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执行“悬赏制”缓步前行 用暗号和线人接头

　　悬赏执行制度是我国法院在民事执行方面进行的一种新尝试，在全国多家法院推行，但效果平平。几个月前，北京市第一个成功领取21万赏金的案例出现，引发了社会各界对悬赏执行的讨论。

　　悬赏金应由当事人负担吗？赏金需要纳税吗？赏金有没有上限？法院应不应该审查线人的知情资格？悬赏执行制度在众多疑问中缓步前行。

　　“我第一次见到那位提供线索的人，是领钱那天。”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庭法官张浩回忆那个神秘的线人李欣然(化名)。

　　“她穿得很不起眼，说话、动作显得很小心，可能怕别人注意到她。这也不难理解，毕竟她一次性领走21万元赏金。她很高兴，一直和我们说感谢。我和她开玩笑说：法院有诚信吧？她一个劲说：有，太有了！我告诉她，我们也感谢她。她主动提供线索并且执行成功，让我们看到了执行的曙光。”

　　李欣然，北京市第一位成功领取到“悬赏执行”赏金的线人。2007年8月，她兴奋地从北京市二中院取走了21万元赏金。一年前，李欣然向北京二中法院提供了一条民事强制执行案件的线索，经过查实，这条线索变现为100余万元执行金，按照约定，她得到了20%的赏金。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2006年夏天，李欣然拨打了北京二中院执行庭的“爆料”电话。其实那部接纳社会线索的电话，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推行“悬赏执行”政策之前，总躺在一派沉寂中，法官对此习以为常。“线索都是跑出来的，被执行人能主动执行就不用到强制执行程序，所以过去能主动提供给我们的线索很少。”这是北京市二中院执行庭庭长王志军从业多年的一个心得。但2006年5月至7月，事情变了。

　　2006年前后，北京市高院在全市法院推行“公告悬赏”、“公布拒执人名单”、“委托律师调查”、“追究拒执人刑事责任”等四项促进执行的制度。当年5-7月，北京市二中院通过媒体分3批集中公告了20余件悬赏执行案件，此后原先那部陷入沉寂、不引人注意的电话竟频频接到社会人士主动爆料。

　　于是，接听这部电话成为执行庭法官杜岩日常工作中的主要内容。“有一大批线人打电话提供线索，报出被执行人的房产证号、车牌号、公司名称，甚至股权资料。我们公告了不到30个案件，接到30多条线索，平均每个案件都有一条以上的线索。”杜岩说。

　　不仅二中院，北京市朝阳区法院、西城区法院都曾经在民事执行程序中推行“悬赏执行”制度，遭遇相同场面。朝阳区法院执行庭法官对《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说，悬赏执行后，不断有线人打电话向法院提供线索，当然线人都会问到报纸上登的“10%”、“15%”的赏金是不是真的能兑现。

　　中国人对“悬赏”这个词，并不陌生。我国历来有“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传统，民事悬赏执行制度再次诠释了这种传统智慧，也顺理成章地作为悬赏执行制度的心理依据。

　　法院执行“悬赏制”缓步前行

　　“悬赏的根源是执行难。近10年来，在全国范围内生效裁判文书的自动履行率从70%下降至48%，申请执行金额只有63%至72%能被最终执行。今年10月底，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关于完善审判工作监督机制、促进公正司法情况的报告》里曾指出，全国法院执行案件信息管理系统要完善，并提倡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执行工作。”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陈桂明分析悬赏执行出现的背景。

　　在庭长王志军的从业经验中，执行难最难之处就是找不到被执行人财产的线索，动员社会力量参与，也就是从查找财产线索入手。悬赏执行制度由此而生。除北京市法院外，上海市、深圳市、安徽省法院系统都在推行悬赏执行制度。

　　一位执行庭法官认为，“悬赏执行4个字，赏是重点”。北京市二中院执行庭庭长王志军对此深有感触，因为二中院管辖的强制执行案件，金额最少的也有500万元，赏金比例一般定在10%至20%，这样算下来，线人得到的赏金少则几十万，多则上百万。

　　高额赏金的诱惑确实激励一批线人活跃了起来，但真正成功的案例极少。北京市朝阳区、西城区法院自实行悬赏执行以来，还没有执行成功、兑现赏金的案例。北京市二中院公告近30起案子中，只有李欣然提供线索完成了百万元执行款。“据目前了解到的情况，李欣然是北京唯一一位成功领取赏金的线人。”法官杜岩说。

　　大多数是无效线索

　　2006年夏天，北京市二中院执行庭法官杜岩第一次接到李欣然的爆料电话。之前李欣然翻看报纸，注意到一则消息：北京市二中院管辖的一起强制执行案件进行公告悬赏。由于标的额达1.5亿元，赏金比例为20%，赏金额高达3000万元，因此创下北京市法院悬赏执行之最。

　　李欣然好奇地读完整则公告，她看到一个非常熟悉的名字“陆风”。陆风(化名)是北京中恒企业发展公司的法人代表。这家公司在1996年向一家银行贷款，后因这笔贷款发生纠纷，经法院判决，陆风公司需向银行偿还本息1.5亿元。但1999年，陆风因诈骗罪被北京市高院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陆风服刑，他的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1.5亿元的还款从此石沉大海。

　　李欣然熟悉陆风，清楚地知道陆风名下房产的确切地址和房产证编号。李欣然决定向法院提供这一线索。我们无法知道她当时的感受，正如我们无法知道她和陆风的关系。

　　就在李欣然向法院爆料前后，杜岩还接到另外两个分别反映陆风不同房产的线索。杜岩将线索详细记录下来，交给同事张浩。此后一年，张浩为核实这三条线索奔波，但按照悬赏执行的操作规则，他始终不知道线人的真实资料。

　　按照第一条线索，张浩到地坛西门附近的一处小区查实房产。“把地坛西门方圆几公里转了一个遍，也没找到这个住宅的名字。为了谨慎起见，我去房产登记部门查，确实不存在这一房产。这条线索是假的。”张浩说。

　　第二条线索直接将张浩支到了天津塘沽开发区。查证的结果是，线索中提供的房产确实存在，但这处房产多年前就已经被天津法院强制执行，变更了所有权人。房产已经不再属于陆风，也就不能作为可执行的财产。

　　对于这样的结果，执行庭法官张浩已经不感觉失望。在已获知的几十条案件线索中，90%的线索无效。比如，被执行人公司的名称是“兴中某某发展公司”，线人获知公司的法人代表还开办“兴中某某实业公司”，就将这个实业公司的银行账号提供给法院，但这种线索是无效的，因为执行主体不一样。虽然在老百姓眼中，一个人开办的几个公司都是一家，但在法律关系上，几个公司谁也不能代替谁。

　　除了这种主体不一致的无效线索，还有的线人提供一个被执行人的公司名称，或者他的股权资料，这些线索不能“变现”，无法实际执行，因此也不算有效线索。几十次核实之后，北京市二中院执行庭逐渐总结出三条有效线索的条件。一是线索经查证属实，二是线索为房产号、汽车牌照号、银行账户等可变现的财产信息，三是线索为尚未被法院掌握的财产信息。

　　关于陆风这个案子，法官张浩拿到的第三条线索就是李欣然提供的丰台区方庄某楼盘两套房产。当时他对这条线索并不抱太大希望。第一次到房产局查证时，他发现线索中的房产证号码有一个数字是错的，但让他兴奋的是，地址等其他信息都符合。张浩决定去实地看一下房子。

　　 用暗号和线人“接头”

　　张浩找到这两处房产，其中一套居住人正是陆风的父母。张浩和两位老人讲明情况，老人通情达理，告诉张浩，容他们一段时间去租房。但另一套房产就远没有这么顺利。

　　居住在另一套房子里的男子，自称是陆风的债权人。陆风因欠债将这套房产抵押给他。张浩核实后发现这套房并没有做抵押登记，于是给男子讲道理，没有抵押登记和合同，法院不能认定是抵押财产，只能作为可执行财产来拍卖。但男子情绪激动表示不离开。

　　张浩多次和男子沟通，并与楼盘物业方联系，发布了腾房公告，15天后，张浩发现两套房产全部腾空。这两套房产经拍卖、补办登记手续后共执行近110万元，成为北京市首例成功的大额悬赏执行案。

　　对张浩来说，这起案件虽然意义重大，但难度并不算最大。“这种静态现场还比较好处理，难处理的是动态现场。”张浩说。在北京市二中院公告悬赏的近30起案件中，他承办了一半案件。王志军庭长介绍，有一年大年三十，张浩为查一辆奔驰车的线索，在外面蹲守了一宿。

　　杜岩印象深刻的是另外一个案子的核实过程。“我们的法官去南方一个镇上找线索人，线人先约在镇政府门口见面，过一会儿又打电话变更到一个咖啡馆，过一会儿又变成和我们用暗号会面。会面之后线人不愿意透露真实姓名，整个过程像是拍电影。”

　　“悬赏的方式是有一定风险的，公安部门也有悬赏通缉，但是悬赏通缉和悬赏执行最大的区别就是力度保障。悬赏执行是民事执行程序，必须要自愿，前期投入的费用、时间要申请人负担，效果肯定不能和国家负担通缉赏金相比。”王志军说。

　　即使这个成功的案例，从核实线索到完成拍卖，也整整处理了一年。除了时间成本，还有人力和财力成本。王志军算了一下，北京市二中院在4家报纸上发公告，仅公告费就花费10万元，这笔钱是法院先垫付。大多数案件没有执行成功，钱法院就会一直垫付下去。为提高执行效率，法院派专人专车承办案件，天津、河北、江苏、浙江，线索到哪里，核实就要落到哪里，但大部分线索都无法落实执行款。

　　保密是首要原则

　　当北京市二中院完成执行、预扣赏金的时候，李欣然已经忘记了这件事。爆料过去一年，法院没和她提过赏金的事情，李欣然不再奢望拿到几十万元赏金。直到最后法院通知李欣然领赏金，她才又记起这事。法官张浩于是开玩笑问她：法院讲诚信吧？

　　但直到李欣然把赏金领走，法官杜岩虽然和她多次联系，始终没弄清楚两个问题。一个是，李欣然和被执行人陆风到底是什么关系；另一个是，李欣然是如何掌握到那条线索。“这些牵涉到线人保密原则，我们不去细究。”杜岩说。

　　“保密，是为了保护线人。保密是悬赏执行中最重要的操作守则。能提供真实线索，特别是有价值线索的线人，往往都是被执行人最亲近和熟悉的人，他们因此能掌握被执行人的财产信息。但这样的人一旦暴露，也很容易遭到报复。做好保密工作，我们有严格的操作程序。”庭长王志军介绍。

　　操作程序中的第一条守则就是单线联系。李欣然每次和法院联系，都是与法官杜岩通话，她不知道具体承办法官是谁。庭长王志军开玩笑说，悬赏执行有点像影视剧里的特工情节，李欣然、杜岩、张浩、银行之间都是单线联系，甚至王志军也不知道线人李欣然的真实资料。

　　第二条守则是流水操作。杜岩负责联络线索人，张浩是核实线索、处理可执行财产的承办法官。收集线索与核实线索两项内容要分工进行，不能由同一个人处理。

　　第三条守则是过问权限。核实线索的承办法官不能过问线人的情况，而作为主管庭长，王志军认为自己不具体操办案件业务，也无权过问线人的真实资料。

　　因为一直没音信，李欣然曾经担心，房产执行之后，赏金是否会兑现。王志军解释，其实这种顾虑没必要。

　　悬赏执行之前，法院在媒体上公布拒不执行人名单，会询问申请执行人的意愿。自愿悬赏是悬赏执行的另一个重要原则。如果申请人同意进行悬赏，要给法院签署一份“承诺函”，写明执行金额、范围、赏金比例、数额。法院按照申请人的意愿，在媒体上发布悬赏公告，并指派专人承办案件。法院在查实、拍卖可执行财产后，就会从执行完毕的财产中预扣赏金，通知线人领取。这就是悬赏执行的完整程序。

　　赏金缴税吗？

　　李欣然来领钱的时候，张浩第一次见到她，她兴奋中有些紧张。张浩很理解，这和中彩票不一样，李欣然毕竟是第一位领走高额悬赏金的人。这笔钱怎么定性、以什么程序领、领走之后有什么手续，她完全不知道。

　　“赏金需要缴税吗？幸亏李欣然没问，否则还真不知道怎么答复好。目前我国法律上对这种收入没作出详细说明，赏金算经营收入列入纳税范围吗？我们现在也不能确定。”王志军庭长坦承。

　　除了纳税，还有一些实践中的问题不明确，比如，赏金比例是否应有上限。这起案件如果1.5亿元全部执行成功，那么赏金将达到3000万元，这会不会产生负面的社会效应，王志军希望法律给予界定。

　　陈桂明教授认为，被执行人长期下落不明或被执行人故意转移、藏匿财产时，强制执行手段显得苍白无力。在这种情形下悬赏执行制度的出现，可以说是强制执行和调查权的一种延伸。这种制度让社会力量成为法院执行力量的补充，可促进大部分案件得到执行。

　　但是，悬赏执行制度还是存在一定问题。申请执行人增加了大量负担，其债权的实现还要额外负担高额的悬赏金。因此这项制度现在只在试验的阶段，也不是所有案件的执行都适用这个制度。

　　西城区法院执行一庭庭长胡健非常赞同这种观点。虽然从2004年起西城法院已推行悬赏执行，但他认为效果不好。悬赏执行只能是解决执行难问题的补充办法。这种制度一是受限于提供线索的群众面窄人少，二是悬赏执行的资金很难到位。胡健庭长认为，解决执行问题最重要的是建立有效完善的公民诚信体系，以及良好的社会风气。

　　分析过悬赏执行的先期投入之后，北京市二中院执行庭王志军庭长感到，这项制度只是针对当前执行难的一种全新尝试，但不适宜作为长效机制。“公告费等成本太高，这些都要申请人负担。中院管辖的案件申请人以企业为主，有时还难以承担；基层法院管辖的申请人有些本身就是处境困难的个人，再负担赏金和核实成本确实很困难。”

　　实践者对于悬赏执行的担忧还算温和，一些法学研究人士则对这项制度提出更严厉的质疑。南京大学法学院张帆、陆艺提出，法院“悬赏执行”经费从当事人的执行标的中提成，这并未出现在国家制定法的正式文本中，没有法律依据。

　　时评人陈随有则担心，一旦“悬赏”执行成为普遍，有可能增加法院的惰性，一些法院有可能通过暗示等方法，鼓励执行申请人提出“悬赏”申请，通过向执行申请人转嫁成本来达到执行目的。

　　王志军庭长也发现，政策上允许当事人委托律师调查财产后，律师的参与和悬赏执行形成了制衡关系。律师有主观能动性，申请人可以委托律师积极去调查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也就不必采取悬赏的方式。悬赏，本身就是、也应该只是促进执行效果方式中的一种。(袁婷） (来源：民主与法制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