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生效的《劳动合同法》尚未实行，就已经引起了广泛争议。它似乎倾向于保护劳动者，而企业主却个个愁眉苦脸，尤其是中小私营企业。最大的争议集中在企业成本提高和无固定期限合同制方面。从法律上强化劳动合同，强制提高劳动者薪酬，保证劳动者能长期就业，出发点当然是政府出于民生考虑，要保护劳动者权益，扔掉世界“血汗工厂”的帽子。
就此而言，这无疑是新法的正面意义。
说到对企业的影响，由于国企承受力强，享受垄断和优惠，此法大概影响有限，但对中小私企来说，则将大大提高运营成本，甚至导致经营发生严重困难而关闭。许多私营企业主因此将此举措看做是行政干预市场的又一表现。最有力的理由就是，如果企业因此而裁员、倒闭，或不敢轻易雇用新员工，便会造成这样的结果：为了保护已经就业的劳动者，却使得更多的劳动者不能就业。而目前中国的就业形势恰恰又是非常严峻的，面临着供过于求的结构性矛盾，有数亿的劳动力后备大军在等待进入就业市场，如果企业受到影响，最终承担后果的还是这些普通劳动者。因此在凤凰卫视的一次访谈节目中，一位在大陆办企业的台湾老板就将此法称作“善意的恶法”。
面对这一悖论，我觉得《劳动合同法》的本意是很好的，首先不能再让广泛存在的残酷剥削现象继续下去，但为了经济发展和扩大就业，政府又该如何保护广大中小企业，确实值得三思。有的官员声称，即使经济受到影响，也要坚决贯彻该法，其关心民瘼之情感人至深，但我的疑问是，这当中政府的责任在哪里？
我们今天还是一个大政府小社会的结构，正如秦晖先生一再提起的，中国当前的问题主要是缺乏权责对应。一般而言，权小责大的政府是最理想的，但这恐怕要到乌托邦去寻找；权大责也大的政府属于福利国家；权小责也小的政府则是自由放任的社会；而《劳动合同法》的出台却表明我国目前的情况仍是政府权大责小，对企业和劳动者来说，这都既不像福利国家，也不像自由经济国家。
保护劳动者权益，这是任何现代政府的责任。在权小责小的美国，主要由工会代表劳动者利益与资方博弈，争取达成合约；在权大责大的欧洲国家(如德国)，失业人员在领完了失业保险金后，政府要为失业人员提供一年的失业救济金，其额度占原来净工资的53％－57％，费用则从国家税收中支付。因此，如果只有《劳动合同法》，而没有其他相关制度建设，比如确立工会的真正作用，那么以权大的政府而论，其实质就是将政府的责任转嫁到企业身上，让企业承担社会的福利。而在目前的情况下，要想真正改善民生，又不损害企业发展，政府首先应当做的就是：一，尽快建立起社会福利制度，包括失业救济金制度；二，减轻企业的税负，让企业把这笔资金用于提高劳动者薪酬；三，改善资源分配体制，在各种生产资源的分配上将国企与私企一视同仁。否则就如某些网民的质问，如果现在仍然都是国企，会不会立此法，这是明摆着的。
在这个问题上，不要告诉我政府和专家的决策总是正确的，我们过去的政策失误还不多吗？也不要告诉我政府没钱。今年的新闻中，我觉得最大的新闻还不是各地许多侵权事件，而是以下两组数字的公布：一是财政部长谢旭人日前透露，今年我国GDP增长达到11.4％，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将达20.72％；二是中央党校社会学教授吴忠民指出，中国的基本民生投入占GDP比例是全球倒数第一，甚至低于非洲贫困国家。我国在基本民生方面的举措，包括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公共卫生、住房改革等，以不成功为多数(7月5日《中国青年报》)，这从一个角度表明政府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
因此，关键的问题是按照现行社会制度，政府有没有建立全民福利社会的意愿，把钱拿出来为民所用，承担与权力相符的责任。进一步说，这关涉到我们应当真正开始政治改革的历史进程。 (景凯旋南京大学教授) (来源：南方都市报)
《变形金刚2》送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