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习生 龚勤舟
日前,“批评与文艺——2007·北京文艺论坛”在京举行。北京大学教授陈晓明、同济大学教授朱大可、作曲家刘索拉、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中国国家话剧院导演孟京辉等参加论坛并发言。
批评家对文学批评的生存现状展开了激烈辩论。
同济大学教授朱大可说,“我不知道批评是活着还是死了,批评家们的生存现状面临严峻的挑战。”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赵勇指出:“我们现在的文学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商业化、市场化,大众化。但是学院里的批评家们还把文学作品当成一个封闭的文本,不考虑它是如何被生产、被消费的。在这个小圈子里搞批评,批评的专业化的程度越高,学理性越强,就越容易对作品造成一种误读,也造成一种误导,这就是文学批评的困境。”
他举例说,“比如读余华的《兄弟》,我发现《兄弟》带给我一种非常奇特的体验:一方面非常好读,另一方面还是存在问题——它可能既没有那些文化批评者说的那么糟,也没有文学批评家说的那么好。文学批评者在各自的层面上考察问题,难免局限。”
刘索拉对批评家们读哪一种理论书产生质疑。她说:“我觉得好的批评文章对艺术家来说,等于让艺术家们在看一种新版本的教科书。我是做音乐的,我会做一辈子,别人爱说什么说什么。所以我完全就是站在一个局外人的立场来说音乐界的一些现象。如果批评家读了很多书,而且也承担起理论的责任,理应帮艺术家很多忙。因为中国艺术家有时候特别孤单。但我不知道现在有多少理论家在读原文的理论书。按理说,你们应该知道的比我们多。艺术理论对艺术家非常重要。”
孟京辉对艺术家非常认可,但对批评界非常排斥。他说:“我觉得刘索拉的音乐会特别棒。我在观众席里看着刘索拉的脸和耳朵、听着她的音乐,一直在一种特别迷醉的状态。如果我看了一个特别好的演出、读了一本好书,我那一天或者是一个晚上,或者很长一段的时间里我觉得人生都特别的美好,那天我觉得人生特别美好。在10年前、15年前我们做话剧,一旦做了一个戏,要请好多批评家来,要开一个研讨会。但是现在,确实15年里,我没有请过任何一个戏剧评论家来看演出,实际上这是我对评论状态的一种醉鬼式的、泼妇式的报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