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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三角“单核”发展远不够 东西两翼要培植区域腾飞“多核”

  专家眼中的解放思想十题②区域协调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以“排头兵”标准审视自己,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在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中的困难和不足。

  繁荣的珠三角同发展滞后的粤东、粤西和粤北山区之间构成了极大反差。
如果不抓紧时间制定对策,实现区域、城乡协调发展,广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就难以实现。

  汪洋在省委十届二次全会上指出,“现在检验我省能否实现科学发展最主要的标准,考验党委、政府能力、水平最重要的依据,不只是要看如何能让珠三角健康发展,而且要看能否实现协调发展、共同富裕。”

  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破解当前发展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尽快走出一条有广东特色的统筹区域发展的新路。

  以政府主导模式解决区域不平衡是最有效的路径

  专家:杨小川 广东商学院县域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富的太富,穷的太穷”,区域发展不平衡一直是广东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大难题,时至今日,“全面、协调、可持续”要求我们正视广东现状,切入关键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杨小川在此方面有着大量调研,他告诉记者,我们在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时候,不能采取“鞭打快牛”的办法,绝对不能以抑制发达地区的发展来换取欠发达地区的进步。

  “现在是时候也有条件来解决这个问题了”

  杨小川表示,从绝对数字来看,中国最穷的县域不在广东,但针对珠三角来说,广东欠发达县域之落后是毋庸置疑的。从原因上分析,区域不平衡问题主要是由历史发展造成的,因此我们必须以历史的观点来看待。“当然建国后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政策重点也未突出这个问题,现在是时候也有条件来解决这个问题了。”

  在现实中国的行政框架下,中国的贫困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县域经济发展滞后、县域经济乏力的问题。杨小川认为,这一现象的产生,既由传统的中国社会中所特有的思维定势所致,即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对民生的冷漠,利益分配向上层倾斜,物质财富在上层聚集,或向权贵生活圈所在区域聚集,形成一种表面的、局部的虚假繁荣;又由在新中国工业化初期,为迅速实现工业化所采取的对农业的“剪刀差”政策所致。

  “既然县域经济发展滞后的原因是复杂而久远的,那么任何现实政策都必须考虑到这些因素,既不能要求过高、急躁冒进,也不能漠然处之,任其自然发展。”杨小川认为,对于广东县域经济首先要有个基本评价,这个评价应该是:在珠三角迅猛发展的比照下,更凸显了广东县域经济发展的相对滞后,尽管广东县域经济的发展水平总体上在全国处于领先位置。

  解决区域不协调不能“鞭打快牛”

  那么,解决问题的关键在哪里,又如何从正确评价的基础上找出既不冒进又不漠视的方法来?

  杨小川提出,在现实条件下,以政府主导模式来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是最有效率的路径。“如寄希望于自发性的制度变迁,必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由于原因认识不清、不准,所出台的有关政策要么力度不够,要么定位不准,要么一刀切,形成新一轮农村工业化的"大跃进"。”

  总结现状,杨小川表示,目前社会各界对于区域平衡发展的认识、态度是基本明朗的、清晰的,但是政策力度不够,政策不够细化,还有许多具体的工作值得去做。

  例如,最近省委十届二次全会提出的“产业双转移”就是促进区域平衡的具体有效的措施。河源、清远等地承接产业转移有了经验、成效显著,值得总结。

  “当然,我们在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时候,不能采取“鞭打快牛”的办法,绝对不能以抑制发达地区的发展来换取欠发达地区的进步,否则我们"以工补农、以城促乡"的物质基础就会受到损害。”杨小川强调。

  区域划分偏粗放,仅珠三角就应分为“三级”

  专家:陈鸿宇

  省委党校副校长、区域经济学教授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下,世界上一些重要区域的空间经济一体化进程,已经由原来的“单核心区”向边缘区扩散推移发展,转变为“多圈”“多核”“重叠”“共生”,最终才能达到“多核心区”的有机融合。

  陈鸿宇表示,目前,我省工业化进程已开始进入中期阶段,珠三角地区已进入工业化成熟期,仅靠珠三角一个“核心区”来带动全省各地域发展是远远不够的,需要综合考虑各地的资源禀赋和区位条件,选择东西两翼沿海地带和粤北山区部分具有增长后劲和发展潜力的地区,培植为带动广东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核心区”,通过多圈推移、梯度推进,带动经济腹地发展。

  “三级”区域应各有各的发展招数

  记者:现在,我们一般把珠三角全部视为“发达地区”,把非珠三角地带一概视为“欠发达地区”。谋划区域经济新格局,具体该如何调整布局?

  陈鸿宇:目前这种区域格局的划分仍偏于粗放,容易忽视各地带内部的资源禀赋程度、区位条件和发展水平的差异。就发展潜力和发展前景而言,目前珠三角地区应分为三个层级:

  珠江口“内缘”地带(深圳、东莞、广州中心城区、佛山中心城区、南海、顺德、中山、香洲)为第一层级。这一层级已进入工业化成熟期,土地、水、交通等资源已趋极限,成本普遍上升,传统加工制造业的边际收益明显递减。因此,在这一地带,要着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以继续发挥辐射和带动作用。

  惠阳、惠城、博罗、增城、花都、从化南部、三水、高明、江门东部、金湾、斗门属于珠三角的第二层级。这一层级由于各方面条件比较齐备,目前的工业化正处于高速发展期,是珠三角最具发展潜力的地带,承载着优化珠三角产业结构重任,应予加强规划和重点支持。

  第三层级是珠三角的“外缘”地带,主要是惠州市的324国道以北地带、从化北部、江门西部等市县,这一地带原来的产业基础较弱,距离珠三角核心地带也较远,目前工业化还处于起步阶段,其工业化模式和实现路径应有别于前两个层级。

  东西两翼要选准突破口,带动广东腾飞

  记者:粤东粤西呢?有人形象地说,这是广东腾飞的两个翅膀,如果这两个翅膀没力气,只靠珠三角这个躯干,广东的发展腾飞肯定难以实现。您老家在粤东,最近也参与了有关粤东、粤西发展的高峰论坛,有何良策?

  陈鸿宇:东西两翼发展,要选准突破口,着力改善投资环境,大力培育支柱产业。

  就汕头和湛江这两个粤东、粤西的中心城市而言,其发展前景和发展潜力也有很大不同。就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水平和城镇化水平而言,汕头的发展水平略高于湛江。但就土地资源、港口资源和经济腹地看,湛江的发展潜力要高于汕头。

  粤西可依托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湛江港和湛江中心城区,利用较为充足的土地资源,抓住工业化刚起步、上马大型工业项目的成本较低的机遇,集中力量发展港口交通、现代物流、石化、钢铁、造船为支柱产业的重化产业带。

  粤东则可立足临海、工业化已经起步、市场化城镇化程度较高、产业集群初具规模的特点,扬长避短,在发展部分重化项目的同时,集中力量改善全民创业的软硬环境,壮大业已形成的连接汕头—潮州—揭阳三个中心城区的轻纺制造业走廊,带动和培育更多的专业镇。

  总体上看,东西两翼的临海工业,都要形成“大小并举、外牵内推”的格局,不过粤西的重心以“大型、重化、外牵”为主,粤东的重心以“中小型、轻纺、内推”为主。

  产业转移,会不会也是污染转移?

  记者:那么山区呢?一说到产业转移,不少人担心这也是污染转移,珠三角的水泥陶瓷一转移,就把山区的青山绿水都破坏了。

  陈鸿宇:搞工业肯定要付出代价,问题是代价和收益怎样比较。山区承接珠三角产业转移时,一定要把好“环保”审批关,不能再走珠三角走过的弯路,不能以破坏子孙后代发展为代价,要把代价减少到最低。

  我建议,要加强山区地带的规划,要以镇(乡)为单位,确定优化开发、集中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

  这样分类规划后,在紧邻珠三角的山区增长带,可以集中建设工业园区,接受珠三角的产业转移,形成新兴制造业基地;在北部山区不适宜设立工业企业的地域,则发展现代农业和服务业,形成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在限制开发、禁止开发的地域,应通过政府的跨区域生态补偿机制,严格控制可能影响生态环境的经济活动,在担当起生态屏障功能的前提下,适量建立一些旅游休闲基地。总之,在“主体功能区”的大框架下,宜工则工,宜农则农、宜商则商、宜旅则旅,使山区各地域的发展潜力都能够正常发挥。

  以“全域广东”理念制定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专家:温思美 华南农业大学副校长、广东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问题,导致了广东区域发展的不协调。可以说,无论是广东近几年的地区发展差异系数进一步扩大,还是城乡发展水平的巨大落差,以及新增劳动力的生产率和人均GDP增速的下滑,都源于地区间的发展不协调。这形成了对广东未来发展的瓶颈制约。温思美称,必须统筹协调区域发展,以“全域广东”的理念制定发展战略。

  农村的贫困主要源于权利的贫困

  记者: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发展是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而农村的产业发展是重点。与其他省份相比,目前我省的相关改革主要是在哪些方面比较滞后?

  温思美:中国农村地区的贫困主要源于权利的贫困。总体说来,我省在地权、林权上的改革不及福建和江浙地区,甚至是内地的江西、四川成都活跃,这使我省欠发达地区的土地、山林等生产资源的市场流动能力差,限制了它们的发展,例如清远、河源的山林资源比较丰富,但一直未能得到较好的开发利用。

  记者:那么,要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我们该怎样推进改革?

  温思美:多年来,政府一直说要对农村“多予少取放活”,近年来,通过税费改革,和不断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和直接投入力度,我们已经尽量实现“多予少取”。以后的改革空间,主要应该在“放活”上面。

  现在,应该解放思想,通过改革地权、林权制度,研究设计试点“土地和山林等农村资源的资产化、资产资本化、资本证券化股份化”的三阶段农村资源赋权制度改革,稳定农村资源的承包权,放活使用权,确保资源不断增值。

  在此基础上,探索农村资源的抵押、期权流转制度,创新农村金融制度,特别是农村合作金融和农业保险制度,促进农村资源有序流动、适当集中、规模经营、持续增值。

  记者:目前,国内可有较为成功的例子?

  温思美:江浙地区和四川成都都有一些可供借鉴的经验,在推进“第二次土地改革”,即土地流转制度改革之后,使当地土地利用规模增长了15%—20%。

  在成都的大邑和邛崃县,人们还组成了以土地和资金入股组成了合作社,在决策模式上,若是合作社内部的经营事务,可依股本比例投票。每年农民既可依股本比例获得一定收入,还可以进合作社务工领取工资。此外,他们还可以出外打工。自2004年推行改革以来,他们的农民收益已经增长了1至2倍。值得令人想象的是,大邑和邛崃离成都的距离,大致相当于清远离广州的距离。

  以“全域广东”理念实现资源优化

  记者:那么,政府应该以何种理念制定区域发展规划,进行资源配置?

  温思美:要从非均衡发展转变为均衡发展,就应该有“全域广东”的理念。在编制全省主体功能区规划的时候,要统筹广东各地区的产业、市场、劳动就业、社会事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等。改变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在产业、市场、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分割分隔状况。要减少欠发达地区在今后的产业布局上出现同构、产业分散和恶性竞争,促进区域分工专业化水平的提升。

  记者:目前,珠三角产业正在升级转移。粤北地区和东西两翼在承接转移企业的过程中,应该如何贯彻这种理念?

  温思美:珠三角的企业转移,对我省欠发达地区来说,是一个机遇。但是,这些企业并不必然就要转移到那里去,它们还可以转移到湖南和江西等地,目前在这些地方已经出现回乡人员创业园。

  在此背景之下,为了吸引企业前来投资,目前有些地区对企业竞相开出优惠政策,你一亩地十万,我就一亩地只要五万地租,某种程度上形成了恶性竞争。这就需要政府加强宏观统筹和整体引导。

  记者:这种招商引资的恶性竞争,有可能导致高污染、高耗能企业向欠发达地区转移,政府应该怎样应对?

  温思美:这就需要建立科学合理的区域生态补偿机制,促进上游农村经济的发展。建议尽快研究地区之间的排污权总量核准制度和排污权交易制度。比如说,广州每年有1000吨的排污指标,河源有500吨,但是根据相关产业政策和法规,由于河源不可引进高污染企业,这500吨它用不完,广州的1000吨又不够用,那就要向河源购买指标,河源就正好利用这笔钱进行技术升级。

  专题撰文:本报记者 徐林 陈枫 周志坤

  图:

  简仁山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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