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是以一个学者的身份,来与大家共同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
1月1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成思危在出席北京大学举行的第十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时称,在改革开放30年之际,希望我国的专家学者做改革的促进派,多提出建设性意见;同时鼓励他们讲真话实话,用科学的态度踏实作研究。
成思危认为:“中国30年来改革开放的成绩是巨大的,改革的核心是制度创新。”他认为,在历史长河的弹指一挥间,专家学者作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同时希望专家学者不断推进改革开放。
成思危在总结中国改革开放30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时指出,中国改革开放具有4个重要特点:
第一,改革是自上而下的。成思危指出,改革初期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彻底改变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和道路;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给我国经济增添了活力。“这些制度创新都起了很大的作用,而进入新世纪以来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特别最近在各方面推进的社会保障体制制度的改革,这些都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举措。”
第二,改革是量力而行的。成思危对比了前苏联和东欧各国的激进式改革路线,指出中国的改革是根据中国国力、根据群众可以承受的程度和中国经济的发展量力而行的。“正因为这样,在改革的同时维持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稳定,这一点也是很不容易的。”
第三,改革是循序渐进的。成思危笑称:“中国改革的初期是自己摸着石头过河,就是一脚深一脚浅,有的时候甚至会摔一跤。但是总的来看,我们明确的目标是过河,只要我们能过河,开始摸着石头也是必要的。当然我们在改革取得了成绩之后,也会有更好的工具。”
第四,改革是路径依存的。成思危将改革比做下棋——你走第一步的时候,就会影响到你今后的几步,如果你要退回来,悔棋将付出更大的代价。“在改革措施出台前,一定要谋定而后动,要经过深思熟虑才能去做,同时最好是通过一些试点来摸索经验,现在我们慢慢地都注意到这些问题了。”
“正是中国改革过程的这4个特点成就了中国改革取得的巨大成绩。”成思危称。
成思危指出,目前我国的改革已经进入深化和攻坚阶段,应着重处理好几个重要矛盾:
第一,法治和人治的矛盾。成思危认为,尽管中央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略,但是要解决法治与人治的矛盾还需要作长期努力。
成思危指出,推进依法治国的根本是要依宪治国。宪法几经修改,特别是最近一次把保护私有财产、保护人权等都写进了宪法,已经基本完备。但是在执行中,许多人并没有把宪法当做一个根本大法来看待。“违宪是最大的违法,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能够真正梳理宪法的权威,同时我们还需进一步根据宪法来审查各个部门和各个地方推出的法规,如果不符合宪法的一定要撤销。我想这是一个根本。”成思危说。
成思危表示,依法治国的首要是依法行政或者说依法治官,同时还要依靠全民的力量和觉悟。“单靠监督部门的监督是不够的,还要依靠群众监督、民主监督、政协监督、民主党派监督、人民群众来信来访的监督,还有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
他同时表示,在改革过程中还要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集权和分权的关系。
“30年来,我们的专家学者在改革过程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尽管也挨了不少骂。”成思危说:“中国的专家学者在改革30年中的作用和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成思危最后对中国的专家学者提出了3点希望。
首先希望专家学者能够做改革的促进派。“专家学者不能代替政府来决策,但可以从4个角度促进改革——第一探讨理论基础;第二要评介国外的经验;第三要完善政策框架,政府制定的政策往往考虑不甚周到;第四分析实施的难点。”成思危说,“专家学者应该从这4个方面支持政府工作、支持改革,而不是单纯地批评和指责政府。批评也是必要的,但是如果不能提出建设性的建议,恐怕作用就不够大了。”
其次希望专家学者一定要说真话实话,要能够用科学的态度说话。成思危鼓励学者们提出真实的观点,在承受批评和责难时坚持而不灰心,同时正确处理好理论与现实的关系。“尊重领导但是不迎合领导,承认现实但是不迁就现实。”成思危说,“专家学者研究的问题,往往是从最理想、最优化的情况来研究的,而政府在决策的时候可能要考虑很多具体的情况、问题。如果你的理论没有被接受,你要想,为什么没有被接受?有可能你的理论不够完善,有可能和实际脱节。如果说确实是你的理论不够完善,那就进一步研究吧。”
最后希望专家学者踏踏实实地作研究,不要哗众取宠。
“古人云: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我希望中国的专家学者在纪念改革开放30年时,认真思考、踏实研究,为今后的改革开放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成思危说。(刘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