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健康的东北汉子刘建利今年50岁，从38岁开始的12年里,他没有工作，没有赡养老母亲，没有帮衬妻子，没有关心儿子。他所有的生活都被一件事情占满了：告状。
刘建利认为，他原来所在的单位擅自涂改了劳动合同的起止日期，将本来应该在1997年1月20日到期的合同改成了1996年10月31日到期。
正是为了这短短的81天，刘建利改变了生活轨迹。
81天的合同变更之争
1996年10月26日，刘建利当时所在的单位中兴大连商业大厦通知他，他们之间的劳动合同将于1996年10月31日到期，而大厦不再与刘建利签订新的劳动合同。刘建利当即质疑，自己与单位签订的5年期劳动合同，始于1992年1月21日，应该在1997年1月20日才到期。
因为自己手中没有这份即将到期的合同，刘建利向原单位提出要看一看合同。但这一要就是3年多，直到2000年年初，刘建利才从单位拿到了这份1991年11月1日签订、1996年10月31日到期的合同。他发现，这份合同的签署日期和终止日期都有明显的涂改痕迹，“涂改液还在上面”。
刘建利拿着这份合同，于2000年3月27日向大连市中山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劳动仲裁申请，后者以“提出申请仲裁的时间已经超过仲裁申请期限”为由，作出了不予受理的决定。
随后，刘建利在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中兴大连商业大厦履行合同，并赔偿各种损失5万元。
中兴大连商业大厦对合同签订时间的变更作出了解释：“依据1992年6月1日实施的《中兴大连商业大厦全员劳动合同制管理实施细则(试行)》第八条"劳动合同签订起始时间，以大厦综合配套改革方案批准施行之日起，即1991年11月1日"之规定，因此大厦职工劳动合同的起始时间就统一由1992年1月21日改为1991年11月1日。”
2000年9月14日，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判刘建利败诉，驳回了他的赔偿请求。
刘建利不服。
从2000年败诉开始，刘建利在当地的劳动仲裁委员会、劳动监察委员会、档案馆找了一年多，最后花了400多元托人在大连市劳动局找到了中兴大连商业大厦制订《中兴大连商业大厦全员劳动合同制管理实施细则(试行)》的依据：大连市劳动局1992年75号文件。但是，刘建利并没有从中找到更改劳动合同起始时间的依据。
这让刘建利坚信，原单位未经自己同意就变更劳动合同起始日期的行为是违法的。
以此为由，2002年、2003年、2005年和2007年，刘建利连续4次向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和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要求撤销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2000)中民初字第521号民事判决书。然而，这些申诉都因“理由不符合再审条件”被驳回。
刘建利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在法院查阅案件卷宗时，他觉得中兴大连商业大厦提供的若干证据存在造假嫌疑，这促使他不断地申诉和进京上访。
12年的生活困境
就是在一轮一轮的“申诉——被驳回——再申诉”中，刘建利陷入了困境。
自从失去了中兴大连商业大厦的工作后，刘建利就再也没有一份固定的工作，大部分时间都没有收入。除了4000多元的失业金外，刘建利很少为家庭贡献收入，这个三口之家基本上由在环卫队扫地的爱人独自支撑。12年间，刘建利每次进京上访的钱都是跟母亲和妹妹借的，仅欠母亲的钱就有几万元，欠妹妹的钱也有好几万。
对于正处于壮年的自己为什么没有找工作，刘建利解释说：“我也曾经找过工作，可是没有学历，也没有一技之长，很难找到好工作。有几次实在过不下去了，我也打过短工，给一些公司打更、看门，甚至还挖过沟，掏过粪。但因经常要为申诉请假，打工的时间都不长。”
刘建利也知道，零星的收入，对偿还因长年申诉和上访带来的家庭债务来说，是杯水车薪，更不能弥补对家人的那份亏欠。
第一次准备进京上访时，已经举债的刘建利拿走了母亲省吃俭用存下来的4000元。“我妈也不问，不问我这个案子有没有希望，不问我上北京怎么告，什么也不问。就告诉你到北京没钱了给她打电话。”这让刘建利更难受，“真不是滋味，大老爷们儿，50岁了还……”
同样让刘建利落泪的还有他的儿子。
1996年10月26日，他的儿子刚刚上小学一年级。如今，儿子就要参加高考了。12年来，父子间几乎没有交流。儿子很少问爸爸在做什么，爸爸也很少关心儿子的学习。当记者问刘建利，他学的是文科还是理科，哪门功课学习成绩最好，刘建利犹豫半晌，说“不太清楚”。
这12年间，刘建利也想过放弃：“81天才能挣几个钱？那时候每个月工资才200多元。可这么多年了，我有点"骑虎难下"，我必须弄个明白，给我妈和我儿子一个交待。”
是追求公正还是滥用司法资源？
记者在与十几个上访者接触时发现，他们与刘建利态度一致，“公平了，我们就不告了”。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王敬波认为，司法资源是社会资源的一部分，随着诉讼越来越多，我国的司法资源也会紧张。但在公民诉权和司法资源之间，公民诉权更为重要。“公民诉权是社会的希望。虽然在某种程度上，那些为小事不断诉讼的人可能耗费了过多的司法资源，但是他们节省了其他社会资源。”
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法律界人士却认为，司法资源本身有限，也不是部分人的“私有财产”，当缠诉、滥诉的人过多，相关执法人员也不得不身陷其中，使有限的司法资源向少数人倾斜，从这个意义上讲，“个别人对公正的追求确实可能对大多数人造成新的不公。”
这位人士表示，要解决这个问题，一是司法机关要加强自身的执法能力，严格依法办事，提高案件判决的准确性，“这样才有说服力，才能让各方当事人都心服口服”；二是整个社会要加大普法力度，对社会大众普及法律知识，“有了法律的基本理念，看待问题就会更加理智、更为客观”。(滕兴才) (来源：中国青年报)
(责任编辑：曾玉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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