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可辛　讲温暖真实的故事(图)

陈可辛近影

　　姜晓明　摄

　　许多人把陈可辛归入艺术电影导演,陈可辛自己并不认可：“我只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我也不喜欢艺术片。我拍的东西都是我最喜欢的，只是我喜欢的东西没有那么高深。”他习惯性地用手往后拂了一下看起来颇有艺术家气质的及肩长发。

　　“年纪小的时候，我看一些很假的故事都感觉很温暖。年纪越大，越不相信那些很假的故事。那些温暖的、真实的故事越来越少。也有一些很真实的电影，你并不觉得温暖，因为他表现的是血淋淋的现实，你会看到控诉，还有导演的愤怒。年轻导演通常都很愤怒，有很多阴暗面，这使得他的作品有火，我的作品里没有火。很多人看到我的电影《双城故事》时，就说这不像一个新导演拍的。”

　　陈可辛的父亲陈铜民是泰国华侨，上世纪50年代在北京工作过，后在香港做电影导演。1962年陈可辛在香港出生，12岁时随家人迁往泰国。“第一次真正接触到电影，是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放暑假那会儿，吴宇森要去泰国拍片，托我爸爸找一个会泰文、英文、中文的人做翻译，爸爸就推荐了我。”

　　陈可辛就这么一头扎进了电影世界。1991年，他完成了自己的导演处女作《双城故事》。这一年，他28岁。

　　《双城故事》为曾志伟赢得了他演艺生涯的第一个金像奖影帝。2002年的恐怖片《三更》，让黎明首次成为金马奖影帝。2005年的歌舞片《如果·爱》，让演员周迅第一次当选金像奖影后。他在1997年香港回归前夕拍摄的电影《甜蜜蜜》，更是获得了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女主角等9项大奖，创造了至今无人打破的纪录，同时入选美国《时代》周刊年度“世界10大电影”。

　　1997年，陈可辛转战好莱坞，然而他在好莱坞的第一部电影《情书》没有受到任何重视。2000年，陈可辛回到香港，成立了一家电影公司，制作高质量的亚洲电影是他的工作目标。现在，陈可辛用很大一部分时间来参加电影公益活动，发现和扶植年轻导演。

　　从《双城故事》、《金枝玉叶》到《甜蜜蜜》、《如果·爱》，十几年来，陈可辛涉足不同类型的电影，但是根子上并没有变化，依然以温暖做底色，以情感为主题。哪怕《三更》这样的鬼片，也只是用灵异来做包装。“每个导演都有自己的一套人生观，他的电影就是他的人生观，这些是经营不了的。对一个导演来说，很可能他一辈子的电影都是一样的。对我来讲，要是不涉及感情，我没信心拍好，我喜欢用感情来做根，比较容易拍。”

　　对翻拍张彻版经典武侠影片《刺马》的《投名状》，他用了“英雄本色”4个字：“这种电影是近年久违了的讲情谊的电影，3个人的兄弟情。”

　　不改到最后一秒，我不会兴奋

　　人物周刊：很多人质疑，拍文艺片的陈可辛能否把握好这样一部号称“男性史诗”的战争片？

　　陈可辛：我11岁看了张彻的《刺马》之后就觉得很震撼。这部片子里的角色不像以前的中国电影那么典型，没有绝对的好与坏。最后那场戏，不是说谁把谁干掉，而是一种很挣扎的状态，连观众的内心都会很挣扎。我爸常跟我说，没有反派的电影很难拍，很难集中观众的注意力。我拍了11部电影，没有一部有反派。

　　这部片子我想拍很久了。问题是，我不喜欢拍里边有那么多人的戏。我拍戏很感性，在现场有很多灵感，每天改剧本，边演边改。但当你做大制作，群众演员很多时，你就要计划得很周详、很紧密，你就不能改。而我的性格是不改到最后那一秒，我就不会兴奋。

　　人物周刊：会发生浪费的情况吗？

　　陈可辛：我拍动作片可能比其他导演贵，因为我觉得不对就一路重拍，直到找对了方法，出来的是我想达到的效果。虽然很累，拍摄的时候心里很没底，但我从没有在一部电影上映前两周的时候，心里这么稳，这么安定。我挺客观地看了片子，觉得不错啊（笑）。

　　人物周刊：徐静蕾无论在古装戏还是动作戏方面，几乎都是空白，而在《投名状》中，惟一的女演员你选择了她。

　　陈可辛：徐静蕾是个很特别的演员。我在她的角色上改动是最大的，我是用她的性格去慢慢摸索这个角色，两年内我写了七八十个版本，一直写到明天要拍，今天晚上才传给她最后一个版本，那是我写得最好的一个。她这才放心。整个过程中，她就在那儿很没底地去演，竟然有一种很镇定的感觉，这很难得。换了任何人，都会崩溃的。不过这样反而让她有了很强的塑造和表现欲望，她不停地用很多不同的方法去表现那个角色，让我选。出来的结果大家都很兴奋，我和她也很满意。

　　我找的演员都是很感性的

　　人物周刊：在现实生活中，你并不怎么相信友情，是这样吗？

　　陈可辛：我真的没什么时间去交朋友，尤其是近年，过了某个年纪之后，人就没那么天真了，而我从小就不是很天真。我相信很多友情是表面的。我有很多喝了酒跟我称兄道弟的朋友，因为我不喝酒，所以我比较清醒，每次看他们这样，我都觉得他们好像在演戏，很想知道他们酒醒之后那一刹那的感觉。

　　人物周刊：在你的人生中，对你影响很大的朋友是谁？

　　陈可辛：对我影响最大、帮助最大的人是曾志伟。1985年认识他，到现在已经22年了。曾志伟是我的幸运星。刚认识他的时候，我还一无所有，刚拍了两年电影。他就对我说，“这个小弟来帮我，以后我给你机会做导演。”他是第一个觉得我会当导演的人，真是一个伯乐。这20多年来，我做每一件事情都问过他，他就等于是我的老大。写完《双城故事》后，曾志伟就自告奋勇地来演，当时他还没有演过喜剧片以外的其他类型的影片，结果第一个午夜场，有一个他病倒的镜头，全戏院的人都笑了。我很高兴的是，拍到《甜蜜蜜》的时候，已经没有人再把他看成喜剧演员了。

　　人物周刊：你用什么方式挖掘演员的潜力？

　　陈可辛：我花很多时间跟演员聊天，常常就在聊天时发现，啊，原来他有一面跟我的角色很像呢。

　　人物周刊：上世纪90年代，香港很多顶级演员都曾出现在你的电影里。

　　陈可辛：我找的演员都是很感性的，比如金城武，他能把一种感情状态明显地表达出来。在《如果·爱》里选择周迅，是她扮演的角色“孙纳”真的不讨好，所以一定要选一个很讨好的演员来演。我常说吸引异性不难，吸引同性很难。周润发就不会，你会觉得他很可靠。我觉得周迅就是男女都喜欢的演员，她的眼睛里太有东西了。

　　老实讲，我对以前的黎明没有感觉，跟他聊发觉他十分感性，他在爱情上的一些想法很天真，是很唯爱情主义的一个人，我想都没想过。

　　张曼玉有一种特殊气质。她不只自己演得好，只要她在场，每个人都特别想表现，她会把现场的气氛带起来。

　　《金枝玉叶》是我为张国荣度身定做的一部电影。我前面的几部电影都是讲普通人的，很市井。我拍张国荣，突然间就觉得他很不“人”，你会觉得他不是平凡的人，你甚至会觉得他是一个仙。

　　她永远是我电影的第一个观众

　　人物周刊：《甜蜜蜜》为你赢得了很多殊荣，你觉得它是你拍得最好的一部电影吗？

　　陈可辛：好不好我没想，但它可能是我犯错误比较少的一部电影。我看我以前的电影，有一些是我个人更喜欢的，但里面有很多错误。现在要再拍《甜蜜蜜》就很难了，现在观众要看很吵的电影，觉得很静的电影我回家跟女朋友慢慢看，不用在剧院看。这其实是电影人的悲哀。我还好，已经拍过十几部我很满意，也很有满足感的电影。

　　人物周刊：你的内心有反叛精神吗？

　　陈可辛：其实我一直不太反叛，反而现在开始有一点反叛。我从小没有反叛的需要，我父母是很民主的人，我爸爸跟我哥们儿一样,很像外国电视剧里的那种爸爸，很自由、很民主。没有压抑怎么会有反叛呢？我不喝酒，不抽烟，因为一点好奇都没有（笑）。

　　人物周刊：能说说你自己的爱情吗？吴君如对你意味着什么？

　　陈可辛：我们之间，已经不再是爱不爱的问题，现在我和她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区别，她就是我，我就是她。

　　但在片场，我对她永远是最凶的，拍《金鸡2》的时候，因为压力过大，她曾当着众人失声痛哭。她总问我为什么对她那么凶，对别的演员那么好。我说我跟他们不熟，所以要客气一些。她来客串《如果·爱》时，我还是对她很凶，因为知道她能演得更好。后来我们还是协商好了，以后最好不要一起拍戏。

　　她在家很静，没有很多朋友，也不到处走。她有时候像个男人那么强，而且很聪明，在情感上，她是能够依靠的。在家中，她是我最好的听众。我不是一个很有信心的人，永远在有信心和没信心之间徘徊，那时，我就希望有人听我的故事，有眼神的支持。所以我常常把她抓住说，你听我讲故事。当她眼神飘到别处时，我就会说你别动，你看着我，你给我反应。她永远是我电影的第一个观众。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07年第3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