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书美：发展出一套半殖民理论

　　史书美：发展出一套半殖民理论

　　2007年12月20日至23日，香港岭南大学举办了香港文学研讨会，研讨会邀请了数十位大陆、港台以及海外的学者，就“香港文学的定位、论题及发展”展开讨论，其中不乏各研究领域里的佼佼者，其中旅美华裔学者史书美引起了我格外的兴趣，因为就在年中大陆出版了她研究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主义的著作《现代的诱惑》。

尽管这个课题早已是学界热点，不少学者都做出过卓有成效的研究，但是这本书仍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无论是文本分析还是作者开阔的研究视野，都预示着这是一部雄心勃勃的作品。尤其作者曾受过扎实的理论训练，使这本著作独具一种犀利的批判的眼光。研讨会论题安排紧凑，我们见缝插针，利用史书美准备主持下午会议的机会，在酒店的西餐厅进行了采访。讨论会期间史书美一直穿一件黑色的风衣，戴着眼睛，有一种冷峻的学者气质，和她犀利的文风颇为相称。不过采访开始，她却显得很随和亲切，说话有着台湾国语一贯的柔和，尽管所谈内容依然是犀利的。

　　编辑/记者 徐夏

　　《现代的诱惑》

　　[美]史书美著 何恬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7年4月版

　　定价：34元

　　史书美，华裔美国学者，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比较文学系、亚洲语言文化系及亚美研究系合聘教授。其著述主要有《现代的诱惑》、《视觉与认同：跨太平洋的华语呈现》，另外还编有《弱势跨国主义》、《中外文学》、《后殖民研究》等专辑。

　　香港文学非常棒

　　南都周刊：我们还是先从这次研讨会谈起吧，你怎么看香港文学？比如和大陆、台湾文学比较的话。

　　史书美：我觉得香港文学非常棒，而且由于香港特殊的历史情景、特殊的地理情景，它创造出来的文学是非常复杂的形式，它用多种语言创作，它同时受许多西方文学的影响，所以是非常混杂化的文学形式。所谓混杂化，假如你不去分析它的内容的话，这本身没有什么意思，因为所有的文化都是混杂的，只是混杂的成分不一样。

　　南都周刊：这种混杂化是不是和现在所强调的后现代主义的某些观念比较吻合，所以香港文学经常会被作为一个研究范本。

　　史书美：确实是这样，但是事实上不同国家或者都市文学都有混杂化的情形。像香港这样一个国际的都市，它的文化的混杂是由特定的历史条件产生的。所有的都市文化，所有的国家文化都是混杂的，可是混杂的成分不一样。成分不同产生的成果就不一样。

　　南都周刊：香港和大陆的文学差异比较明显，那香港和台湾比呢？它们的文学都有着自觉的现代性意识，它们之间有没有差异？

　　史书美：有很大差异。在冷战时期，台湾以中华文化的正统自居，所以它们对传统文化的保存和宣扬，以及文学经典的学习和传播等等，都做得非常透彻，所以他们用的华文和大陆的中文有很多不同的地方。譬如他们用更多的古典的文言的东西，把它纳入到文学作品里面，那后来的混杂化，当然很多是因为本土意识的崛起，以及台语文学的冲击。国民党比较接近美国文化，台湾文学也有比较西方化的倾向。但和香港比，台湾文学混杂的内容就完全不一样。所以在具体分析的时候，要有历史的眼光，把它还原到语境里头。

　　南都周刊：从另一个方面讲，台湾作家对传统的考虑或者说负担也要比香港作家更多一些？

　　史书美：我觉得是，但现在可能又不一样了，因为台湾现在的本土意识很强，现在他们觉得用什么样的语言创作都是台湾文学，可能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反而会有所谓的影响的焦虑。

　　南都周刊：《现代的诱惑》的末尾，讲到现代主义“是一个艰难的、充满暴力的、反复的和长期的过程”，那么你能否谈谈对当代文学中的现代性的观察？或者说当代文学中的现代性处在何种状态？

　　史书美：我当时在写这句话的时候，基本上是以第一世界看第三世界文化权力的关系，一般都说现代主义是从西方开始的，实际上是从拉美开始的，是尼加拉瓜诗人达里奥最先提出现代主义这个概念的。中国之所以在二三十年代有现代主义的产生，是受到日本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和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包括自己的一些文化因素还有社会情形的影响，比如对都市的向往和迷离的那种感受，还有文化经验和历史经验刚好都很配合的情况下，以及对传统的幻灭——很多这些因素交错的情形下产生。因此我们在看第三世界的现代主义的时候，我们常常看到它是不断地在产生。二三十年代在大陆产生，在台湾是六七十年代，你看世界其他国家也常常是这样。美国少数民族现代主义是八十年代产生的，现代主义、现代性往往有迟到的感觉。所谓现代性，是西欧一些国家经历了某种历史过程，在资本主义演变过程当中所产生的这样一个社会文化的状态。假如用这个西方的学者的观点来看，现代性是从他们那里来的，然后会发展到不同的地方，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再发生一次。

　　京派现代主义

　　南都周刊：正如王德威教授的评论，你的《现代的诱惑》不仅讨论了上海的新感觉主义——那是许多学者详加论证的流派，也分析了北京的现代主义运动，比如废名、林徽因和凌叔华的写作，但是他们的作品从表面上来看，似乎并不具备典型的现代主义的特征，那你认为他们的现代性体现在什么地方？

　　史书美：废名是很典型的例子，废名的文字用很多古典诗词的语言，加上白话，文字是跳跃的，时空是跳跃的，人物角色的意识是跳跃的，而同时他把古文一些很有特色的文法和句型转变为白话文，名词与名词之间缺乏动词，缺乏连接——名词并置，把它们之间的关系用比较传统的那种没有经由逻辑化的方式呈现出来的时候，它就有一种很现代的感觉，这种现代的感觉和西方的现代的感觉可能不一样，但是事实上你可以看到，二十世纪中国作家他们运用的传统已经不是原来的传统，没有一个固定的传统，传统是在重新创造当中，废名非常有意识地在文字、形式上加以实验，这就是一种现代主义。

　　南都周刊：你书中也讲到他是在进入英文系以后，才回过头来认真地研究中国古典诗歌。

　　史书美：这个人很过瘾的，他用毛笔写英文。我觉得真是很棒。

　　南都周刊：废名在国内也越来越受重视，刚出了一本《废名讲诗》。

　　史书美：很好很好。

　　南都周刊：你在书中讲到，废名的名篇《桥》是一篇几乎没有情节的连载小说，这篇小说模仿传统白话小说的叙事方式，你说这是一种“非都市生活的现代主义风格”，但是后来你在论述施蜇存的时候，讲到施蜇存非常自觉地在故事中将传统的评话、演义和传奇小说结合起来，创造一种“纯”中国语言，那么为什么你认为“施蜇存的回归遗憾地宣告了上海现代主义的消亡”，而废名对于传统因素的运用则是另一种现代主义呢？

　　史书美：我并不觉得遗憾。

　　南都周刊：这是你的原话。

　　史书美：译者是这样翻译的吗？假如我有说遗憾的话，那只是都市性的现代主义的一个终结，但是他这个回归传统本身也可以具有新的现代性，那就比较符合了北京现代主义的某些特征。我不记得我是否用过“消亡”这个词，我完全不记得了。

　　南都周刊：就像你昨天说的，译者肯定很痛苦的，因为语言很欧化。我们可以谈谈欧化的问题，比如在大陆，人们说起某作家语言欧化往往带有贬义，但我个人觉得这可以商榷，为什么语言欧化就一定不好？欧化的语言有它逻辑性非常强的一面，这可能是传统语言方式所不具备的。

　　史书美：我想它们是不同的逻辑性。我们回到台湾的国语和大陆的普通话，其实普通话更为欧化，它用很多副词，这在台湾的国语里面是很少的。欧化的语言是有逻辑的，这个逻辑在我们现代人的观点来看是比较缜密的，但是传统中文的逻辑其实更复杂更令人深思。我们是受过现代教育的人，不容易看出它的逻辑来，所以更能够告诉我们一些看不到的东西。

　　南都周刊：《现代的诱惑》中文版是今年年中在大陆出版的，英文版好像是2001年出版的，在此之前现代文学现代性是一个很热的话题，包括最早的夏志清、李欧梵，国内的严家炎，他们都有很多论述，在准备研究这个课题的时候，你自己有没有一个明确的崭新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

　　史书美：我觉得有。我研究这个课题和三位老师都有关系，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是1961年出版的，那一年我出生，所以好像有点关系。李欧梵指导我的博士论文。在做博士论文的时候，我在北大研究一年，严家炎是我的导师，直到现在他还是把我看成是他的女弟子，我每次去北京都会去找他。

　　美国这样一个语境，成为一个学者的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两套理论对我有一些影响，其中就有后结构主义理论，后结构主义理论深深影响到后殖民主义理论，因为后殖民主义理论是经由认识德里达的理论，把它纳入一个后殖民语境当中，发展出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当然和萨义德等都很有关系。我去北大之前受的训练是后结构主义理论，从北大回来，换天了，一下子都变成后殖民主义，当时冲击很大。但是当时我个人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在后殖民主义论述当中没有中国的声音，也没有任何华人社区的声音，当然后结构主义也没有，——就是有几位学者有一些辩论。所有西方的哲学家都是偶尔用一些中国的东西，比如德里达提到中国的药方呵，中国的文字呵，很表面的，看到哪里可以用就用一下。那你身为一个亚裔的学者，当然心里也很不满。我自己的学术背景，有必要了解中国的现代主义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看，你用西方的方式去看的话，那就是形式主义的分析，或者是对现代社会这种科技现代性的反抗。

　　南都周刊：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西方视角是不是更明显一点？

　　史书美：我想夏志清的这本书还是文本分析多一些，这方面的贡献很大，他整理了一些作家作品，给予评价，对我们来说，这是很好用的一本书。王瑶先生的书，唐弢先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都是非常重要的文本。但是我觉得，不同的一点我是学理论出身，我觉得有必要了解所谓半殖民主义是什么东西，尤其是后殖民主义非常嚣张嘛，他们的理论我们拿来不好用呵——很有启发，但又觉得很不好用。所以我就自己延伸出一套半殖民的理论，书一起头我就讲半殖民地和文化的关系，半殖民主义和所谓的比较正式的殖民主义是不同的，因为中国人从来没有丧失自己的语言，从来没有被强迫学习殖民者的语言，除非你到教会学校。它的主体性是很不一样的，跟所谓的殖民社会完全不一样的，我觉得完全没有办法用那个理论硬加在中国现代主义这个问题上，而同时西方现代主义理论所谓普遍化的倾向也非常泛滥，它根本就看不到其他东西。在对这种情况不满的情况下，我就发展出我自己的一套理论。这本书希望一方面有以前比较少谈的一些作家作品的交代，但更重要的还是理论的建构，就是对于半殖民地的现代主义应该怎么看。

　　南都周刊：就是从更广义的文化的角度来谈这一段的文学史，而不是拘泥于文本本身。

　　史书美：我这本书主要是三个不同的学术方法的交错，一个是理论性思考，一个是历史性思考，一个是文本分析。

　　南都周刊：所以看这本书会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因为之前的相关研究多是单纯从文学的角度进入。

　　你在书的第一部分介绍了像鲁迅、郁达夫、郭沫若这样的著名作家，第三部分介绍的上海新感觉主义三位作家——穆时英、刘呐欧、施蜇存现在也开始为一般读者所熟悉了，另外，你还介绍了比如说陶晶孙、腾固这样的一般读者几乎闻所未闻的作家，陶晶孙我印象中只是在看郭沫若的诗的时候看见过这个名字——郭有一首诗是题献给他的。这个一方面会让读者觉得很新鲜，另一方面也会带来疑问，就是每一个批评家总是希望自己能有所发现，但这种发现会不会变成一种惯性，就是为发现而发现，到底有多少文学价值倒是次要的事情了。

　　史书美：发现价值本身有时候是过度夸张，另一方面它也很重要，因为那涉及到文学史整理的问题，它会帮助你了解当时整个的文学界的情形，还是有它的用处。至于我论述的陶晶孙、腾固，并不是我最先发现的，我真的要感谢严家炎老师，他真是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研究，而且当时他也常鼓励我说“坐在期刊室”，所以我把当时所有的期刊都看过，那我觉得这是基础工作了，最重要的还是要懂得怎么去分析，你自己要有分析的角度，只是交代作品那没什么意思。

　　诗歌中的现代主义

　　南都周刊：中国现代主义文学，除了现在被讨论得比较多的新感觉派小说，其实像李金发这样的诗人也是经典的现代主义的路数，你在书中也提到李金发、徐迟、路易士的诗歌创作，可是只是一笔带过。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他里面有一个明确的判断，就是他觉得现代小说的成就远在诗歌之上，所以他只论及小说。那你是出于什么考虑把力量集中在小说上面？

　　史书美：其实我觉得这是我这本书的一个缺陷，因为现代诗歌的成就也很高。从最简单的豆腐方块式的实验一直到四十年代的《九叶集》，成就非常高，当时我写这本书也局限于我自己的阅读，因为我从读大学一直都是读小说的。

　　南都周刊：是不是在学术界诗歌还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

　　史书美：这个可能也是受到所谓汉学的一些影响，就是中国最好的诗歌就是古典诗歌嘛，唐诗宋词等等，好像照顾不到二十世纪，像很出名的一些研究诗歌的汉学学者，他们就会说，二十世纪中国诗歌哪是诗歌。

　　南都周刊：像宇文所安。

　　史书美：像我们这些学者也是有责任把它好好整理。有过一本博士论文，是梁秉钧先生写的，就是写《九叶集》的，好像没有出版。

　　南都周刊：从李金发，到戴望舒他们的《现代》杂志，再到《九叶集》的穆旦、卞之琳，在现代性的自觉方面也是非常强的。

　　史书美：非常强，我觉得他们文字的造诣远胜过朦胧诗，我后来看朦胧诗都觉得······

　　南都周刊：总体而言，朦胧诗浪漫主义气息更重一些。

　　史书美：根本不是现代主义，所谓的朦胧一点也不朦胧。

　　南都周刊：我们周刊最近为纪念新诗九十年搞了一个评选，穆旦、卞之琳分别列第一、第三位。

　　史书美：卞之琳是我干爸爸的同学，我干爸爸在西南联大时是沈从文的学生，他后来去了台湾，在台湾我读书的时候，他教我莎士比亚。他是梁实秋的年轻朋友，和他一起做莎士比亚翻译。我后来在大学读英文系，他教我莎士比亚两年，我们很心有戚戚，他就认我做干女儿。他跟我说过卞之琳的一些故事，当时人家都叫卞之琳“卡之琳”，因为他的文字一直卡住了——他们开玩笑。

　　南都周刊：然后卞乍看起来也像卡，现在看起来那是他的一种诗风，避免节奏太过光滑，太光滑会让人起腻的。

　　史书美：是，这些现在都不需要解释了，有人真是卡住了，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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