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景春：我和都市报视觉在社会巨变中成长

比尔盖茨维纳斯计划（摄影：王景春）

　　新华社资深图片编辑、摄影评论家陈小波访南方都市报图片总监、著名摄影家王景春

　　我把目光从自身移开，就能看到许多东西。

　　对那些比我小很多的人我依然存有敬意。他们的爆发力、原创力和操作能力是我们无法想象的，他们拥有比我们更令人信服的眼光、充沛的精神和强大的才智，也拥有更复杂和多样的内心生活。

　　他们中间很多人对我来说仍是迷宫。王景春在我面前不会滔滔不绝或者语出惊人。

从秋天到春天，他每次朝我远远走来，我会像面对宝库找不到钥匙一般，总找不到一个适当的入口开始我们的谈话。面对他，我需要时间深入解读，我应该继续仔细观察。

　　王景春做的事情总是带有前瞻性和探索性。在他还是一个少年时，他就拍出了《我的少年时代》这样的作品。王现在的角色是图片总监，他供职的《南方都市报》图片部是中国报纸最大的摄影部，他和他的同道一直花样翻新地尝试新的图片拍摄和编辑实验，一直在探知摄影更多的可能性，从而他也成为挖掘新闻报导的视觉化的不能忽视的一个先锋人物。

　　在《南方都市报》图片部的视觉日志中我看到这样的歌词：“其实，不管你身处哪个城市，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跑道上飞驰。目标清晰、方向正确，坚定果敢、坚持不懈，每个人都在编织美好的梦想………”

　　歌词来自美国歌曲《66号公路》,这也是我对王景春们的由衷祝福和期许。

　　 都市报的视觉成长和我的成长

　　 -----《南方都市报》图片总监、著名摄影家王景春访谈

　　一、我开始拍照了，特别上瘾，真的不踢球了

　　我最早知道王景春的作品就是那组的《我的少年时代》。那是我在香港工作期间好朋友张炳玲告诉我的，她甚至说那是王景春最好的作品。在那些照片里，我们一次次与王景春的少年重逢。

　　在陕西中部那个弥漫着宽容的无政府主义的小城，王景春和他的同学把他们生活的角角落落都转遍了。他们好像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做摄影，看到什么拍什么，想起什么模仿什么，肆意而为，拍到手痛。今天来看那些自足而快乐的影像多么有意思！

　　王景春:我是初二的时候开始喜欢摄影的。说起来也很偶然，当时同学程绍斌的父亲是我们厂工人俱乐部放电影的，为了能进到后台看个究竟，想了很多办法和程绍斌成了好朋友，开始一直是帮他父亲倒回电影胶片，后来发展到我和他一起帮他父亲放电影。

　　再后来有一次去他的暗房，看到从一张白纸上“唰”地变出影像，觉得十分神奇。还有一个姓张的英语老师，他有一台海鸥牌相机，经常给我们拍拍集体照，我就凑上去看。当时用的是120的取景器，特别大，所有的景物通过取景器都强化了，特别清晰和明亮，色彩特别明艳，特别美。当时拍照还是挺奢侈的，我就经常找机会去亲近张老师，为的是能多瞧两眼。

　　高二。中学的时候我很爱踢球，是很好的守门员。有一次踢球的时候把锁骨弄断了，我父母就来医院跟我“谈判”。因为我踢球影响了学习。我从小学到高中都是班长，但是我经常带着同学集体逃课去踢球，很多家长来家里告状。这次“谈判”，我答应父母不再踢球，但是提出一个交换条件：给我买一个相机。

　　2000块。是我们家里的第一笔巨额收入，我不经意之间知道了，当时心里也有了底，呵呵。我妈问相机要多少钱？我说两三百吧。她说那好吧。就跟我去看，我净带她看那些贵的，她特吃惊，说：这么贵啊？最后还是买了。

　　我妈瞒着我父亲给我买了相机，亚西卡FX－3super型，718块钱，买了一个28－70的镜头，买了一个75-200的亚西卡镜头，又买了一个摄影包，就把这2000块钱花完了。我妈本来想给几个姐姐买几件衣服，买点东西，结果都没买成。这事现在想起来觉得有点对不住姐姐。

　　从此，我开始拍照了，特别上瘾，真的不踢球了。

　　我记得我的相机是一直搁在我的军书包里，包括一本借来的摄影基础知识，当时我是班长，号召力还是有点，而且当时的课余活动不像现在的孩子们有多种选择，那时有台相机，你就掌握了话语权。我们班男生不多，9个，女生20多个，但那时男女生之间不怎么来往，所以我们几个男同学经常相约拍照，当时正好上映《少林寺》，大家很来兴致，回头便模仿剧照拍了很多照片。如果正好有个卖货郎路过，担担子的，推手推车的，我们都会即兴借来作为道具表演一番，我也就随性拍摄记录，作为一种兴趣而为。我的邻居，我的家人，我的外甥也一直是我的拍摄对象，睡觉，坐马桶，被挨打，各种怪相等等，还有偷拍上课吃零食的同学、上课的老师、打架的同学，同学过生日、参军工作等等，基本上是见啥拍啥。现在《南方都市报》很多同事非理性的珍贵照片也都在我这收藏，呵呵。我是一直很喜欢记录我身边的人的各种状态，从小到现在，将来也是。

祷告（摄影：王景春）

　　那时购买胶卷的来源，一是家里比较支持，二是同学们集资。一般是大家商量好同时管家里撒谎，说是买课本需要1块钱，那大家就都有了9块钱，当时一卷120简装胶卷9毛钱，那我们就有了10卷胶卷。120张呀，拍的会手痛。所以，截至86年，我已经收藏了大约千余张少年时代的影像。而且我也是出于性格吧，喜欢收藏东西，包括抽过的各种香烟盒，所以底片绝对不外流，都在我这，甚至拍过的胶卷盒都在，底片袋上有简单的拍摄记录，包括时间、地点、哪几个人、为什么、、、、、、

　　冲洗胶卷的过程更有趣，我是一个人住一间房，所以每到夜深人静，家长熟睡，同学们都会偷偷溜出来到我家集合，顺便捎点家里的吃的喝的，我有一个同学许鑫家住二楼，阳台外面正好有个电线杆，基本上那个电线杆就是他进出家门的路。大家都有分工，我负责曝光，许鑫负责显影，还有人负责定影，水洗，上光，切花边。大家分工合作，乐在其中。

　　二、我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拜访我的启蒙老师

　　王景春成了他们那里“有名气”的摄影师，单位上凤毛麟角的爱摄影的人全让他碰上了。其中叶老师发现了他的才能并鼓励在摄影的路上前行。父母支持他学摄影只是想让他远离恶习,而叶老师改变了他人生的道路。

　　王景春:后来我的技术比照相馆还要好，很多人愿意花点钱请我去拍照，我觉得特自豪，觉得自己是个事儿了。后来有一天，我拍照片回来的时候，很偶然地碰到父母单位工会的宣传部长跟他爱人在散步，他看到我的设备居然是日本的亚西卡，以为我是外地记者。了解知道我是本单位的学生后，非常吃惊，就让我参加单位的书法、绘画、摄影三联展。我在摄影那一块儿把一、二、三等奖全拿了。我跟他的交往也因此越来越多，我叫他叶老师，他对我的影响特别大。我父母支持我学摄影只是想让我远离恶习，而叶老师却改变了我后来的人生之路。

　　高中毕业后顶我妈的班，当了电工。凑巧的是带我的师父石磊也是一个摄影爱好者，更巧的是我的班长也是个摄影发烧友。奇了！那时单位玩摄影的凤毛麟角，全让我赶上了。

　　一年多之后被叶老师抽到工会做宣传干事。叶老师先是给了一些摄影书籍给我看，后来又去说服我的父亲鼓励我去读书，但是我父亲觉得学摄影太花钱了，不大同意，我拍照确实也花了家里很多钱。叶老师就上门几次最终做通了我父亲的工作，当时我也很盲目，给很多大学写信，问有没有摄影专业，武汉大学回了信，让我去报名。

　　到现在我和叶老师依然书信来往。这么多年，我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拜访我的启蒙老师。

　　三、我热爱视觉因为它有无限的张力和可能性

　　王景春和摄影之间有一种命定的关系。他说自己爱好单一，只要和影像有关的事情他都爱做，而他热爱影像的内在动力就是因为视觉有无限的张力和可能性。

　　1996年，王景春在北京见到一直不在大家视线中的摄影师吕楠。见面的那一刻他至今还在向往并成为一种情结，这个情结伴随着他后来的职业生涯。当时吕楠正在为他的西藏专题做准备。吕楠告诉王景春他打算用十年去完成这样一个选题。

　　王景春拍摄了《白血病儿》、《张朝阳》、《汪洋中的一条船》、《星星的孩子》、《三峡》、《盲艺人》、《哈萨克牧民定居》等专题。曾是他的同事也是师妹的李楠评价他的摄影“画面都相当直接有效和富于张力，镜头变化为叙事抒情提供了非常起伏跌宕的节奏感，但又不过于直白。”

　　王景春：对于视觉，我乐在其中，就像一个孩子得到蓄谋已久的玩具那么快乐，并一直玩下去，乐此不疲。

　　视觉是无限的,有无限的张力和可能性，我从不同的图本中尝试，记叙的，抒情的、、、、、、、我想摄影的过程对我来讲是最重要的。我这两年积攒了几万张底片，冲出来编好号就丢在一边。 因为只要听到快门的那一刻，我就很满足。如同吃了三个巨无霸一样。呵呵。我爱好单一，和影像有关的事情我都爱做，包括回到都市报做管理，对我而言，也是摄影的另类尝试，成功与否，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都在路上。

　　第一个我接触的业内老师是媚姐（李媚），她告诉我如果你想从事报道摄影，你应该见一个人：吕楠。当时我在北京青年报的青年周刊实习，我按照媚姐提供的地址，在民航大厦后的一间破旧的土制平房里见到了这位令我尊敬的前辈。

航展（摄影：王景春）

　　一个昏暗的钨丝灯，一个戴着一副深度眼镜的中年男子在掉漆的中式桌椅上端坐着，让我那么不可思议。这种感觉，今天依然使我向往。那是1996年的冬天，在随后的一天里我跟着吕楠到处去买户外用品，他当时正在为他的西藏专题做准备，他告诉我他打算用十年去完成这样一个选题。在他那，我知道阮义中，知道有一本台湾的摄影家杂志。后来我看到吕楠拍的天主教与精神病专题，被他的影像与深深的宗教关怀所吸引。

　　我想，之所以我在以后的职业摄影生涯中拥有一种执着的纯粹的态度，可能与这种情结一直伴随着我有关，包括我完成的《白血病》、《孤独症》等等，当然另一方面与我的童年记忆与成长有关。 比如我2005年完成哈萨克的专题，新疆给我的感觉很像我70年代的儿时记忆，街道、笑容、建筑、骑自行车戴红领巾白衬衫结伴上课的学生。在伊犁的巩留县，我仿佛就站在儿时的街上，呆掉了！这也是我一次又一次去新疆的原因，包括完成的哈萨克选题，我是背着背囊直接住到哈萨克的牧民家里，十天，去观察记录他们的生活，婚丧嫁娶，喜怒哀乐。当时是为华夏人文地理拍摄，其实我一直希望能为国家地理这样的杂志工作为理想，这也和我在《南方周末》做过摄影师有很大关系。

　　在《南方周末》的两年多时间里，我基本上走遍中国。我记得在2003年，我拍了大约40个专题，365天大约300天在异地采访。那一年真的好幸福，除了拍照片，与图片编辑张小文老师讨论选题，不用想别的。

　　文如其人，图如其心。从照片中，其实可以读到这个人的很多方面，包括拍摄者的心态，状态，以什么样的方式介入事件，和周围环境的相处是否融洽等等。我想我在拍摄时的心态尽可能做到从容淡定。还有就是我真的很喜欢拍照，是我的职业，也是我的爱好，并快乐前行。

　　我很幸运来到广东并得益于这样宽松、丰富的环境，包括在此与我共同成长的师兄李洁军、余海波、赵青、贾育川、颜长江以及前辈张新民、杨延康等等，是他们给予我很多影响并给予坐标。

　　在这，他们离我这么近!

　　四、一个很适合做深度报道的摄影者

　　王景春和广东那群杰出的青年摄影师“以其独特的感性与表现力在中国摄影界赢得了独特的地位”。但是和王景春谈他的摄影有些困难。首先因为他自己没有觉得自己的摄影有多么与众不同；再加上“王景春是一个非常善于用镜头说话的人，和他本人的口头表达能力刚好形成反差”（李楠语）。王多次谈到他很多重要报道摄影的合作者是《南方周末》的图片编辑张小文，我只有 “不远万里”请小文来谈王景春的摄影态度和影像特征。

　　张小文：人和人之间是有缘分的，比如说我和王景春的合作。作为《南方周末》的图片编辑，和不同的摄影记者打交道多了，自然就能分出他们的个性和所长，有的人擅长猛冲猛打，特别适合抢拍突发性新闻；有的则擅长以和风细雨的方式，慢慢地“浸透”到拍摄对象中去，尽可能深刻些、细致些。王景春大抵属于后者，起码在我看来是这样。由于我的工作主要是用图片讲故事，特别需要善于用镜头说话的作者，所以，当这个武汉大学摄影系的本科毕业生出现在我面前并试了一下身手时，我有一种惊喜的感觉，竟如同“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一般。

　　且说他的得奖作品《张朝阳——一个大孩子的终极游戏》是怎么问世的。他先是跟我报了个题，说在采访中碰到这么一个人，从美国留学回来的，正在深圳搞网络的产品演示，是不是可以做个专题？我说做可以，但必须反映其平民化的一面，因为我这个版的宗旨是“平民的目光”，不为精英做形象宣传。王景春说他明白了，就跟着张朝阳回北京去了。用了约一周的时间，王景春把稿子做了出来，把照片摆开一看，不错，有许多生动的细节，令我觉得挺特别的，是张朝阳在自己案头上摆放娃娃的那张照片。说实话，作为一个男性摄影师，竟会注意到他的拍摄对象独特的个人爱好，确实需要几分与众不同的细心；此外，还有一张是张朝阳的下属在公司内背着她的老板悄悄地打私人电话的情形，这个细节挺能说明张朝阳在他的下属中挺有威严的，也被细心的摄影师捕捉到了；此外，王景春为了获得更多的角度，竟能把他的拍摄对象“摆布”得又去喝咖啡，又去洗头，还背着溜冰鞋到天安门广场溜冰，再怎么说，人家也是个公众人物呀，如果王景春没有足够的“花言巧语”，想必弄不出这么多细节。当时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适合做深度报道的摄影记者，除了他的细心、他的专业知识，还有他和拍摄对象的沟通能力。

　　我和他接下来的合作就越来越多了，那年他在人民摄影的年度摄影大赛中，一口气拿了三个大奖。铜奖作品《大海中的一条船》拍摄时间不多，只能算个“短、平、快”，再加上我和王景春上船不久，就开始晕船，根本顾不上拍摄和采访，所以没能捕捉到渔民出海的全过程，比如说启锚、下网等等，只记录了收获过程。幸好这一部分展开来也很丰富，因为摄影师终于能站起来拍摄时，抓到了足够多的特写、场景和角度，把照片放在版面上看，并不觉得单调。这次拍摄很艰难，当时王景春正因晕船而拉肚子，我问他还能不能拍摄，他说了一句让我挺感动的话，“你放心，我是有职业精神的，会挺住。”如果没有他的拍摄，那次出海对我和他来说，就只是一次自找倒霉的痛苦记忆而已。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痛》的拍摄时间较长，摄影师和拍摄对象反复接触，用了几个月，记录了不同家庭的不同故事，信息含量较高，视角也较突出，所以在年度摄影大赛中得了个金奖。这组照片让人感动的不仅仅是场景，还有患白血病儿童和她们家庭的精神状态，人们可以通过摄影师的镜头，感觉出孩子们脸上写下的痛苦和不屈。作为一个亲临现场的合作者，我觉得王景春的记录是全面而深刻的。由于版面限制，发出来的照片其实只是“冰山一角”。摄影师不仅记录了病房中的情形，还跟一些孩子去了她们的家，拍摄到了更有人文意味的东西。在选照片时，我甚至只能舍弃好的，以选择更好的。这种感觉，对图片编辑而言，的确少有。

　　顺便说一下，在自由摄影师的眼里，王景春的这些图片拍摄得还是显得较为仓促，可谁让他是记者呢，他为了拍这些东西，花费了太多的时间，以至在自己供职的报社中，几乎没挣到多少工分，还是靠我开稿费渡过“危机”的，这点“米粮之恩”，他应该记得。

剑麻（摄影：王景春）

　　后来王景春拍摄的题材越来越广，过程也越来越快了，但他的拍摄风格依旧，比如对细节的观察。他在海南拍摄的《除了剑麻，还是剑麻》，只用了一天时间，却再次显露出这个男性摄影记者与众不同的一面，在拍摄繁重的体力劳动者如何生产剑麻的同时，着意记录了尖利的剑麻“变身”为一团麻绳后的优美形态……

　　如果不是工作性质的变化，王景春本可以展现更多出人意表的东西的。

　　五.图片总监需要周而复始的去解决很多初级的问题

　　图片总监是一个常需要挺身而出的角色，要能够站在图片之上，为摄影部搭建起与各部门间的桥梁，还必须在自己的媒体里提升新闻摄影的地位。它必须做到“使得每一个参与者都能够开心。”图片总监苏珊•吉伯特就有这样的理念：图片总监本人必须是一个教育者，一个外交家，要坚定的鼓吹新闻摄影在媒体中独一无二的地位。

　　王景春：我自己的经历是这样的： 97年－99年在南方都市报做一线日报型摄影记者；1999年－2001年做图片编辑； 2001年－2003年在《南方周末》转型为一个周报做杂志型摄影师；2004年至今在南方都市报任图片总监兼图片部主任。

　　图片总监，每天我是与图片编辑工作时间基本同步，下午3：00上班一直到晚上。有时候很疲惫，因为经常要面对很初级的问题，周而复始的去解决。

　　白天大多是处理事务性的工作。都市报是一个高度采编一体化的报纸，条块分割。我的更多任务是与各个部门进行工作上的协调，包括深圳，东莞，惠州，珠海，中山，佛山记者站的沟通。这也就是为什么都市报图片部会有37名摄影记者的缘故。

　　晚上主要是为图片编辑做最后的把关，幸运的是，9个图片编辑经过2年的锤炼，现在基本上能发挥出色，不需要我太多干预。

　　另一项工作是评报。我统计过，都市报每天本报摄影记者的见报照片约120张，不包括外稿，最多一天见报是259张，评报的工作量很大。都市报采用的是打分制，这个工作量相当大。好在现在潘劲松在这方面为图片部做了大量的工作，有几次他向我抱怨，“我打分打的好恶心。”

　　另外还有外部拓展，包括去年“视觉8年”的北京，上海，平遥，深圳，广州的巡回展，还有请纽约时报，马格南等等的培训，三地摄影记者的轮岗等等、、、、、 我有两个非常出色与负责任的副主任，没有他们两个，我很难开展工作。

　　我是2000年7月开始接手做编辑的，在做目击版之前，我与柴继军，张小文等等资深图片编辑都谈过图片版如何办下去，因为现在拍深度报道的摄影记者越来越少，好的摄影专题日渐减少。

　　另一方面，当时我也有了一些自己的想法。对于我，《目击》版是自己摄影理想中另一块未经开垦的处女地，可以让自己的摄影理念再次得到延伸。我觉得摄影版不仅仅局限在时效性和新闻性，也应注重图片本身的语言表达。因为这样才可以向人们传达出多样化的信息，图片可以这样拍，摄影可以这样理解。这是《目击》版的一个尝试。如2000年《中国青年报》柴继军7月2日第一期的《目击》版《目击中国.com》，7月9日的《武汉晚报》邱焰的《武汉完全社会新闻》，都是摒弃了传统专题单视点讲故事的方式，而是采用散点透视的方式，围绕一个主题或多个主题的拍摄，其传达的信息经编辑整合后成为一个专题，这样一来，既解决了单点拍摄专题时总有不好的照片，稿件质量不高等问题，又使得一些原本零散的图片获得了一种共通的“意义”，取得了1+1>2的效果。我在《目击》版中还尝试了多种不同的组合方式，如的《城市名片》，我是把一个3分钟的电视片进行分解，把4个摄影记者的作品进行整合，时间顺序成为叙述的主要手段。

　　在2001年，我作为编辑的主观能动性得到了更大的发挥，也试验了更多种的方式。根据每个摄影记者的特长，我给记者定出主题，给一定的时间拍摄，也就是命题作文的拍摄形式。如《开始》（2001年1月7日），是提前一个月挑选四个想法不同的摄影师给同一个命题去拍摄。《献出你深情的吻》（2001年2月11日）等也是如此。再如北京的韩磊《行走在异乡的铁路线上》（2001年2月3日），通常这类专题不太适合在报纸上刊登，因为怕读者不好理解。实际上没有不能理解的东西，关键是看你怎样引导读者去“看”。因此，编该版时特意请原李媚著文《换一种方式读图》，为读者打开进入摄影者内心世界的通道。

　　作为另一种尝试，让传播不再成为记者的专利，我也曾抛弃新闻传统操作的一些常规做法，作为对摄影者自己的反证，因此便有了《一个便衣警察的职业档案》（2001年2月11日），左版是记者拍的警察的生活片段，另一边是这位警察自己拍到自己抓获各类罪犯的照片。

　　我的实验界被巩志明先生定为“主题先行”的集约模式-----“对中国新闻摄影专题的最大贡献就是丰富了其形式，打破了所谓图片故事一统天下的格局。”

文冲船厂（摄影：王景春）

　　一个部门的强大，有赖于内因外因两方面，内因方面：报社的整体发展态势，包括各个部门的有效运作与新闻理想的认同等等，如果一个报纸不够强大，缺乏新闻理想与动力，一个部门很难长期有效的运作与超越。外因方面：国际上与国内新闻摄影的同行的先锋举动不断警戒我们，这是都市报“图片部”的动力。

　　我们总编辑王春芙给“图片部”题字 “山高路远。”是鼓励，更是鞭策。不进则退，我们必须保持敬畏之心，不断进步。

　　六.培养一支有精确目标的队伍

　　今天的摄影者希望能够被倾听，他们希望自己的图片总监能够为自己争取权利。对外品牌拓展，对内修炼内功，王景春为此做了很多工作，包括举行<视觉八年>大型图片展, 参与视觉联盟，请《纽约时报》和马格南图片社记者来讲课、、、、、王景春说这些人带给了南都记者编辑目标与理想，也带来一把尺子，一把度量自己与他人的尺子；还给予大家不断精确定位自己的坐标。

　　王景春：考虑到国外的图片编辑现状，我们的编辑太需要一个高的起点。我们的编辑是新兴媒体出现的“全日制图片编辑——不是图片版的编辑，而是干预到媒体日常新闻出版各个环节的图片编辑。

　　2005年杰出图片编辑的获得者梁音，毕业于复旦大学，在都市报做了6年的摄影记者，包括采访孙志刚事件，有着非常丰富的新闻摄影实践，我是找了他谈了三次他才答应尝试做图片编辑，条件是：保留摄影器材，随时回到摄影记者队伍中。他是都市报图片部真正意义上的全日制图片编辑。包括后来的赵跃生，在人民摄影报做了9年的编辑，有着丰富的采编经验与资源，还有易晓岚，去年是唯一代表中国应邀参加“荷赛一届图片编辑大师班”的学员，她之前也是在南方都市报做摄影记者，后去了国外三年学习摄影与设计，回来的第二天便向我报到。之所以能被入选全球8个图片编辑之一，还有一个是她的语言，包括我和一些国外摄影界的沟通都是靠易晓岚的专业翻译。

　　当然还有包括陈军，谭檀，马卓城等等，每个人各有所长，取长补短，形成强大的图片编辑队伍。

　　我比较赞同美国《展望》杂志的工作方式，而且也要求图片编辑向这方面发展：“《展望》的摄影记者与图片编辑是作为一个团队进行工作的。曾经于1944至1965年在《展望》杂志任图片编辑的帝姆•科汉（Tim Cohane）回忆，当时所有的选题从开始酝酿就有摄影记者的参与，他说：‘你要调动记者的积极性，并且把你的主意和他们的融合到一起，只有这样，摄影记者才能拍出有创造力的照片。摄影师在图片产生的每个步骤中都要有发表意见的权利。’

　　建立这种工作模式的基础是业界有一批称职的图片编辑。他们是那些可以发现新闻线索，预测新闻事件的出现和发展，从报道和摄影技术上指导摄影记者，对影像的选择和使用有准确判断能力的业内精英。”

　　　 摄影记者有两种人，一种是以此为谋生手段的，一种是以此为理想的，面对收入和收获两种选择，我觉得，应以最低的收入损失换取最大的收获。这取决你的摄影理想和所供职的媒体提供给你的空间。多大的空间则取决于你有多大的摄影成就。

　　我从一线的日报型摄影记者转为图片编辑,再到《南方周末》做深度报道，然后再回到现在这个岗位上。所以，对一个摄影记者的成长，内因和外因的变化，基本上我是清楚的，一般来讲，刚入行的摄影记者我会先让他做突发，一是能迅速进入工作状态，了解这个城市，包括对自身的心理素质，摄影技巧等等都会有一个综合的考验。因为在一个突发现场，你要面对非常繁杂的情况，包括来自同行的竞争，事件外的干扰。

　　我是一来报社就做了8个月的突发记者，背两个BB机，那时还没有手机，24小时待命，尤其是凌晨BB机一响，真是痛不欲生。问题是，有时候你辛辛苦苦去到现场却发现没有现场，或者回来因为某种原因见不了报，的确非常失落。像我们有一个叫卢汉欣的摄影记者，一天跑了10单突发新闻，结果扑空6单。对摄影记者来讲，突发是心里素质，快速反应，临场应变，摄影采访技巧的综合训练。

　　摄影记者长期被捆绑在日报社永不停歇的机器上，大量的重复劳动和配图任务，让他们几乎无暇他顾。在技术指标无懈可击的同时，思想的原创性和摄影人作为创造性的人的精神支撑的缺失成为前进的瓶颈。摄影不仅仅是工具，而且是人之为人的人格力量的外在投射。摄影作品中应当蕴涵了摄影记者对拍摄对象的独特理解和发现。

　　作为摄影记者都会有新闻理想，并不满足与一般新闻的被动采访，我会根据记者的个性与不同阶段进行工作上的调整，图片部有一个深度摄影记者的名额，就是说一个月你什么稿都不发也会有3000元的底薪，就是为了保证出好稿，我对这个名额是定岗不定人，就是说每个人只要你报出选题，包括专题的详细计划，拍摄时间等等，上报图片编辑，潘劲松与我通过，那么，你就可以享受这样的待遇去完成选题。

　　突发和深度是天平的两端，相对来讲，突发的收入会高些，但我希望下属会有更大的空间有所做为，包括提醒他们对自己要有年度计划，甚至有一个更长远的计划，培养摄影理想，这样才会有的放矢，而不会太过于计较眼前的得失。

掩面（摄影：王景春）

　　七.图片日志-----纯粹业务沟通的平台

　　读南都图片部的图片日志和内部讨论,能看到很多有趣的表达和有趣的抱怨, 也能看到南都摄影人的精神气质。关于飞机场转场报道讨论中,邓恒说:”用了全力拼了小命，但出报的效果却很不好，昨日看到报纸那一霎那，眼泪不自觉流了出来，突然看到实习生在旁，觉得无论如何不能给小丫头看见，于是又强忍了进去。”我还在那里看到专业水准很高的业务讨论，如对《单身妈妈痛失幼子》的争论，尖锐而直接，直指当今纪实摄影的心脏问题。

　　王景春：我办图片日志的目的明确：尊重专业，承认自已对不专业领域的敬畏之心。所以要求，南都的图片编辑在业务能力和人格魅力上，要有独到之处，才能在版面的用图上得到大家的认同。

　　图片日志是一个纯粹业务沟通的地方,是一个说话的平台也是一个良性沟通的平台。在这里，编辑记者的行踪、观点、反馈、甚至争执都可以体现。有问题及时解决。

　　图片编辑制度建立之初，我就告诫几位编辑：我们所作的事情不仅仅给《南方都市报》做图片编辑，而是对中国新闻摄影有意义的一件事，是一个试验田。所以，我要求他们尽可能的每天写图编日志，总结当天摄影记者的稿件，见报情况，包括与摄影记者、文字编辑、美术编辑之间的沟通甚至争执情况。目前为止，已经有十几万字了。包括照片，文稿，PDF版。成功与不成功的案例。不仅是编辑写，摄影记者也会上来发言，表明自己的观点。

　　我自己每天基本都看，尤其是出差外地。这个阵地也是基于这样一个现实，就是图片部的战线分布广东全省，因此需要这样一个远程管理系统。

　　八、我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摄影师，这是我快乐的理由

　　王景春说生命中最幸运的是选择了用摄影来渡过一生。他最怕失去的是拍照的能力。他定位自己仍是专业摄影师，不管身份有什么样的变化，他摄影的感觉从未远离。2005年5月，在新疆，20天中他拍摄了7千张照片、、、、、

　　王景春：不管我的社会角色有什么样的变化，我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摄影师。这是我快乐的理由。

　　我尽可能的争取拍照的权利，用年假，五一，十一等等。对我目前来讲，上班是评照片，下班是想拍照，休息是拍照片。

　　除了摄影，我还喜欢喝酒、睡觉、逛二手照相器材店、户外用品店与电器店。我在初中就迷恋无线电与音响。

　　我爱听音乐。MD机我有四个。CD随身听3个。磁带随身听四个。在19岁的时候我就用全年的奖金买了一台900元的东芝随身听，现在还在，就是不能用了。

　　生命中最幸运的是我选择了用摄影来渡过一生。我最怕的是失去拍摄的动力。（作者系新华社资深图片编辑、摄影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