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瑞典学院院士马悦然

瑞典学院院士马悦然

　　瑞典学院院士马悦然

　　我当诺贝尔文学奖评委这22 年

　　撰文/ 摄影 洪立

　　对关心诺贝尔文学奖的中文读者来说，马悦然(Göran Malmqvist)是个再熟悉不过的名字。这位世界知名汉学家1946 年就以《左传》入门学中文，翻译过《水浒传》、《西游记》、《边城》等数十部中国古典和现代文学作品，为将中国文化介绍到西方立了汗马功劳。让很多中国人最感兴趣的，则是马悦然的身份——瑞典学院院士。

这个学院也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会，坐第5 把交椅的马悦然是18 个院士中唯一懂中文的。不少人都将中国作家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热望押注在这位83 岁高龄的老先生身上，使他始终摆脱不了那个“永恒的问题”的纠缠，尽管由于他的大力推介，旅法华人作家高行健已于2000 年获得文学奖。

　　12 月11 日，在位于斯德哥尔摩市老城的瑞典学院，马悦然先生和夫人陈文芬接受了《外滩画报》独家专访。

　　B=《外滩画报》

　　M= 马悦然(Göran Malmqvist)

　　我自己最满意的译作

　　B：今天咱们主要谈诺贝尔奖和您本人，少谈“中国作家何时得奖”——老是纠缠这个话题太狭隘了(马悦然笑)。您是1985 年当选瑞典学院院士的？

　　M：是1985 年的春天。那时我在北京一个在使馆工作的学生家里，他还请了好些中国诗人到他家，有北岛、顾城、杨炼等等——都是我翻译的中国诗人。突然大使打电话来，说瑞典学院的常务秘书找我。我莫名其妙。过了半个小时，常务秘书打电话来，说“你被选入了瑞典学院”。我说：“那不可能。是不是选错了人？我根本没资格。”他让我先别告诉别人，因为还要等国王批准。那时瑞典一家大报的文化版主编和另一家的文化记者也在北京，他们知道了这件事，就请我们到北京美心(im)餐厅吃饭，包括大使夫妇、瑞典诗人和公认的诺贝尔文学奖热门人选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ToMas Tranström)、北岛、顾城和他们的妻子。美心那时是北京最贵、最有名的外国餐馆。

　　我们到那儿，看见顾城在门口走来走去，说：“他们肯定不准我进去——我没打领带。”他穿一件漂亮的中山装。我说：“不要怕，他们肯定会让你进去。”他说：“不不不，我看见他们把一个没打领带的人赶了出来。”后来杨炼来了，他衬衫领子开到这儿(手指隔膜位置)，穿着皮衣，一头乱发。顾城说：我不是告诉你一定要打领带吗？杨炼不管，大摇大摆地进去了(笑)。

　　那天我们吃了很好的牛排，喝酒，饭后主人还请我们吸烟——800 块钱一盒的烟，北岛、顾城他们从来没抽过(笑)。后来那位主编告诉我，这是他们报社请的最贵的一顿饭。(马夫人陈文芬插话：“听了都很羡慕。我们在台湾当记者，手头上根本不可能有这么多钱请客。”)最后大使请我们去他家，我们和北岛、顾城聊他们最喜欢谈的灵魂，一直谈到天亮，大使还请我们去喝蛇酒——浸泡着一条绿色小毒蛇的烈酒。

　　B：您印象这么深刻，那是您这辈子最难忘的一天？

　　M：是很难忘，但不一定是最难忘的。(陈文芬解释说，马悦然记忆如此之深，是因为那天他和托马斯——自己最喜爱的诗人在一起；这位大诗人16 年前中风了，所以这段经历弥足珍贵。)

　　B：瑞典诗人您最喜欢的是托马斯，中国诗人中您最喜欢的是哪一位呢？

　　M：我好几年没有翻译中国诗人的作品了，但我非常喜欢今天派的那几个，比如北岛、顾城和杨炼。

　　B：有没有最喜欢的？

　　M：我翻译最多的是北岛，译了五六本书。最喜欢的可能还是顾城80年代初的早期作品——非常好，可惜后来出了那件不幸的事(1993 年10月顾城在新西兰杀妻后自缢)。

　　B：您最满意自己的哪部中文译作？

　　M：在诗里面我最满意的是《闻一多诗选》，我翻译的格律与闻一多的完全一样；还有艾青在30 年代末写的诗。长篇小说我最满意的可能是《西游记》吧。我对自己译的李锐小说《旧址》、《无风之树》、《万里无云》和曹乃谦的《到黑夜我想你没办法》也很满意。

　　B：您怎样发现这些在中国都名气不大的作家？

　　M：离这里不远有个远东图书馆，它收藏过七八百种中国文学杂志。我妻子(程宁祖，数年前去世)看书看得多，有时她会告诉我：这本书你非看不可，于是我就去看。

　　但现在这个全欧洲最好的远东图书馆欠了政府五六百万克朗，官僚们把里面的十来个人员裁到只剩两个，而且书早就不让借了，图书馆成了吸引中国游客的博物馆。(陈文芬说，译完《老子》之后，马悦然就天天写信给瑞典文化人士，呼吁保护“远图”)。

　　B：在中国几大古典小说中，您为什么只译了《水浒传》和《西游记》？

　　M：文学价值最高的其实是《金瓶梅》，但已经有人从英文版转译成瑞典文了。《三国演义》英雄太多了。

　　其他评委都不懂非欧洲语言

　　B：您当评委的最深感受是什么？

　　M：(陈文芬建议，应该说“院士”而不是“评委”，因为文学奖评选只是学院的工作内容之一；学院最重要的工作是编篡一部瑞典语大辞典，收录1520 年后出现的所有词汇；这一工程只编到字母“T”，整部书要到2017 年才能编完。)入选瑞典学院当然改变了我的生活方式，每个星期四我都要到学院开会。以前我搞研究工作，看小说有点不好意思，觉得是浪费时间；进学院后这成了我的工作，非看不可了。

　　B：不过以前您可以只看自己想看的书，现在恐怕什么书都要看？

　　M：没人逼我们非看哪些书不可。但出了最后名单之后，就必须看他们的作品了。有时候喜欢看，有时候就不那么喜欢看了。

　　B：您一年大概要看多少本书？

　　M：这说不准。名单上通常会有两三个你早就读过的作家，其实每年只有一两个(新入围者)。

　　B：最近您在看什么中文书？

　　M：最近几个月好像什么书都没看，我刚刚译完《道德经》——这是每个汉学家到晚年非做不可的事，明年2 月出书。书的封面非常漂亮，是我最满意的。设计者就是远东图书馆的张琳。

　　B：其他院士有没有通晓其他非欧洲文字的？就像您精通中文这样。

　　M：院士们的英、法、德文都没问题，北欧文字更不用说了；也有精通俄文的，比如现任常务秘书恩德达尔；还有会意、西、葡文的，但没有会阿拉伯文、印度文、日文或非洲文字的。

　　B：近几年的文学奖有什么趋势吗？

　　M：没有什么趋势。如果硬要说有的话，品特和莱辛都是伦敦作家。

　　B：有没有按地区轮换的规矩？

　　M：没有。得奖的是个人，不是国家。当然，亚、非洲得奖的确实不多。印度只有泰戈尔一人得过奖，日本有两个；非洲近年也只有南非的戈迪默和库切。

　　文学奖与争议

　　B：过半院士是作家出身，而当评委要读很多书，这样会不会影响自己创作和得奖机会？有院士得文学奖的吗？

　　M：有，有五六位院士得过文学奖，当然投票时他们必须回避。

　　B：院士的平均年龄有六七十岁吧？这会影响你们判断年轻作家的作品吗？

　　M：超过70 岁了。有两位女院士专门收集年轻作家的作品，定期写报告，开列很多你从没听说过的年轻作家。

　　B：近几年哪些得主的争议最大？

　　M：这不能说。很少有一开始大家就属意同一个人的情况。投票分好几轮，第一轮可能有三四个作家得票；你看到自己欣赏的作家没有希望了，就可以选另外的人，也可以投空白票。

　　B：据说2004 年耶利内克得奖后，一个评委退出表示抗议？

　　M：不，他一年多前就退出了，后来才写文章批评耶利内克的得奖(陈文芬在旁边说：两件事的先后顺序与外界传说的正好相反；另外，院士是终身职务，可以不参加会议，但不可以退出；有两位院士年近9 旬，早就不来学院了)。

　　B：对今年的得主多丽丝•莱辛您看法如何？她第一次获得提名是哪一年？

　　M：应该在我当院士之前；她也许应该早点得奖。我觉得她早期的非洲背景小说写得很好，但最近那些类似科幻体的我不太喜欢：想象力是很丰富，但篇幅太长，写成短篇就是非常好的题材，中篇也勉强可以，但写成长篇你读了一半就觉得够了。很多作家都有这个毛病，中国的莫言也是。他们觉得自己太会讲故事了，控制不住写下去的欲望。

　　B：您告诉过莫言吗？

　　M：当然，每次见到他我都跟他说(笑)。(据陈文芬透露，后来莫言真的写了一篇非常短的小说。)

　　B：近4 年有3 个得主因为身体或心理原因不能来，评选上是不是有问题？

　　M：我们希望将来可以胆子大一点，选一些年轻作家，不一定要选名气或影响最大的。诺贝尔奖与“马悦然奖”

　　B：诺贝尔本人也是个文学爱好者，写过一些诗，您觉得他的文学水平如何？

　　M：我没读过多少他的诗，不好说。

　　B：我认为，诺贝尔个人生活比较不幸——终身未婚育，然而他的不幸却造成了人类的大幸。您同意吗？

　　M：对对，我同意。他之所以不幸，可能是得了忧郁症。

　　B：如果他有子女的话，可能会把遗产传给他们，说不定就没有诺贝尔奖了？

　　M：那倒不一定。

　　B：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点是：诺贝尔奖这个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奖项，会落到瑞典这么个地处欧洲北部偏远地区、人口不多的小国。这就像一种历史宿命。

　　M：对。100 多年前开始要学院评奖时，很多院士都不愿接受，说我们怎么有资格去评出(世界最好的作家)？后来进行了投票，才由多数决定接受。

　　B：它对瑞典的影响怎么样？

　　M：影响很大。如果没有诺贝尔奖，我们的医学、物理、化学、文学等领域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发达。

　　B：您将来是否想效仿诺贝尔，设一个“马悦然奖”？

　　M：(笑)我没有钱。要是有钱就可以，但不要叫马悦然奖，不要用自己的名字。美国的巴菲特和比尔•盖茨差不多一样有钱，他就把几百亿美元赠给盖茨基金会，真了不起。(陈文芬插了一句：“你是不是以为马悦然很有钱？”)

　　B：不知道院士收入怎么样？

　　M：没有收入。

　　B：哦？

　　M：每次开会我们可以领一个银元，每次发18 个；有时来的人少，每人可以拿两个，我们高兴极了。每个银元可以换100 块钱(瑞典克朗，1 克朗合人民币1.18 元)。每次评出文学奖，我们可以得到一枚镀金的小金币，也能换100 块钱，或攒到10 个去换个纯金的。

　　B：那您靠什么生活？

　　M：养老金(他曾在斯德哥尔摩大学任教)和写作收入。与学院相关的部分旅行费用可以报销，看戏的门票可以报销，每年还有买书的报销额度。中国作家与诺奖渐行渐远？

　　B：您对文学奖的最大贡献是什么？

　　M：没有什么最大贡献。当然如果没有我的翻译，高行健是不会得奖的——我的译本是最早的，后来才有法、英文译本，德译本到现在还没有。

　　B：您最满意的是哪一年的文学奖结果？

　　M：当然是2000 年高行健得奖了，让我非常、非常高兴。

　　B：当时您曾说，很快就会有一个中文作家要得奖。您指的就是高行健？

　　M：对，但我不能把他的名字说出来。我最失望的是1988 年沈从文的去世，让我非常难过。要是他没有去世的话，就肯定会得奖的。获得提名后即便去世，也可以得奖的。(首任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就是死后得和平奖的。)

　　B：听说您1985 年才开始翻译沈从文，距他去世只剩3 年。如果您早一点翻译的话，或许他的机会就会大一些？

　　M：我记不太清了，可能是1985年开始译的。他去世前我已经翻译了他的三本书。先前有美国汉学家将沈从文的书译成英文，但只是部分译出，而且翻得不怎么样。向美英读者介绍中国文学贡献很大的美国人是金介甫(JeffKinkley，英文《沈从文传》作者)，他是一流的翻译家。

　　B：鲁迅、沈从文曾与文学奖擦肩而过，现在中国作家是否离它越来越远了？

　　M：我也奇怪：1980 年代出来的中国作家和诗人对二三十年代本国的文学作品好像不感兴趣，比如莫言就不关心当年的沙汀、张天翼等风格与他接近的中国作家。

　　B：您堪称诺贝尔文学奖与中文文学之间的唯一桥梁，有没有人可以接班？

　　M：将来接替我院士位置的可能是个历史学者或语言学者；而在瑞典，翻译中文文学的只有我和安娜•陈两个。不过即使没有我翻成瑞典语，其他院士也可以看英、法语译本。

　　B：很多中国人对诺贝尔奖似乎看得太重，这种现象是否健康？

　　M：不应该看得那么重。(陈文芬替他回答：“上次一个湖南记者也问这个问题，马悦然说：中国人之所以这么看重文学奖，就是本身太歧视文学了。”)

　　B：我觉得现在很多人都觉得时间不够用，文学成了奢侈品，越来越小众化了。您是否有同感？

　　M：这在每个国家都一样。我孙子问我，你看过《哈利波特》没有？我说没有。他又问，那你看过《指环王》吗？我说也没有。他就很失望地冲我扮鬼脸。谈了一个多小时，马悦然从怀里掏出烟斗，边抽边讲一段轶事：“这是学院唯一允许抽烟的房间。1999 年文学奖得主、德国的君特•格拉斯曾在另一个房间出席招待会，很多记者围着他。我看到他非常不舒服，手一直在摸口袋，但人根本走不开。我就过去对他说：你跟我来，咱们去抽杆烟。一进来我关上门，他拿出烟丝，对我说：你不要离开我。于是我把烟斗也拿了出来。”(笑)采访中记者发现，年愈八旬的马悦然思维敏捷，记忆力惊人，普通话流利；而看上去很年轻的陈文芬不像很多“少妻”那样支配欲强，让人感觉是一个真心关怀、辅佐丈夫的伴侣兼得力助手。得知记者第二天就要回国，马悦然说：“可惜你没时间采访远图的张琳。他们才是瑞典与中国之间的桥梁。”看来中国人如果要继续做诺贝尔文学奖之梦，就不能再光盯着马悦然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