评语让郭海平吃惊不小。

　　禁锢

　　然而，这里毕竟是精神病院，禁锢对“大师们”来说无所不在。

　　15岁的唐小波，被诊断是“精神障碍迟滞”。每回作画不过十分钟就得放下手中的彩笔，“手抖”、“想睡觉”，原因是“药吃的”。在这里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很多病人一作画就满头大汗浑身湿透，由于服用了大量的抗精神病药物，画画时他们明显体力不支。

　　对于服用药物，郭海平表示了强烈的反对，“你去查精神病的书籍，第一句话都是病因不明，到现在为止药物只是控制他的症状，有很多副作用。在不知病因的情况下，就用这种手段来干预，这是违反自然伦理的事。”

　　在反复讨价还价后，医生勉强同意让少数几个症状较轻的病人减药，因为医生担心大多数病人减药之后会进入难以自控的亢奋状态。

　　张玉宝此前脑子里总是浮现幻觉般的影像，后来就没有了。他每天减去两颗药，天天画画放松心情。他开始有意识地画一些日常生活中的场景回忆，公共汽车站、澡堂、厨房、市民广场。

　　作画成了病人们最快乐的时光。抽烟，抖脚，削铅笔，调颜料，看书，勾线条，上色，题字，释放怪诞的念想，讲笑话，唱歌，和“郭老师”谈艺术观，这更像是一场穿着蓝白条色精神病服的自由“艺术家”的聚会。

　　当一大批作品出现在院长王明忠和病区主任王玉面前时，他们同样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这些病人来到医院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像在从事艺术创作时那么生机勃发、才思泉涌。院长当场决定，同意郭海平在祖堂山多呆两个月。

　　郭海平大喜过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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