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计算机写作，谓之“换笔”。
上世纪90年代，文化出版界曾有一流行语：“告别铅与火，甩掉纸和笔。”以笔者供职的一家企业小报为例，即使是属于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边缘部门，也“与时俱进”地经历了“告别铅与火”，且正在经历着“甩掉纸和笔”。
但笔与纸一时间似乎还难以彻底甩掉。
2000年第6期《随笔》上有林贤治先生文章：《只有董乐山一人而已》。文中说：“在与邵燕祥先生合编的《散文与人》丛刊上，我编发过董乐山先生的一篇短文。其中拒绝用电脑写作的固执，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固执地拒绝电脑写作的，远不止董乐山一人。一些作家，尤其是一些名头很响的作家至今拒绝“换笔”，且各有一番精彩的说辞。
仅北京、上海、陕西三地的作协主席就惊人一致地拒绝电脑写作：
北京无疑是领天下风气之先的，10余年前北京作家开始换笔，纷纷使用电脑。但区区电脑刘冠军怎么也玩不转，辛辛苦苦“写”了上万字的作品却不会存盘，一存就丢。他干脆将电脑束之高阁，继续使用蘸水钢笔，嘴里还说：“噼哩啪啦，扰乱文思。”长期使用蘸水钢笔，已将他的中指与食指之间磨出了厚厚的茧子。单看他那双粗手，会以为他是作风粗莽的木匠。北京作家赵大年曾在《家庭》2002年第2期上回忆：“同住一楼的陈建功、孟亚辉是人精，嫌我笨，给予重点调教，我深夜都能请他们来排除故障，我才总算顺当地用到了今天。可惜他们忽略了刘冠军。据我所知，不敢使用电脑的有杨沫、浩然，买了电脑玩不转而又卖掉的有吴祖光、顾工，这些先生最小的年逾花甲，或已是耄耋老人。他们不用电脑情有可原，惟独年轻聪明的刘冠军，也在电脑面前败得落花流水。可见人都有守旧的一面吧?”刘冠军者，刘恒也。继杨沫、浩然之后，当选北京作家协会主席。
“我喜欢用手写，写在练习簿上，我不用电脑。”你很难想象这就是上海作协主席王安忆。在许多场合都不难见到，视写作为生命的王安忆拿出练习簿，安静地写着，那上面密密麻麻布满人称“王安忆风格”的小字。20多年了，从《小鲍庄》到《长恨歌》、《我爱比尔》、《上种红菱下种藕》……就是这样在她的笔下流淌出来。
新当选的陕西省作协主席贾平凹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有了一台电脑，是一家电脑公司送的。平凹先生本想用来大干一番的，怎奈他一口的“秦腔”，用拼音法，“我”打出来的却是“饿”，当然是白废功夫。用五笔，手指又欠灵巧。用写字板，他无法按规范的笔划，常被电脑捉弄得无所适从，即使字出来了，多数是错字、别字。结果，那台电脑仅仅用来写了200来个字，就让它去睡大觉了。
赵大年文中提到的吴祖光先生在《吴祖光回忆录》中这样说：“电脑流行时，很早就买来一台，两位比我年轻的大家——叶楠和陈建功诚意地来教我，而我终于一点也学不会，把电脑出让了；近年才又买了一台，由照顾我和凤霞的两个小姑娘小白和小王用电脑为我两人打印文章。”
报载，近年风头正劲的女作家迟子健，年纪轻轻，居然从不上网。
著作等身的二月河坚持不用流行的电脑写作。他解释说，一度也想尝试学学电脑，就从废纸篓里拿出几张废稿，让一位打字员帮助打出来看看。结果发现，电脑打印的文章看起来非常漂亮，容易给人一种错误的视觉效果。他一下警醒了，从此不再用电脑写作。他把用钢笔写作比作手擀面：“爱吃面条的河南人都知道，手擀面可比用机器压出来的面条要有味道多了。”
近来常有中小学生因长期使用电脑而导致书写功能退化的新闻见诸报端，可见上述作家的忧虑未必全无道理，而他们拒绝使用电脑何尝不是一种对传统书写方式的一种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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