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味年来(组图)

　　一个老北京人的春节絮语

　　文/刘蓓蓓

　　如今，怀旧也成了一种时尚。政府、专家和百姓都津津乐道“传统”二字，清明节和中秋节也赢得了法定假日的地位。十多年前则不然。那时流行的观点是：怀旧是老年人特有的没落心理。记得在北大谢冕教授家的一次周末文学沙龙上，一位外国女留学生直率地批评我们的一位文学博士的观点是“怀旧”，于是那位博士满脸尴尬，似乎自己成了鲁迅笔下的九斤老太。我却从来不掩饰自己的怀旧情绪，因为中国的先哲说过：温故知新；外国的诗人也说过：那逝去的一切，都将变成美好的回忆。

　　几个分别五十多年的小学同学和我相约春节时去看望当年的班主任，这勾起了我对春节和童年的记忆。其实，人们(包括我那1971年出生的女儿辈)对春节的美好印象，大多来自儿时的感受。小孩子们热烈欢迎一年一度的春节，无非是因为：可以穿新衣新鞋，吃平日很少能吃到的饺子、杂拌儿(北京的果脯)和“驴打滚”；可以跟着不再忙于工作和家务的爸妈在四合院里挨家挨户地给街坊邻居拜年，提着点心匣子之类去亲戚家团聚：别人的家里更好玩，别家的饭菜更好吃；更令人高兴的是春节期间可以不做作业，白天逛公园、逛庙会撒欢儿，晚上则放鞭炮，提着内置小蜡烛的灯笼，和各家各院的孩子们在灯光昏暗的胡同里成群结伙地游走，那时小巷里根本没有汽车，家长们都不怕孩子们被车撞着；而大人们也都本着“大过年的别找不痛快”的传统精神，变得温柔又有耐心，互相不吵架，更不会打骂孩子。

　　我已不记得当年渴望新衣服的急切心情，却突然想起了由新衣服引爆的一场街头混战：大年初一的早晨，我吃完饺子，穿着姥姥和妈妈给做的新棉裤，走出院门来到胡同里。这条胡同很宽，就在出了很多名人的崇德中学(今31中)的北墙外，叫新平路，这里是我直至我女儿成长的自由天地。记得那条新棉裤的面儿又软又光滑，宝蓝色的底，洒满了红色黄色的小碎花，当时被称作“苏联花布”，花哨得有点儿扎眼。隔壁院里的几个小女孩盯着我看了半天，又咬了一阵耳朵，便冲着我大喊起来：“新媳妇儿，新媳妇儿！”我不记得我们当时受了什么样的教育，反正认为小孩子被扯进大人们恋爱、结婚的事情里是很丢人的，那几个小女孩觉得叫我“新媳妇儿”是对我最有力的打击，而我也感到蒙受了奇耻大辱，跑回院里对哥哥和北屋的一个大男孩诉苦：“22号院的野孩子欺负我！”于是他们迅速率领一帮孩子冲到街上，22号院也跑出来一些男孩，双方立即交火，由君子动口很快演变成小人动手，男孩们拳脚相加，女孩们则用吐沫啐人。我忘了战火是怎样熄灭的，但肯定没有大人干预。北屋男孩根本不知道自己牙缝里渗出了血丝，还笑我被人家“啐了一脑袋”，并顺手抹去了我辫梢儿上的吐沫。

　　后来这个男孩和他的弟弟妹妹们被他们的母亲禁止同我们来往，主要是因为我爸爸的种种问题。比如1957年大鸣大放期间，爸爸建议人民代表候选人同选民们见见面，否则谁都不认识谁怎么投票。这话虽未令他戴上右派的帽子，却使他在一个早晨照例去学校上课时突然得到上级通知：马上回家收拾被褥行李，即刻出发去南口农场劳动！爸爸从此离开了31中。我们虽仍住在31中教职员宿舍的大四合院里，但同北屋孩子们的“战斗友谊”却被扩大到四合院里的儿童之间的阶级斗争割断了。院子里成人之间的关系更是日趋恶化，到了“文革”期间先是背地里去派出所打小报告，后是公开站在院子中央对骂，直至大打出手。所以我特别怀恋儿时人们拜年的场景。

　　我从小到老都不喜欢挂鞭和二踢脚那种噪音的刺激，但我喜欢春节时燃放的“老头花”：老头状的小泥人5分钱一个，它头顶上的药捻点着后喷出的五颜六色的火花，简直就是后来重大节日燃放的礼花的雏形。燃放老头花固然有趣，再造新老头花更引人入胜：火药烧完后若小泥人没有破裂，我们就会满院子转悠，从灰墙上轻轻刮下白色的粉面，把它们灌进小泥人再插上纸捻点燃，小老头会再次喷出彩色的火星给我们欢乐。

　　中学时代的春节便没了这种童趣，日益成人化，政治化。这有1960年我高一时的一篇作文为证。作文标题为《春天的节日》，内有《清晨的喜悦》、《拜年》等小标题，最后两段的标题是《每逢佳节倍思亲》和《一年之计在于春》。前者是写妈妈吃完饺子，摊开纸笔，给福建前线一位解放军战士写回信，他和妈妈那个班的小学生经常书信往来；后者写我从姑姑家拜年回来接到初中同学一封信，她年长我一岁，已于1月1日写了入党申请书，这令我热血沸腾，决心即日起用党员标准要求自己，要在来年18岁生日那天递交入党申请书。今日的中学生能理解那个年代的时尚吗？

　　我永远不会忘记1963年的春节。那是上大学后的第一个春节。几个外地同学为省路费没有回家，留在学校过年。大年初一那天，妈妈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在人们凭着有限的粮票和肉票度日的窘迫中，多包了很多饺子陪我给留校同学送去。至今还记得那位从不吃生葱生蒜的上海同学说我家泡的腊八蒜好吃。初三那天，另一位家在北京的同学张又邀他们和我到她家做客。张的父亲隆重接待我们，陪我们喝酒吃饭。饭后我们一起逛了附近的厂甸，领略了老北京的风土人情，从最高雅的古玩古书名字画，到最通俗的长串糖葫芦和风车空竹。

　　这样的春节应该给一个有正常人性或稍重情义的人留下一些美好的回忆。这次家宴不应该是不足挂齿的，即使在今天这样富足的日子里，那种尊重、体贴、关爱和真挚的感情都是值得珍惜的。但是，4年后，张同学和那几个“酒肉朋友”分属两个对立的派别，这很正常：父子尚且反目，夫妻也可以成仇；离谱的是：出于对张同学的报复心理，他们竟然抄了她的家，把她的父亲张先生抓回北大关押。罗织的罪名是“反共老手”，主要罪证是张先生于1946年在国统区重庆创办的《人物》杂志。我没有必要为张先生辩诬，那些人都是从小到大学过中国通史、中共党史和世界历史的文科大四的学生，却对二战结束时的国共关系和中美关系佯装不知，对杂志中称美军为“盟军”都要假装义愤填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个成语古已有之，可见这种行径也是我们的一个传统。事情由北京卫戍区出面干预也无济于事，结局据说是张先生 逃到大街上撞电车自杀身亡。“文革”中任何人都有可能遭遇厄运，但凭张先生的身份也完全有可能躲过劫难。事件的偶然性就体现在1963年春节的请客吃饭。如果没有这次请客吃饭，那些人就不会知道张家的住处，更不会认识张先生，也就不会想到要处心积虑迫害张先生从而伤害他女儿的阴损招数。看来他们真是参透了革命与请客吃饭是两码事，所以吃了你的饭还要革你的命。

　　如果说在1963年春节，我的同学张根本不可能预料到她是在“引狼入室”的话，那么在1965年的春节时应该有明眼人指出来：今后将国无宁日了。可惜我身边没有这种高人。那年的春节我们险些滞留在湖北农村而不得与亲友团聚，那是因为：1964年10月，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后的第二天，遵从“文科学生要以社会为工厂”的教导，我们被中组部派到湖北江陵充当工作组领导“四清”运动。“四清”运动，其实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怕农村干部不服，我们每人买了身旧军装掩饰自己大学生的身份，男生留着胡子，有些女生也学会了抽烟，以示自己的成熟老练。本来准备春节也留在农村“坚守阶级斗争第一线”的，后来考虑到工作组纪律严明，组员一律不许吃鱼肉蛋，这反而给过春节总得有点荤腥的贫下中农房东们出了难题，给他们增加了另做饭菜的负担，于是大家又撤回了北京。作为城市“四清”试点的北大校园里空气异常，已命定了会成为日后发生“文化大革命”的是非之地。我们常常被召回学校学习各种文件，春节过后又匆匆赶回江陵。从此，春节留给我的印象，再也没有了儿时的宁静和温馨。我们身不由己地被推进政治漩涡，裹进横扫中国大地的风暴的中心。

　　“文革”的风暴把我吹落到辽宁省的一个农业县城。很荣幸，小县城当时属铁岭地区，我可以和大明星赵本山攀成半个老乡。现在每当看见春运期间民工的返乡大潮，我就不免要回味自己当年的疲惫艰辛。我每年春节都要回京探望父母，后来更要探望刚满月即被留在北京的女儿。那时回京的难处不仅仅是买票难，票价贵(相对于每月40元的工资来说)，首先是想求得买北京站票的资格不易：那年月严格控制进京人数，回京探亲者需持省革委会的证明才能买到进京火车票。想到去省里开证明的种种难处，我们宁肯多花钱，把票买到天津再在北京站补票；后来车过天津后查票很严，我们只好又把票买到涿县。

　　回京后需“连续作战”，先去西单十字路口东北角的空场上顶着西北风替妈妈排大队买购货本上的花生、瓜子和冻带鱼等年货，然后东奔西跑联络回京或留京的老同学，在大年三十晚上聚到留京同学在工厂集体宿舍中的一间小屋里，探听、交流并研究各种小道消息，最后乘末班公共汽车回家。当我们大包小包地扛着面粉、挂面、食油和香肠等“进口货”回到辽宁那个县城中学后，当晚同事们会聚到我家。在那经济近乎崩溃、政治异常发达的岁月，“香山”或“前门”牌香烟加北京特产“小人酥”糖加小道消息，便是我为大家准备的元宵节套餐。

　　而1976年春节时的北京，发布小道消息已不是少数人的专利。所到之处，家家供奉着周恩来遗像，直到大年初一那天我小女儿都不肯摘下臂上的黑纱。每一个拜年仪式都变成了追思会，声讨会，誓师会。当一位师妹的父亲悲愤地高声追问“他们为什么这样对待总理，不许我们祭奠”时，哽咽得说不出话，顿时大家都热泪盈眶，低头不语。人们分手时都爱异口同声地用威胁的口吻说一句“等清明节的！”令我又惊又喜：是谁，用什么力量，能使北京市民这么快就口径一致，步调统一？我深切地感受到了北京城山雨欲来的亢奋和躁动，也期待着“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

　　1978年以后，我就不再为回北京过春节而疲于奔命了。那年春节发生的两件事成为我命运的转折点：一是给北大师长拜年时受到热情鼓励，下决心参加当年5月的研究生入学考试，最后以36岁的高龄成为第一批(2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生；二是在那乍暖还寒的政治气候中我以克制不住的冲动在《光明日报》发表了《我们欢迎这样的班主任》，《朝日新闻》的记者撰文把刘心武的小说和我的文章介绍给日本读者，《参考消息》又转载了他的文章，这样的“出口转内销”无疑具有广而告之的作用，于是有人说我也是个“引领‘伤痕文学’潮流”的人物。而我更看重的是，在离开故乡10年后又回到了北京，并从此开始了中学时代就向往的文学研究生涯。

　　回想起来，我度过的60多个春节中，只有两个春节是独在异乡为异客。1969年春节，我已大学毕业，正在内蒙西部乌梁素海边的解放军农场劳动锻炼，接受再教育。我们学兵一连的炊事班长是内蒙师院的毕业生，一个农民的儿子，一手包办了杀猪的任务。我至今还记得，因为找不到气筒子，他把嘴贴在猪腿的切口上，脸上淌着黑水，拼命往猪肚子里吹气让它鼓起来以便煺毛。年三十晚上，我们一排的学兵在干打垒住房旁的空地上，堆起了入冬前从大草滩上打来的芨芨草和牛粪，燃起了篝火，吸引了全连的学兵跑来围着篝火欢蹦乱跳。不料连指导员迅速赶来，厉声叫停，镇压了这场被他斥为“四旧”的狂欢。政法学院出身的一排长还没说什么，那位炊事班长已毫不示弱，操着浓重的巴盟口音，指着指导员的鼻子，与他对骂了一场。篝火晚会当然是不欢而散，但我们都因指导员受到了冒犯而暗自高兴：原来我们的连长在部队时是个爱兵模范，但因胃病严重被调来管理学兵。他确实是爱兵如子，对学兵们理解且宽容。一连的学兵大多是从全国各地分到内蒙来的大学生，思想活跃，总爱有自己的想法和不同的意见，这是部队里的大忌。于是上级派来指导员加强领导，传说指导员向上奏了一本，指责连长对学兵管理不严格，执行上级要求不坚决，把连长挤走了。那天我们全连很多学兵都不顾纪律，不怕推迟出工时间，把连长从一连驻地送到场部。炊事班长也运用手中权力，不给按时来打饭的学兵开饭。连长遭遇的不公正令学兵感到压抑，终于在除夕之夜出了这口恶气。

　　我在东京度过了1998年的春节。那时我正在东京的一所私立大学的中文系教汉语。日本早在明治维新时废除了春节，只过阳历新年。1997年的最后一天，一位日本同事把我们几个中国老师接到他家吃晚饭，又开车送我们去一些神社和寺庙看日本人怎样排队撞钟、进香、祈祷。恰巧那所大学的门卫也穿了和服同邻里一起在神社里做打糕，他热情地送给我们每人一盒温软的糯米糕。春节时自然就没这些热闹了，所幸我的一位师兄、师嫂和两个师妹当时都在东京大学或任教或攻读博士，我请他们来我家吃饺子，吃我们家的拿手菜“贵妃鸡”，吃我从北京带来的粉丝拌的凉菜。大家最爱谈的是北京和北大的生活，话题最后集中在教过大家民间文学课的老师身上。他的外号叫“阿凡提”，人们为他编造的故事或他自己的言行，都有阿凡提式的幽默，比如他把一小块肥皂当成黄油与面包放在一起去春游，又如他上公共汽车买票时钱不够便拿出4分钱邮票来凑数，等等。师兄是古典文献专业出身，他以整理古籍的严谨，考证、辨析了有关“阿凡提”传说的各种版本的真伪。

　　虽说日本人不过春节，但不知是巧合还是有意，正月十五元宵节晚上，我住所附近的北野神社(我猜它也是负责展示“无形文化财”的场所)里演出了一场歌舞。演出者是属于板桥区乡土艺能传承馆的中老年男士和几个学龄前女童。他们唱的歌词，慢说我不懂，一些日本大学生也是一句都没听明白，但他们的肢体动作和牵上台来由人装扮的驴牛之类，让我们知道他们所歌咏的，是古代日本农民的四季劳作。演出近尾声时，一位男士扮演的孕妇穿过观众挺着大肚子上台，象征着大地的丰收。演出结束后演员们倒出一杯杯清酒请观众们饮用，更增添了这冬日星空下的洋洋喜气。

　　现在看来，我在东京度过的，是我的最后一个具有传统“年”味的春节。近10年中的每一个春节，都可以用一个字概括：忙。忙备课，忙论文，忙外孙。其实最主要的，是没有用传统方式过节的心气儿。记得1982年春节，我们刚分到一套两居室的住房，就把住在长春市郊的婆婆接来同住。这位33岁便守寡、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民一出北京站便哲人般地叹道：“人的能耐这么大，昨天还在东段家屯呢，今天就到了北京!”两个多月后，她担心农村的儿子媳妇下地干活无人操持家务坚决要回去，临走又抛出一句惊人之语：“北京人天天过年哪!”这是因为我们为照顾她的牙口儿经常吃饺子，而那时的农民一年365天里只在中秋节和春节吃两次饺子。记得1978年我最后一次去长春农村婆家看望时，老公的二嫂对我说她的儿子小四“从小不爱吃肉”，因为那时农民只在春节时杀一口猪，吃点肉，无奈小四肚子里的蛔虫太多，据说隔着肚皮都能摸到一条一条的虫子，当屋里飘着猪肉香味时，馋虫们便在小四肚里蠕动令他痛不欲生，遑论吃肉！如今，东段家屯旁的净月潭已开发成旅游区，屯里的土地都被征用，二嫂已住进了楼房，真想天天吃饺子也不是什么难事。既然农民们认为过年吃饺子就是春节文化的主要载体，那么我们对春节还应该有什么样的企盼？

　　2008年1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