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奥运将成改革开放纪念碑 人类文化走向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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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奥运：中国改革开放“纪念碑”

　　一场浓缩西方文明精华的盛大“礼仪”，以东方人的智慧演绎给全世界，在中西文化漫长的碰撞和融合史中，可能没有哪一历史事件能比2008年北京奥运会，更具有人类文化走向多元共荣的象征意义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王健君

　　2007年12月19日，一个湛蓝晴空的冬日，在北京鼓楼红墙下的逸滋咖啡馆，《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见到了马珍——英国《泰晤士报》北京分社社长。

来华近三十年里，在所有驻华外国记者中，她不仅是最资深的“中国通”之一，而且也可能是惟一拥有伯爵头衔的贵族。

　　很少有人知道，坐在本刊记者面前这位穿着黑色绣花紧身小西服、英文名为Jane Macartney的漂亮的小个子女人，其先祖就是东西方文明交流史上赫赫有名、215年前觐见乾隆皇帝的英使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伯爵。

　　“Macartney，西方人一听到这个词，想到的就是‘磕头’。”马珍瞟了一眼桌上那本自己先祖的回忆录《1793年乾隆英使觐见记》，指着“马戛尔尼”的中文名字，“那是一次事后谁都会感到遗憾的机会。”

　　1793年，中国发生了一件令研究东西方文明史的人怎么也绕不过去的事件——大英帝国派遣以马戛尔尼伯爵为首的庞大使团，乘坐当时最先进的“狮子”号军舰，以给乾隆皇帝祝寿的名义出使中国。

　　时值“康乾盛世”余晖下的中华帝国已经烂熟，躺在“万世太平”幻觉中，继续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自负。与此同时的大英帝国，在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两百年后已经成长为世界第一巨人，将目光主动瞄向了被马可·波罗描绘为遍地黄金的东方古国。

　　谁也没有想到，当时两大最强文明力量的第一次接触，却在英使是否“跪地、叩头、九下”的“礼仪之争”中草草收场。尤其当马戛尔尼亮出通商、驻使的真实目的时，乾隆皇帝勃然大怒，下逐客令立即将英国人扫地出门，紧闭了原本可以与世界平等交往的大门。

　　乾隆皇帝不知道，在自己紧闭国门的那一刻，中国已经与近代世界雏形的“WTO”擦肩而去，错过了一次赶上世界潮流千载难逢的绝好机会。五十多年后，英国人再次来了，但不是来磕头，也不是来谈判通商，而是带着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大门。从此，炮口下被迫开放的中国，开始了一百多年任人宰割的悲惨历史

　　185年后的1979年，马珍来到了中国，她自己没有想到“历史老人”会让自己以英国媒体驻京记者的身份，再续先祖与中国的“缘分”。不过，比起马戛尔尼伯爵，马珍自认为要幸运得多，她遇到的是已经主动打开国门迎接世界发展潮流的开放的新中国。

　　所以，马珍没有像先祖那样仅仅7个月不到就被迫匆匆离去，而是呆了近三十年，与中国人一起经历了他们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改革开放。

　　尤其具有戏剧色彩的情节是，2008年马珍还将在北京近距离观察，早已尘封了那段“礼仪之争”历史碎片的中国，如何将一场浓缩西方文明精华的盛大“礼仪”——奥运会——以东方人的智慧演绎给全世界。

　　三千年大变局

　　“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在2007年西方圣诞节的这一天，中国社科院亚太研究所所长张宇燕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开口便引用了清朝同治十一年北洋大臣李鸿章奏折中的这番话。

　　在张宇燕看来，李鸿章所言发生在晚清的这场千古未有之大变局，最主要的标志，就是以马戛尔尼出使大清帝国为起端，西方文明以西方方式大规模地进入了中国的故事。

　　他说，即使马珍和她的先祖身临其境观察了中国从天朝崩塌到民族沉沦，再到新中国重树尊严，直至今天再度崛起，仍然无法像中国人那样从肉体的苦难和精神的彷徨中，体会到这215年中国从封闭到主动走向开放，中华民族乃至其思想文化经历了一场多么惊心动魄的“凤凰涅槃”般的浴火重生。

　　马戛尔尼的后世同胞，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对中华文明能统治如此大面积、如此多人口且如此长久，充满了敬意，甚至将世界未来的希望寄托在了中华文明身上。但张宇燕指出，因为中华文明不是通过战争而是以文化结晶的方式向外渗透，遇到在开放体系中以不断寻求保护壮大自己消灭异己为特点的西方文明的坚船利炮，“等待朝贡文明的也就只能是李鸿章所言‘以中国之大，而无自强自立之时’的奇耻大辱”。

　　“‘仁义礼智信’确实敌不过坚船利炮。在这个层次上，西方文明确实有效，她能从肉体上消灭你，让你彻底丧失作为一种文明的资格。”因此，在张宇燕眼中，1840年之后，中国人一直在做一个十分痛苦且非常不愿意的选择：从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从一个为长治久安而精巧进化而来的文明体系和精神传统，转变成一个更加开放和竞争的体系，变成一个不得不遵从丛林规则的体系。

　　“要在这样一个层次和背景下理解中国昨天和今天所处的环境”，这位惯常用大历史眼光和政治经济学分析文明发展的学者认为，“简单地讲就是先救亡图存，然后谋求发展，最后以更高层次的对外文明或国际文明取代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于是，当1949年新中国成立实现了“救亡图存”后，顺理成章就有了1978年开始的“谋求发展”的改革开放。

　　1979年1月17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召开后月余，北京还裹在深冬的瑞雪中，但暖意融融的人民大会堂福建厅，迎来了五位不同寻常的客人：84岁的胡厥文，82岁的胡子昂，63岁的荣毅仁，88岁的周叔弢和74岁的古耕虞。五位在民族工商界历经沧桑的老人被同样在政治生涯中曾经大起大落的邓小平请到人民大会堂吃火锅，既兴奋，又心里没底。

　　“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75岁的邓小平开门见山，“中国要开放，要吸引外资，想听听你们开诚布公的看法和意见。”

　　在这次被后人称颂的“五老火锅宴”上，邓小平第一次提出工商业者兴办企业，第一次提出利用外资，老工商业者沉睡了几十年的活力被点燃了。

　　据荣毅仁后来回忆，这次谈话后不久，经国务院批准，由荣毅仁任董事长兼总经理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由王光英任董事长兼总经理的光大实业公司、由胡子昂任董事长的中国工商经济开发公司，这三大民营公司先后成立。

　　接着，半年不到，1979年7月8日中国颁布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在这个时刻，三千年大变局终于走出了多灾多难的“峡湾”，融入了浩浩荡荡一去不返的改革开放大潮。

　　开启中国之门

　　“五老火锅宴”之后，1979年2月26日下午，邓小平会见了日本共同社社长渡边孟次。会见中，渡边问邓小平，对于即将召开的1980年奥运会，中国是否有意参加或将来在中国举办奥运会。

　　邓小平回答道：“首先要解决台湾资格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当然我们要成为奥运会的成员，中国正在准备参加奥运会。奥运会四年一次，1984年条件困难一些，但1988年条件成熟了也许我们可以承担在中国举办奥运会。”

　　当时正在为解决恢复中国国际奥委会合法席位问题而紧张谈判的国家体委国际司副司长何振梁，在第一时间听到了这个消息。

　　在向《瞭望》新闻周刊回忆这件往事时，何振梁说，看到邓小平的谈话记录他受到极大鼓舞，“这不但说明国家领导人充满信心要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恢复我国在国际奥委会中的合法权利，并且高瞻远瞩地指出要在不远的将来在我国举办世界上最大的体育盛会。”

　　8个月之后，1979年10月25日，国际奥委会执委会通过《名古屋决议》，恢复了中国在国际奥委会中断28年的合法席位。国际奥委会委员、突尼斯总理姆扎里当时呼吁道：“占世界人口1/4的中国被排除在国际奥委会之外是不能想象的。”

　　“其实，源头发自古代希腊文明的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原本就是一场盛大的文化礼仪活动。”致力于当代东西方文化研究的北京大学教授乐黛云，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说，一方面，西方文化中民主、自由、竞争、拼搏、开拓、进取、重视个体、尊重科学等要素构成了现代奥林匹克精神的灵魂与核心，这使奥林匹克运动染上了浓重的西方文化色彩；另一方面，随着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全球的开展和奥林匹克精神的普及，奥林匹克运动已成为各国文明与文化集萃、对话与交往的论坛，成为全球文化多样性与差异性互补共存的平台，尤其是成为东西方文明交融与互动的平台。

　　在乐黛云看来，人类精彩的一幕自此徐徐拉开——中华文化在器物层面不断跃升中，主动开放国门，引出文化和制度的中西相遇。

　　1984年7月29日，第二十三届洛杉矶奥运会上，许海峰夺得男子手枪60发慢射冠军，成为本届奥运会首枚金牌得主，同时打破了中国奥运史上金牌“零”的纪录。《洛杉矶时报》发表评论：“中国人刚一回到奥运会，就迈出了当仁不让的步伐，令人不安。”

　　同一时刻，《中国青年报》以《别了，零！》为题宣称：“是我们，是我们中国人夺得了本届奥运会第一枚金牌！半个多世纪来背着奥运会‘零’的包袱的中国人，从此可以扬眉吐气了！”

　　而这仅仅是开始。

　　奥林匹克运动借中国改革开放大潮激发了13亿人“更快，更高，更强”的拼搏精神。在金牌榜上，从1988年汉城奥运会的5枚金牌第十一位，到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16枚第四位，再到2000年悉尼奥运会28枚第三位，直至2004年雅典奥运会32枚第二位，支持这些成绩的，是快速增长的中国综合国力。2004年，在雅典奥运会上获得丰收之时，中国的GDP总量已经是1978年改革开放启动时的24倍，成为全球第六大经济体。

　　萨马兰奇之憾

　　张宇燕向《瞭望》新闻周刊讲述了一个故事。

　　1963年，北京工人体育馆刚刚建成不久，因为中国在国际羽联的合法席位长期未得恢复，不能参加世界比赛，不知道自己水平如何，国家体委邀请了全英羽毛球锦标赛冠亚军进行友谊赛。

　　第一场，汤仙虎出战印尼队的冠军队员。这位冠军很牛气，简单做做准备工作，长衣、长裤不脱就跟汤仙虎打球了。结果，打了两个球之后就把上衣脱了，又打了两个球又把长裤脱了……世界冠军竟然一分未得，被汤仙虎打了个15:0。整个比赛期间，以汤仙虎和李加昌为首的中国队，采取快拉快吊结合突击扣杀等新技术，赢得了4胜1负的成绩。印尼队领队赛后强烈要求：“（国际羽联）一定要把中国人请来。”

　　1965年，由陈玉娘、梁小牧等为主的中国女队与男队出访世界羽毛球强国丹麦和瑞典，在34盘比赛中，有33盘以2:0获胜，又取得了极大成功。战绩辉煌的中国人，被外国通讯社称为“无冕之王”。

　　在亚非国家多数会员要求下，1977年国际羽联恢复了中国会籍。此前一度出现反复，但为了中国的加入，1978年亚非国家甚至大力支持成立了与国际羽联对峙的世界羽联。

　　“别人对你的态度，取决于你的实力”，张宇燕说，在竞争世界里，离开了器物层面的实力支撑，一切都是空谈，“这可以说是近代中国用民族苦难得出的教训。”

　　1993年9月23日，蒙特卡洛，大雨。当天下午第一个向国际奥委会陈述申办报告的是北京申奥代表团，3年来中国亿万民众申办奥运的热情，将在这一天得到结果。

　　晚上8点，雨还在下。最后一轮投票结束后，全体国际奥委会委员到路易二世体育馆参加投票结果宣布大会。此时，何振梁准确猜到了北京已经没有获胜希望了，“我提醒自己，既不能笑容满面，使亲人们误以为申办到手，也不能表现冷漠，流露出任何失败的沮丧。”

　　萨马兰奇走上主席台宣布：“胜利者是悉尼。”45票对43票，仅仅两票之差。此时此刻，何振梁大度地向对手祝贺、微笑、握手，安慰申奥代表团成员，冷静接受朋友们的慰问。深夜回到房间，接到女儿哭泣的电话，何振梁仍然控制着自己的感情，可就在放下电话的那一刻，64岁的他再也抑制不住自己，放声大哭了起来……

　　此时此刻，在北京家中电视前目睹了这一幕的邓小平，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话：“最要紧的是办好我们自己的事情。”

　　“申奥实际上是一场新形势下的东西方直接较量”，在申奥总结大会上，何振梁说，“但两票之差表明这较量基本上是势均力敌，也说明我们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申奥失利后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坚定不移地走向世界》。此前一年间，邓小平视察南方讲话发表，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次巨大的思想解放到来了。改革开放在前十几年积累的发展基础上，跃升到了新的发展高度，随之而来的是香港回归、澳门回归……

　　1997年10月，萨马兰奇观看完中国第八届全运会开幕式后，回头对身边的何振梁说：“在我任主席期间，国际奥委会犯了两个错误。一个是1996年百周年奥运会没有回到奥运会发源地——希腊，而给了亚特兰大；另一个错误是2000年跨世纪奥运会给了悉尼而没有给北京。第一个错误我们已经纠正了，希望在我离任前，我们可以纠正第二个错误。”

　　中国之路

　　“为什么中国举办奥运会会有与众不同的深远影响？”张宇燕说，“因为在西方人的眼里，这是一个不同于自己的体系，而且这个体系30年连续不断的成功，正在给西方世界带来巨大的挑战。”

　　张宇燕认为，最关键的是，按照西方世界的理解，“一个封闭的中国对以追求无限扩张和无限利润的资本主义体系而言，显然是一个巨大获利机会的丧失。让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广阔市场游离于西方体系之外，无疑与其崇尚的资本主义本质相违背。”

　　2008年元旦，在新年曙光洒下的时刻，美国政界最具影响力的《外交》杂志刊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教授约翰·伊肯伯里的《中国的崛起与西方的未来》，全盘托出了西方体系应对这种挑战的大战略。

　　“一些观察家认为，随着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秩序日益被由东方主导的世界秩序所取代，美国时代行将终结。”这篇文章写道，“中国的崛起未必会引发痛苦的霸权转移。因为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秩序在根本上不同于过去崛起中的大国所遭遇的秩序——中国面对的不仅仅是美国，它还要面对一个以西方为中心的体系，这个体系开放、完整，拥有广泛和深厚的政治基础。简而言之，当今的西方秩序容易参与但很难被推翻。”

　　这位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的逻辑非常清楚，“西方秩序具有把即将到来的权力转移，转变为一种有利于美国的和平转化的潜力。对美国领导人来说，关键要记住：中国超过美国是可能的，但中国成功超越西方秩序的可能性要小得多。”

　　最后，伊肯伯里用西方世界的视野描画了未来的全球竞争图景，“美国的‘单极时刻’将注定终结。如果21世纪决定性较量是在中美之间展开，中国将占据上风。如果决定性较量发生于中国与复兴的西方体系之间，最终胜利将属于西方。”

　　对于此种认知，张宇燕告诉本刊记者，他一时想起了《西游记》，“这部古典小说与其说是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还不如说是孙悟空——一个独立于‘东土’和‘西天’之外、汲取天地精华、能量巨大的石猴——如何被如来佛降服的归化史。”

　　《西游记》开篇即讲，傲来国花果山一块吸纳了“天真地秀、日精月华”的仙石，迸裂跃出一只石猴，石猴修成了能量巨大的本领，打乱了整个天界秩序，玉皇大帝擒不住、太上老君炼不死，即便请来西天佛祖暂时压在了五行山下，还是不服。于是，被戴上金箍，陪唐僧去了西天。

　　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取经成功后，孙悟空也因此修炼被誉为“斗战胜佛”。有意思的是，这时孙大圣想到的还是要师父脱下金箍的约束。唐僧说：“今已成佛，自然去矣。”孙悟空一摸，果然没了。

　　“体系外一个能量巨大的力量，一度对体系形成巨大挑战，就这样不知不觉被纳入到了体系内。”张宇燕笑道。

　　在他看来，现代国际政治演变史中，这个故事最经典的演绎者是日本，“现在，西方体系同样希望像处理日本那样来处理中国。”

　　但中国会走孙悟空的道路吗？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以提出“北京共识”声名鹊起的乔舒亚·库珀·雷默，看到了中国不同的选择。《人民日报》2003年3月19日发表的题为《中国外交战略的抉择》的文章，给了雷默深刻印象，他说：“中国的设计者们写到：‘不要把中国融入国际体制以及它致力于与西方国家合作看作是谋求西方的认可。实际上，这是相互认同的过程。我们与西方接触的过程是设法让他们理解中国的过程，也是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他们的过程。’”

　　张宇燕认为，如果中国按照自己的模式走通现代化，无疑对发达国家倡导的西方模式惟一性，造成前所未有的挑战，也将为人类闯出另一条发展的选择道路，“这将是对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最大的贡献。”

　　“我们不做孙悟空”，张宇燕说，“我们做的是太上老君，与你西天的如来佛属于两个平等的价值体系，各有各的独特利益但平行发展，同时具有高度融合的共同利益，共同维护世界的安宁。”

　　早在晚清西风劲吹之时，当时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王韬，就呼吁要有“接受西方影响，但不受西方控制”的文化自觉。“只不过，直到80余年后的1978年，中国才有机会用‘改革开放’真正付诸实践。”张宇燕说。

　　中西相遇的新阶段

　　陪伴何振梁申奥、穿梭于五大洲的何夫人——梁丽娟女士记得，2000年在北京申办奥运期间，美国国内始终有两派意见，一派认为，不能让北京申办成功，以免中国通过举办奥运会更加强大起来；另一派认为，可以在北京举办，以促进中国的“民主”和“自由”，“显然，两派都离不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企图‘西化’中国的目的。”

　　2001年7月，中国终于获得了奥运举办权，但美国《时代》周刊的一篇题为《奥运，北京收入囊中》的文章称，就像7年前北京的失败在于戒备中国强大的观点占了上风一样，现在不过是换上了“促变”的漂亮“披风”。

　　此后的世界发生剧烈变化。2007年年底，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吉迪恩·拉赫曼做每年例行“功课”——“列举过去一年最重要的五起事件”，这时，他想到的是：1月伊拉克美军增兵，2月普京在慕尼黑演讲，8月次贷危机，11月中石油成为全球市值最大公司以及穆沙拉夫“发动小型政变”。

　　是否有一个共同主题将这五个事件联系在一起？拉赫曼说：“这个联系就是全球惟一超级大国面临的压力日益增加。美国陷入了一场实力不断消耗、士气日益受损的战争。美国的老对手俄罗斯正变得愈加自信。新对手中国正在崛起。而美国至关重要的盟友巴基斯坦，威胁要与其分手。目前，美国经济承受着比过去多年更大的压力。”

　　美国《新闻周刊》2008年第一期刊登关于中国的封面故事，认为“处于单极顶端的华盛顿还不习惯于分享权力，也不习惯于屈就另一个大国的利益”，但是，2008年中国步入世界舞台中心的局面已经形成，“关于中国将成为全球大国的沸沸扬扬的预言已不再是一种预测，而是现实。”

　　“20世纪人类经历了一个苦难的历程：两次世界大战、灭绝人性的法西斯集中营、‘古拉格群岛’、‘文化大革命’等，无论是东方文明还是西方文明，都必须反思我们需要塑造怎样一个世界，需要建立怎样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来应对人类共同的挑战。”乐黛云认为。

　　“现在，许多先进的西方知识分子已经主动展开了反思。”乐黛云介绍道，这些西方知识分子首先返回自身文化的源头，通过新的诸如中华文化这样的“他者”作为参照，反省过去的西方中心论，校正对非西方文化排斥、轻视的心理。“西方的这种文化自觉与自省使全球文化的多元共存成为可能。”

　　然而，“中国人长久以来，强盛时以‘大国心态’傲视他族文化；贫弱时，则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我们无论对西方对中国，都还缺少系统的、全面深刻的反思和文化自觉。”乐黛云举出这方面的例证，比如，本民族文化复兴的强烈愿望往往被扭曲为封闭排外的文化“复归”，一部分人寻求的不是对自身文化的“自知之明”；其中尤有甚者，宣扬中国一百多年的近代史都走错了路，走的都是所谓“文化歧途”、“以夷变华”的路，甚至主张“把儒教重新定为国教，建立一个儒教社会”。

　　她同时指出：“也有一些人不加质疑地追随西方现代化取向。对西方理论不加反思地接受，把本土资源作为论证西方理论、实现西方社会思想的工具，无视西方学者已经深刻揭示的现代化危机等倾向的存在。显然，对于中国来说，同样也需要进入一个与过去不同的中西相遇的新阶段。”

　　“2008年奥运会，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看着窗外熙熙攘攘的中外游客穿行于鼓楼这个为明、清两代中华帝国“报晓”的古迹之中，马珍告诉本刊记者，北京奥运会一定会办得非常成功，甚至像萨马兰奇说的，可能成为最好的一届奥运会，“但我要说，这只是硬件方面，或者说对运动员（Sportsman）而言。”

　　至于其他，比如在消除猜忌、化解敌意、建立信任等“软件”方面，这位马戛尔尼的后人耸了耸肩，做了一个“不清楚”的肢体动作。

　　在她看来，这可能需要所有人，甚至几代人共同来努力，不是单个历史事件所能承担的，“不过，毕竟我们有了这样一个机会，而且希望大家都能抓住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