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明 她是摄影师，但她又出版了四本畅销书:《一本打开的日记》、《独闯非洲高山王国－－一个中国女摄影师在黑人部落的生存纪实》、《西非丛林我的家－－我与塞拉利昂迪曼人》、《红海大漠》。她是旅行家，可她又用DV拍摄了多集电视纪录片:《非洲并不太远》、《跳舞吧，波尔卡》、《去年在厄立特里亚》，而其中最著名的是2002年拍摄的反映上海"遗老遗少"真实生活的《房东先生》，此片获得中国电视学会年度最佳电视纪录片大奖(金奖)，2004年韩国EBS国际纪录片大奖(金奖)。
有人说她的经历、生活、性格皆不可复制。她说:也许。也许是没有孩子的拖累、也许是丈夫的宽容、也许是小时候想当列车员云游天下的梦想，也许是对异域文化的渴求、对陌生而又充满原始、野性国土的永不衰竭的好奇心，也许是对冒险、对自由生活的向往，她充满激情，总在路上。她写莱索托王国山村的风俗，她拍红海大漠里的渔市、妇女儿童，她在热带雨林里探访俾格米人，她在塞拉利昂体验钻石的血腥……她的每一张照片、每一段DV都是她"访贫问苦"、"和群众打成一片"的战果，她永远不会"蜻蜓点水"、"浅尝辄止"。每到一处，她沉下来生活，几个月，半年甚至一年。她要真切感受当地人的衣食住行、喜怒哀乐、婚丧嫁娶……所以她的作品会有出人意料的震撼力、穿透力和感染力。她有一张极其出彩的照片:十一个五六岁的赤脚小黑男孩儿，错落坐在土房子外的矮土围子上，脚上、手上、身上都是土，他们像是听了一段特别可笑的笑话，释放出的笑容各异:有的羞涩，有的顽皮，有的陶醉……睁眼的闭眼的，前仰的后合的，个个可爱的不得了，如果不是面对一个熟悉的拍摄者，他们是绝对不会笑得那么一派天然的。而这个熟悉的人，有一个好记的名字:梁子。当然他们更愿意叫她在部落里的名字－－巴丽萨(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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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位走进非洲部落的中国女摄影师
月明 :20年前，你是摄影师，你的名字和战地记者、全国三八红旗手、英模称号紧密相连。十年后，你还是摄影师，不过前面冠予了“自由”，你的镜头开始伸向遥远的不可知的非洲。
梁子:我出生在部队，十六岁当兵，一当就是十五年，很多人好奇我一个女人，打过仗立过功，又在西藏青海边防多年，认为我传奇。《一本打开的日记》是我对曾经的所谓辉煌历史的总结，也是对关心我想要了解我的朋友们的一个回答。1998年出版的这本自传体纪实文学，1999年翻译成日文版，并在日本东京举办了首发式和个人摄影展览。我当时就想今后我的生活肯定不一样了，因为我不想再重复了。果不其然，从2000年到现在，我就一直在跑非洲，完全是一种自由的状态，不受任何制约:金钱的、名声的。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状态。
月明 :每次你的出行都有企业支持吗？
梁子:我每一次的书稿和节目制作的费用几乎都是我下一次出行的物质保障。这些钱，足够了。我去的地方，像印度、非洲都是村子里，就是机票贵，一两万。剩下的在当地吃喝、租农村的房子就很便宜了。你想，连电都没有的地方能用多少钱？通常我又自己做饭。所以差不多有三万块我就可以走了。我去印度两个月，一万块都花不了，我坐挤得要命的大巴，乘煤渣飘来荡去的老旧火车，消费很低。
月明 :你是中国第一位深入非洲部落进行人文调查的女摄影师。你第一次去非洲为了什么？
梁子:喜欢原始、自然、不加雕琢的地方。我刚开始搞摄影看三毛描写非洲的书会有一种潜在的影响。我为去非洲找了一年多的酋长，我想住在非洲某地，深入了解当地人怎么生活怎么交流，我不想当游客，我原以为去一次就不会再去了，没想到前后去了五次不同的地方，第五次是今年十月，那又是一个对我来说完全陌生的土地。
月明 :常年对非洲保持这种激情和冲动很大程度上是好奇心吗？
梁子:也不全是。跑的地方多了，无形中我会有对比，比如非洲，我主要去撒哈拉以南的黑非洲，东西南中，我都去了。为什么还想去？看的越多，了解越深越觉得不够。1000多个民族800多种语言，他们人种的异同，西非的人个子为什么更高？靠近雨林的人嘴唇为什么更厚、散热能力更强？鼻孔更大？西非和中非都是丛林。热带雨林和丛林在一般人看来是不一样的。中部非洲的喀麦隆，它的热带雨林是继亚马逊之后的第二大热带雨林，进去后看不到天的，全是参天大树。而西非是灌木丛林，一棵棵小树，枝枝节节。地域不同生活就不同。跑的地方越多我就越想对比。我有种调查意识，谈不上研究。始终不满足看到的表面的东西。当你什么都不知道时你会觉得神奇。但一知半解后，你探求奥妙的心会促使你一步步往前走。今年八月底我从澳大利亚北领地探险回来，它是澳洲唯一的热带气候的地方，原著民是黑人，我一到那儿就会觉得很像非洲，有种亲切感。
月明 :第一次去非洲和后来再去的感受分别大吗？
梁子:第一次去有陌生感。第二次再去，我在塞拉利昂一下飞机，感觉好熟悉啊！气候和人体的气味以及他们说话的口音组合成我所说的“非洲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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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寞中平实记录非洲人的衣食住行
月明 :你是中国去非洲较早的摄影师和旅行作家，像《独闯非洲高山王国——一个中国女摄影师在黑人部落的生存纪实》就是第一个中国人第一次用中文描绘莱索托王国的书籍。同样，你也是较早用DV手段系列反映非洲的拍摄者。你是在试图全方位展示一个你所了解所喜爱的非洲吗？
梁子:我刚去非洲那会儿旅游还没开放呢，我总觉得去一趟非常难，所以总愿意多呆一段时间，多拍照片多了解，想法很简单。后来发生了很多故事，就写日记，回来整理成书了。有次在非洲一个小山村碰到一个艾滋病人，从她发病到去世直到葬礼，我看到村子里的人对她特别温情，我真的很感动。她是个教师，被外来的修路工人传染上了。最后的时光她特别想活下去，跟我说了很多话。她的葬礼将近1000多人参加。当地的村子散落在大山里，集合到这里都是靠骑马和步行，有的走了一天多。我到那儿也要翻一座大山。我当时想这些东西要拍出纪录片就好了。没有影像记录全过程是一种遗憾。后来去非洲我就带DV了。
月明 :那个时候已经拍过《房东先生》了吗？
梁子:还没拿过摄影机呢。我第二次去非洲，走前问一位电视台的朋友怎么拍，他说，简单，推拉摇移停四秒。按他的方法，太不成功了，晃的片子没法看。我当时琢磨，摄像之所以与摄影不同，就是一个动一个静。于是举着DV，一会儿拍这个，一会儿扫那儿，不懂嘛。自己回来看，都眼晕的不行。片子回来几乎没法用。“推拉摇移停四秒”成了笑话。
月明 :原来去非洲也许无意识的东西多，但发现越多，你创作的灵感是否越多？
梁子:会有很多。但我也有变化。比如原先我可能更想猎奇，关注大事件，那些大起大落的场面，尤其婚丧嫁娶。后来慢慢沉下来生活，发现那些戏剧化的东西其实不多见。它有特点，但不会天天发生。日常生活中他们的衣食住行，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丛林吃丛林的平常日子才是支撑生活的主流。所以我会去关心他们怎么样打猎、捕鱼、制作棕榈油，怎么样沿袭老祖宗留下来的生活方式。我会发现，像游牧民族有了定居点后，生活中仍有游牧时的影子。研究、琢磨这些特别有意思。
月明 :你和他们生活在一起视角变平了，平常的、自然的、原始的生活会让你很温暖吗？你拍摄他们不会有什么障碍吧？
梁子:我很喜欢这种简单的生活。但我要拍摄到我所需要的，确实会有障碍。因为宗教等等原因。比如在东非沙漠，穆斯林妇女不让拍摄的。我呆了三个月，一个半月后才让我拍，那次是真难熬啊。不让拍我又走不了，六百多里的沙漠路程，没电没车，我出不去。住在村公所，没吃的，特郁闷。怎么办？我每天到各家，看看这儿望望那儿，巴结老人巴结孩子，给人送药，去按摩，抱孩子，背孩子出去玩儿，帮忙出海打鱼(我认为帮忙，人家认为不吉利)。帮人干了不少体力活儿。跟他们混得很熟了。我通常是进门就上床，逗孩子，苍蝇很多，都没感觉了。我自己觉得挺好的，连干带玩的，可是一张照片拍不了心里那急呀！最后，大家感动了，一个半月后让我拍他们的女人了，可这也是有条件的。像和我特别好的那家人，也不是随便拍。在家可以，出门就不许拍。拍了照片好多人看了，也认为我是特别好的人，就都陆陆续续让我拍了。我是个急性子，在那儿你是急也急不得，没办法，得耐心等。
月明 :这么多年的行走，性格打磨得不急不躁了吧？
梁子:我原来喜欢热闹，性格开放，特别怕寂寞。现在耐得住寂寞了。我写书可以一个月不和任何人来往。一天写十五六个小时。在没有任何物质条件和通讯设备的地方呆几个月，一开始，真受不了，闷了就上山用中国话喊一喊、唱一唱中国歌。现在不需要了，我的内心完全能够调整，甚至很享受这种孤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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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不摆拍，眼睛是我的储存器
月明 :你第四次去非洲拍摄水平大长，我很好奇，你拜师了吗？
梁子:我在上海电视台剪非洲的片子，他们不断跟我讲，加上我当时在拍《房东先生》，所以很受用。后来我也看了大量的片子，伊朗的、法国的等等。加上我自己是搞摄影的，起码的构图、用光知道，自己又不断在拍，又看经典，特别是《房东先生》获了国内国际金奖之后就有信心了。在我看来，手法也许不是第一位的，题材很重要，纪录片就是要真实，我从不摆拍。
月明 :《房东先生》获奖之后，2004年10月，又分别被第49届爱尔兰科克电影节、第47届德国莱比锡国际纪录片节、美国INPUTD电视节、2005年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节选为特选纪录片展播，这个题材怎么找到的？
梁子:我在上海电视台编片子，别人介绍住蒋先生家。本来没想拍他，那天老头下楼来接我，周围在拆迁，他是钉子户，他从乱石堆里走出来。西装革履，头发抹摩丝，特别讲究。家里乱七八糟，可他生活很西化，自我感觉特别良好，日子过得很滋润。
月明 :他靠租房生活吗？他有多少房子？
梁子:17间，三层楼，一个小院。上海电视台的人让我拍下来。我其实特别看不惯他，所以一边唠叨一边拍。他是大资本家的儿子，家里人从前逃到美国、台湾、香港。上海这样七八十岁的人不少，很有代表性。我通过他认识了一批这样的人，七八十岁，西装革履，每天跳舞，喝下午茶、喝咖啡、吃西餐……我从夏天拍到冬天。这个片子给了我信心:只要你全身心投入，真实地面对你的人物，客观对待你的纪录片，你完全有成功的可能。
月明 :据说上海人很喜欢这部片子，不少人有共鸣，也据说你不曾想到它会拿到国际大奖。
梁子:我曾经到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朱羽君家问她，这部片子到底好在哪？我是真不知道。她说:摄像机就像是你身上的一个零件。的确，摄像机我的眼睛，不睡觉它就睁开。你会看到片子中晃悠的部分，是我提溜着摄像机，随时随地开机，而不是煞有介事的扛着。
月明 :你从摄影横跨到写作又横跨到拍DV，哪个跨度更难？
梁子:写作吧。在写《一本打开的日记》的过程中，我认识了陕西师范大学的一位教授。他讲，梁子，写作的时候要注意细节，我问他什么是细节？他说细节就是真实的详尽的描述。你一定不要说大话。我记得我从战场下来的时候，两天没上过厕所。最激烈的战斗打完了回撤的路上，我忽然感觉到特想小便，憋得不行。一路上全是男兵就我一个女兵，大家排一队往回撤，敌人的炮弹还在炸，天已经快黑了，前面的人往前飞跑，我实在不行了。我跟后面的人说，你们等我一下。大概是憋时间太长了，我尿了好长时间。后面的两三个战士催我“梁干事，完了吗？快快。”后面炮弹在封锁我们回撤的路。最后面的人在大声怒斥。我急得不行，越催越尿不完。这些细节开始我没写，我觉得丢人，多恶心呀。可他说应该写。还有我在猫耳洞里来例假。排长结过婚，他发现了这个问题，没有卫生纸卫生巾怎么办？他悄悄递给我一张报纸，很含蓄地说，这个吸水性强。我过去都认为是很丢人的不写。但他启发我，让我意识到这恰恰反映了战争中的艰苦和人性。我大学学的是新闻专业，写完一本书好像又上了一次大学。我想“不耻下问”是我一个优点吧。英语比我好的，写作比我好的，我都会主动求教，不会觉得没面子。
月明 :到写第几本书时才觉得得心应手了？
梁子:也没到得心应手的程度。我观察生活很细和摄影有关。我一眼扫过去，就会像照相机一样记在眼睛里，写作时就把眼睛里的东西回味出来。眼睛是我的储存器，对我写作至关重要。
月明 :每次去非洲最不方便的是什么？
梁子:没电。找电很困难，电脑、数码、DV都需要充电。好一点的地方，发电机发电一礼拜也就两三天，一次也就一两个小时。一有电我就特别紧张。最早数码没伴侣，我就得来回倒腾，神经高度紧张，我所有电池电都不足，常常充一半儿电就停了。没电的时候我点蜡烛，钱花不出去就买蜡烛，屋里点好多，有种金碧辉煌的感觉。
月明 :在国外生病怎么办？
梁子:在中国无所谓，在非洲不行，所以我对自己的体能训练要求很高。在国内的时候游泳、练瑜伽。走路、跑步。我运气还好，在非洲喝了脏水，得过急性肠炎，吃药就好了，还得过一次疟疾，回国路上发作的，回国治疗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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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愿做与非洲人距离最近的中国人
月明 :你在非洲也是中国文化的传播者呀，这个作用最初也许无意识吧？
梁子:后来有了交流使者的使命感。我总说自己是以一个民间的身份走到非洲人民中，并且是与他们距离最近的中国人。在那儿也有做生意的，但未必有我的观察未必有我这样的生活。他们不会住在这么又穷又远的地方，不会和他们同吃同住甚至一起劳作。我的记录、调查都是一手的。我总在想，中国人不可能每个人都会踏上非洲那片土地，我介绍给中国人我眼里的非洲也许没有什么实用价值，但起码对认识世界是有意义的。西方人也研究非洲，他们有自己的观点和立场，我作为东方人，中国人走进他们的生活，如果我客观地表达了，那也是看世界的一个角度。我做这件事非常有意义。
月明 :你现在的生活状态是你最理想的吗？
梁子:是，我可以每天睡到自然醒，可以连着好几天写作也可以好多天什么也不干。我既可以在非洲山村没有外界干扰过宁静地生活，也可以回到都市以后继续习惯喧嚣，和朋友吃饭喝酒洗桑拿。
月明 :据说，20年前，你会为一块镶满钻石的名表爱不释手并为此津津乐道。经过这么多年，尤其在很多贫困地方生活过之后，物欲会越来越低吗？
梁子:我现在的标准是:够了就行，舒服就好，那些名牌包啊眼镜啊我一个也没有，为什么？我背和不背，戴和不戴没什么区别。我的T恤五六十元，衣服颜色搭配好就行。我尽量把钱放到出行上。机票两万，我不心痛，但要我买无用的奢侈品，我绝对不舍得。我有一双一千多元的鞋，是为了出行，高帮的，很轻、底很软。在澳大利亚的沼泽里，它可立了大功。回来清洗之后，又接着穿。如果不舒适不实用不为旅行出力，我是不会花这笔钱的。你说20年前我的虚荣，那是刚刚解决了温饱之后，刚知道了所谓名牌，但很快打住了。这和我这么多年在外奔波有很大关系，观念在变。
月明 :你拍《一个意大利人在印度》的纪录片，已经两次跟拍，明年你还要继续，这样一个人物真有这么多可挖掘的地方吗？
梁子:他的家庭和他自己在意大利都很富裕。他的家我去过，两层小楼，有花园。他全家人都非常好，父母兄弟姐妹。可他选择了在印度达三十年的修行。他也许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里是个不现实的人，甚至另类。他只系一块布在腰上，不穿衣服，赤脚、吃果子，不用钱，他追求简单简洁的生活。他和乞讨者一起生活，对太阳顶礼膜拜，喝恒河里的水，用河水洗澡。不虚伪，很真实。他用的手绢和衬衫都是拣的，他洗干净了用。他不吝啬，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带了70000多美元去印度。他不缺钱，他就是寻找一种和自然最贴近的人的本真的原始的生活方式。作为拍摄者，我和他是感情很好的朋友，但也会因为彼此的强势的个性产生摩擦和不愉快。我不会认同他的生活方式，但不妨碍我赞赏他的舍弃和执著的信仰。在某种程度上，我的人生观和价值取向上无形中也受到了他的影响。旅游卫视曾经播出过这个片子，上海电视台将要播出的七集纪录片，会让大家更直观的了解这位特殊的意大利人，片子很精彩，值得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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