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看天津——名人与故事
陈苏寒 孙惠英
今年10月，全国高校中最早建立的经济研究机构——南开经济研究所迎来了建所80周年纪念日。
80年前，毕业于耶鲁大学的著名经济学家何廉，应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之邀，走进南开园，创立了南开经济研究所，1928年，这个研究所便开始发布享誉中外的“南开指数”，这一非官方经济指数，不仅成为了政府决策的重要参考、为国际学术界提供着研究中国经济的权威数据，也为南开带来了国际声誉。
1935年，南开经济研究所又率先招收了我国第一批10名经济学研究生。在此之后，虽历经战乱，几经辗转，研究生招生工作有过中断，但80年来，南开经济研究所仍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经济学杰出人才。
抚今追昔，我们可以跟随何廉的足迹，走进南开经济研究所，走进近代中国高校最早的经济研究机构，了解它对中国经济研究所做出的贡献。
选择南开归国创业
19世纪末，在湖南邵阳硖石山的村庄里，有一户何姓人家，他家有一个男孩儿聪明好学，自幼读私塾，学了不少知识。开明的家长有意培养他，在他14岁的时候，把他带到了长沙。
1909年9月，湖南长沙的邵阳中学来了一位何姓少年，要注册入学，可这时学校已经开学一个月，早就没了名额。男孩儿不死心，一再央求校长想想办法让他入学。校长只好在录取名册上仔细查找，忽然发现有一名叫何廉的学生还没有来报到，男孩儿立即兴奋地说：“那我就叫何廉，让我顶替他的名字入校读书吧。”从此，这个何姓男孩就有了一个新名字，并一直沿用下来，他原来叫什么名字却没有人再提起了。
接触了新式教育的何廉，4年之后进入了美国教会学校——长沙雅礼学校，更加广泛地学习外语、数学及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1919年，他远赴美国留学，在加州波姆那学院毕业后，又到耶鲁大学研究生院主修经济学，1926年，获得了博士学位。
异国他乡苦读了7年的何廉，一心只想学成回国，把在国外学到的知识奉献给自己的祖国。早在他离开耶鲁之前，他已经接到了上海暨南大学的聘请，承诺他月薪现洋300元到校任教。但何廉当时并没有答应，想回国之后再做考虑，于是按照计划，1926年6月中旬，何廉乘上一艘由温哥华开往上海的客轮回国。
当客轮抵达日本横滨时，何廉又收到一封来自天津南开大学商学院的信函，聘请他担任财政学与统计学教授，月薪现洋180元。
看着手中的邀请函，何廉很高兴，他想，京津地区是中国的文化中心，教育水准较其他地方要高，应该更适合自己今后的发展。同时他所了解的南开大学，当时正是朝气蓬勃，校长张伯苓为人谦虚、质朴、真诚、恳挚；校园的气氛简朴、安定、满足；在这里任教的教师，除了教中国文学课的，大都是聘请的留洋学生，平均年龄在30岁左右。这一切都极大地吸引着何廉，于是他立即作出决定：放弃暨南大学丰厚的薪金，投奔天津南开大学。他随即改变行程，从日本神户上岸，取道朝鲜，经我国东北南部直奔天津南开园。
在此之后，北京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的社会研究部曾以两倍于南开的薪金聘请何廉担任研究导师，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成立的时候也诚邀何廉参加，但他都是因为热爱南开，以对大学教学与科研相结合更感兴趣为由谢绝了，他认为，当时的中国还缺少足够的训练有素的人才，高等教育的当务之急是要教学与科研并举，使年轻人在学业上和工作能力上都得到最好的训练。他决心要以一种改革的精神，在南开创办一个独具特色的经济研究机构。
为“中国化”付十年艰辛
何廉到了南开，最初担任经济学、财政学、统计学和公司理财学四门课的教学，每周上12节课，同时他也没有中断自己对统计学的研究。1927年7月，在何廉的提议下，南开大学设立的社会经济委员会（经济研究所的前身）正式成立，何廉担任主任导师兼财政学和统计学教授。
何廉发现中国的经济学教育太落后了，整个社会科学的教学更是十分可怜，他们用的教材是英文的，内容几乎完全是关于西方国家的，特别是美国的，与中国的现状毫不相干，这对中国学生能有什么现实意义？虽然经济学列入中国大学课程已经十多年了，可是，竟然没有一门专论中国经济发展和组织状况的课程，结果商科毕业的学生不仅看不懂中文报刊的金融版面，更无法胜任自己的工作。
何廉首先要改变的就是这种教学状况。于是，这一年《南开大学发展方案》提出了“土货化”的发展方针，即“以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为学术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突出强调结合中国实际研究中国国情。何廉在南开满怀热情地开始了他的经济学教学“中国化”。
但是像何廉这样一个洋博士，要实现经济学教学“中国化”谈何容易。为了实现教学改革的目标，何廉想方设法收集资料。在财政学教学中，为了在教材里反映中国的公共支出情况，他克服困难从当时的财政总长那里收集到中央政府各时期的有关支出的材料。为反映中国的税收状况和公债情况，他通过各种途径从海关、政府机构以及出版社等处收集整理了大量现实资料，用于教科书的编写。在助手的帮助下，他编写了《经济学原理》《财政学》《统计学》等教材，还与吴大业合编了《统计学之原理与方法》等，他努力运用中国经济历史和现状的实例来阐述课文的原理。在教学的方法上，何廉更重视第二课堂的作用和学生实际能力的培养，在课堂讲授之余，他组织学生参观工矿企业、机关商行，让他们通过社会调查了解本国实情。
作为私立学校，南开大学虽然从建校以来发展很快，可是到了1929年，它却面临了极大挑战。国民党接管了北方的大学后，开始向公立大学正常拨款，清华大学有庚子赔款这一资金来源，再加上罗家伦治理有方，四处招揽人才，清华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面对清华优越的科研设备、丰厚的薪金和出国休假等条件，很多教授因为家庭负担不得不离开南开投奔了清华，无形中给南开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于是，张伯苓校长决定把办学的重点放在培养企业人才和工程技术人才上，因为当时的清华和北大尚未包括这两个领域，张伯苓力图加强商学院。
1930年春，张伯苓请何廉在南开大学社会经济委员会以外，再主持商学院和文学院经济系的工作。何廉可以说是临危受命，他接受了聘请，并随即提出了三项建设性的意见：第一，把商学院、文学院经济系和大学的社会经济委员会合并，成立南开经济学院承担教学与科研双重任务；第二，按精简课程、突出重点的要求改编经济学、商学的教材；第三，为经济学院组织一个独立的董事会负责工作指导寻求赞助。这一系列建议都获得了校董事会的批准。1931年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正式成立，何廉任院长。
何廉上任后励精图治，积极推进经济学教学合理化的工作，同时他广泛吸纳人才。抗战前，他的麾下群贤毕至、大师云集，方显廷、张纯明、陈序经等，以及后来的吴大业、李锐、杨敬年等在学术界都是各领风骚。
从何廉初到南开至1936年，这10年间，南开大学经济系和经济研究所的建设有了很大的进展,南开大学经济系教学与科研处于国内领先的地位。南开经济研究的成果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代表着中国经济学教学与科研的发展方向，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重视。
1935年，南开经济研究所招收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届经济学研究生。学生第一学年，在导师指导下读完规定的基本课程；第二学年选论文题目进行社会调查，写出毕业论文通过答辩后授予硕士学位。这种注重实地调查、理论联系实际的培养高级经济学人才的做法，影响了中国上世纪30年代乃至以后的大学教育。
据说当时盛传南开有三宝，经济研究所即为其一。南开“素以经济系睥视国内，尤以经济研究所获得中外一致赞誉”。南开经济研究所“被公认为研究中国经济的权威机构，其出版物驰名全球”。
这一切，都与所长兼学术带头人何廉的功劳分不开。因为早在耶鲁大学读博士的时候，何廉曾为其导师欧文·费雪做过助手，从事过物价指数的研究，所以他在南开最初的研究课题就是物价统计。他编纂以天津市场为代表的华北商品批发物价指数以及天津生活费指数，特别是1934年创刊的《南开指数》，更是受到国内外经济学界的普遍关注。吴大猷曾说过，“何廉可能是国内最早引入市场指数之调查者”。自那时起，由经济学大师何廉创立的南开指数，包括华北批发物价指数、天津工人生活费指数、天津对外汇率指数等的编制和发布一直持续至1980年代末。
战乱之中不忍离弃
如今，在南开大学有位百岁经济学教授杨敬年，他是南开经济研究所招收的第二届研究生，1936年入学后与何廉、方显廷等几位先生在学校以及之后的抗战时期有过很多接触。日前我们找到他，他仍耳聪目明、思路清晰、反应敏捷，回忆起那段学习和工作的经历就像在讲述一段昨天发生的故事。
杨敬年教授说：“我入学后不久就赶上欢送何廉去南京就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但是何先生仍旧兼任南开经济研究所所长，而由方显廷任代理所长。在抗战期间，南开与北大、清华在昆明共建西南联合大学时，南开经研所也因为便于何廉就近领导，被单独设在了重庆沙坪坝南开中学内。”
杨教授说：“何先生从政以后，始终坚持对经研所的实际领导。他以开拓进取的精神，本着将西方经济学理论与中国经济实际相结合、教学与科研相结合两项基本原则，率领所中同仁讲授各门经济课程，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在学术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实际工作中，他力图振兴中国农村经济，规划战后中国经济前景。何先生富有组织领导才能，善于联系社会各界人士，办事雷厉风行，待人和蔼亲切，这些都为全校师生所爱戴，他不仅是一位热爱祖国的卓越的教育家，也是一位在学问和事业两方面都有重大成就的杰出的经济学家。”
尽管在抗战期间，南开经济研究所很难再进行正常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但杨敬年个人因为工作原因与何廉仍有过几段交往。
1939年，杨敬年到行政院工作不到一年，时任经济部农本局总经理的何廉先生忽然找到他，这是他第三次与何先生见面，何先生对他说的第一句话是：“青年总是可爱的。”原来，何先生要到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去担任经济处长，要找一个人常驻办公，所以找到了杨敬年。当时杨敬年一心想投考留学，工作只是谋生，在哪儿干都无所谓，自然就应允了。他的工作除处理日常事务外，就是每周一次代表经济处参加常务干事会，何先生只是偶尔出席。这年年底，中央团部书记长由张治中接任，何先生表示坚决辞职。最后张治中来信给何廉，说请你三次吃饭都不到，“先生之贤劳可想而知”，于是准他辞职，随之取消了经济处。这时何先生对杨敬年说：“你年纪大了，我劝你不必考留学了，如果你想搞银行，我介绍你给周作民（金城银行总经理），如果你想搞政治，我介绍你给陈辞修（陈诚）。”但杨敬年仍坚持考留学，所以就回答：“我还是跟着你。”于是，他就又跟何先生到了农本局工作。
杨敬年记得，忽然有一天深夜，农本局被军警包围了，他们将所有账簿和会计人员都带走进行隔离审查。几个月过去后，也未发现任何问题，但何先生却不得不因此下台了。当时就有人认为，何先生辞去中央团部职务与农本局的被整，这中间不无关系，他既已不能通天，恨之者才敢下手。也是祸不单行，就在此期间，何先生在汪山与蒋介石为邻的乡间寓所，被日机轰炸，他的大儿子竟被炸死了。
1945年，杨敬年考取了留英学习，在重庆等待出国时曾与友人去沙坪坝南开中学内何廉先生家为他祝寿，并留住了一夜。抗战胜利后何先生又回美国教书。直到1947年，正在英国牛津大学的杨敬年接到何廉的信，让他帮助购买剑桥古代史、中古史和近代史三部大部头著作，每种十余本，随信何先生还问了他的学习情况。当何先生得知杨敬年1948年夏即可获得博士学位后，回信说：已经作了安排，毕业后可到美国国会图书馆研究一年。于是，杨敬年便订了去美国的船票。
1948年夏，张伯苓出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南开大学改为国立，便邀请何廉回国担任南开大学校长。杨敬年便收到了何先生给他寄去500美元旅费，让他也赶快回国。1948年9月，杨敬年乘船经香港时正好遇到归国的何先生，再一次谈起他的工作问题，何先生听说岭南大学有意让杨敬年留在当地教书，表面上并没有表示反对，但他私底下却告诉别人：“敬年已托运到上海的书慢点给他运去。”结果杨敬年从牛津带回的课本迟迟不到，他也就没有书可教，只好依何先生本意回了南开。
1948年10月，杨敬年回到南开时，天津已处于解放军的包围之中，何廉只做了两个月的南开大学校长，通过天津建业银行经理蔡宝儒，为学校准备了一些粮食和煤炭，就去了上海，后又返回美国。行前何先生和杨敬年见面，说：“敬年，你还年轻。”杨敬年明白他的意思是：一切好自为之吧。后来他才知道，何先生在蔡宝儒那儿也给他留了点金子，他的出国护照也在自己手里，如果他要走完全可以。但杨敬年没有走，他要在天津迎接解放。而何廉先生这一去便没有再回来，先是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1966年因病不再工作，1975年在美国纽约病逝。在美国期间，从1956年开始，何廉着手口述传记，整理后于1966年完成，定名为《回忆录》，中译本《何廉回忆录》1988年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何先生的一生经历、感慨便寄托其中了。
如今，走过了80年的南开经研所可以说是人才济济、硕果累累。而由何廉先生开始倡导、前后延续60余年、享誉海内外的“南开指数”也在80年所庆期间被宣布将在南开大学恢复，“南开大学经济指数研究中心”也同时宣告建立，并研究编制新的“南开指数”。
复兴“南开指数”，一直是南开人的愿望，这既是对历史的传承，也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深化，政府的经济决策和企业的投资行为，都需要有相应的经济指数作为参考，甚至个人消费也需要大量有针对性的经济数据。据了解，“中国经济景气与发展”是“南开指数”的重要研究方向。
何廉先生（1895-1975）
20世纪90年代老一辈经济学家（左起：谷书堂、杨敬年、鲍觉民、王赣愚、谷源田、钱荣堃、张隆高、陶继侃、魏埙、滕维藻）
六里台秀山堂——南开经研所早年所在地
1948年6月杨敬年被授予牛津大学博士学位后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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