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勇良：强势资本下的劳动无奈

　　卓勇良：强势资本下的劳动无奈

　　卓勇良

　　劳动的无奈与资本的强势，是中国当前结构性问题的主要根源。

　　整体上看，由于中国农村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全国的劳动供给大于劳动需求，劳动要素缺乏对于资本要素的竞争力。

与此同时，经济快速增长导致的规模效益增强，从而又使得生产率快速提高，资本利润较快增长。因此，在劳动很无奈、资本很强势的双重因素之下，劳动所得占GDP比重长期持续下降，资本所得占GDP比重长期持续上升。

　　而通过进一步深入分析，就会发现当前对于劳动收入占GDP比重的挤压，是技术进步、市场需求、宏观政策、政府行为等多因素交织而成的。

　　“拿来主义”强化资本

　　后发国家由于技术上的拿来主义，因此资本具有更高的技术含量，形成了对于劳动的较强替代，弱化了劳动对于资本的竞争力。

　　首先，较多的资本只需较少数量的劳动。以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1998年至2006年数据为例，1998年，每1亿元固定资产原值有956个职工，2006年减少到436个职工，是1998年的1/2弱。劳动边际需求减少幅度更大，2002至2006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新增1亿元固定资产原值，按算术平均计算，只能新增213个职工。

　　其次，较高的技术装备只需较低技能的劳动。技术进步特别是微电子和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大大提高了各种机械电气装备的自动化水平，形成了技术装备“傻瓜化”趋势，大大降低了一线技术人员和操作工人的技能要求。这就导致一线技术人员和操作工人学习曲线下降，以较低的薪酬水平也能招聘到相应的一线技术人员和操作工人。

　　再次，较快的增长只需较少的高素质劳动。我国在技术进步上采取全面的“拿来主义”，形成了与发达国家早期发展完全不同的技术进步路径，整个国家对于高素质的研究开发和技术人员的劳动需求相对减少。如日本1980年时的大专以上学历人口占15岁以上人口比重的13.7%，而我国根据2006年人口抽样调查，大专学历以上人口占15岁以上人口比重只有7.1%。尽管我国人口的总体文化水准相对较低，但仍较好地维持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而浙江在这方面尤为明显，据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2004年浙江法人单位大专以上学历人员比重为14.9%，只有全国的61.2%，但同样较好地支撑了浙江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

　　低估汇率对劳动利益的长期损害

　　低估人民币汇率导致需求增加，但也阻止了效率提高本应导致的价格下降，从而在增加就业的同时，也出现了对于劳动利益的长期损害。

　　我们假定在一个没有外贸出口或外贸出口较少的经济中，供给持续增长会引起价格下降，总利润虽然继续增加，但资本利润率下降。这时，尽管单位资本雇佣的劳动会因技术进步而减少，但因利润率也在下降，因此劳动所得和资本所得各自占 GDP的比重会保持相对稳定。

　　而在一个外贸出口持续增长的经济中，由于需求增长较快，不仅将大大延迟供给增长所出现的价格下降，而且有可能导致价格上升。这时，由于劳动无限供给导致劳动难以分享效率提高而价格稳定带来的收益，从而使得总利润大幅增长、资本利润率有所提高；同时，单位资本雇佣的劳动力因技术进步而减少，人均工资水平则因劳动无限供给而保持稳定，则每一单位资本所支付的工资下降，利润总额增长快于工资总额增长，资本所得占GDP比重上升。

　　从直接观察看，资本所得占GDP比重的上升，并不是通过挤压劳动所得导致的，因此不仅没有损害劳动的利益，反而由于出口增长导致就业增长，从而提高了全社会工资总额。但考虑到人均工资水平并未变化、以及价格相对较高，全社会实际工资总额的提高还是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导致劳动所得占GDP比重长期持续下降的相对损害。

　　持续出口增长实际降低了工资购买力。如果没有出口的较快增长，国内价格就将因效率提高和规模经济改善而出现下降。在这一情况下，即使人均工资水平不变，工资的实际购买力亦将有所提高，从而在工资不变情况下提高了居民实物消费水平，而这对农民尤其有利。

　　国内微利行业在这种环境下尤其发展困难。由于全社会资本利润率持续较高，社会资金平均利率亦较高，微利行业不仅难以具有足够的资金支撑，且由于缺少足够的利润激励而发展较慢，这些微利行业如大众化的旅游、餐饮、零售、维修、家政、小规模制造企业等，而这些行业原本可以安排较多的低层次劳动力。

　　重资轻劳挤压劳动所得

　　重资轻劳，财政收入增长过快，进一步挤压了劳动所得。除了基层政府劳动执法不力、拖欠工程款项、迁就资本等外，税收政策也影响了工资水平的提高。个人所得税即使按2000元征收，对于发达地区来说，也还是存在着起征点过低问题。如浙江当前人均GDP几乎是全国平均的2倍，人均消费性支出是全国平均的1.5倍，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却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其合理性显然值得商榷。同时计税工资导致的双重征税，使得同一笔所得，分别对企业和职工征税，即经济性双重征税，既直接减少职工收入，又弱化了企业主增加职工工资的激励。

　　财政收入的较快增长则进一步挤压了劳动所得比重的提高。从1995年开始，财政收入结束了占GDP比重下降局面，开始较快上升。至2006年，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已达到18.4%。财政收入占GDP比重过低固然不利于经济稳定健康增长，但财政收入增长过快、占GDP比重过快上升，也不利于国民经济。而对于当前的中国来说，则在资本所得挤压劳动所得的同时，又出现了财政收入对于劳动所得的挤压。

　　上述因素交互作用，导致了现在所看到的劳动所得比重较低并持续下降的局面。可以说，劳动无限供给是市场供求规律对于蓝领收入的打压；不合理的税收政策则是政府对于白领收入的打压；长期低汇率政策则是在增加社会就业的同时，由于物价未能随效率提高而相应下降，同时人均工资增长较少，从而在整体上降低了实际工资水平，特别是降低了农民和广大低收入群体的购买力。

　　重大结构问题由此而生

　　“风起于青萍之末”。劳动与资本的分配关系，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主要变量，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结构性问题，大多与劳动所得比重较低、资本所得比重较高有关。

　　在居民收入增长低于经济增长，居民消费能力未能随经济发展而有相应提高的局面下，资本利润难以按正常状况投资于消费品生产和服务业领域，其实质是国民经济生产、消费和积累的正常循环受阻。在这一情况下，资本出于利润最大化本性，一方面是只得持续地集中投资于投资品生产领域，另一方面是转向楼市以及其他投机性投资领域。

　　当资本利润大量投向投资品生产领域时，形成了一种“资本自循环”的增长型式。资本由于效率提高和价格稳定而产生高额利润，利润大量投向投资品生产，由此而产生的利润推动资本快速扩张。在这一增长型式中，出发点是资本追求利润，结局点的主要客观效应是资本规模的较快扩张，反映在实际经济运行中是较高的积累率。接下来则继续是资本追求利润、以及利润导致资本扩张的新一轮循环。在这一增长型式中，发展生产的主要目的成了资本扩张和出口，客观上不再主要是满足国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需要。

　　在这一增长型式中，由于全社会剩余产品较多地用于扩大再生产，因此经济增长速度较快，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则是长期持续低于GDP增长，占GDP比重逐渐下降，导致人民群众实际利益相对减少，埋下了种种影响中国经济社会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隐患。当资本利润大量进入投机性投资领域时，出现了楼市的剧烈波动，致使部分社会群体利益严重受损，同时还降低了全社会要素效率。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的结构性问题，就是消费比重较低，投资比重较高。1990年以来，居民消费占GD P的比重持续下降，2006年居民消费仅占GDP的38.0%。与此相应的是资本形成占GDP比重大幅上升，2004 年为43.2%，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水平，2006年仍有42.5%，只比2004年下降0.7个百分点，比200 0年高7.2个百分点。

　　从其他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结构看，没有一个国家和地区具有如此低的居民消费比重和如此高的资本形成比重。20 02年，在我所搜集的15个国家和地区中，居民消费比重最低的新加坡占国民收入的42.2%；最高是美国，占国民收入的70.3%；算术平均为58.1%；资本形成比重最高是香港，占国民收入的26.5%，最低是俄罗斯，占国民收入的 16.3%，算术平均为20.3%。十分明显，与这些国家和地区比较，中国的居民消费比重明显偏低，投资比重明显偏高。如果以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算术平均值为基准，则中国的居民消费比重偏低约20个百分点，资本形成比重偏高约20个百分点。

　　此外，我国第三产业比重长期较低，制造业层次亦较低，深层次原因也就是城乡居民收入占GDP比重较低。

　　生活服务业发展严重受到绝大多数居民缺少购买能力的制约。生活服务业发展的主要推动因素，就是城乡居民购买劳务消费，但由于居民收入相对较少，因此在购买必要的物质消费之外，就很少再有较大的支付能力。在这一状况下，居民要么是选择价格较低的劳务消费，要么是以自我服务来替代劳务消费，所有这一些都阻碍了生活服务业的发展。

　　服务业增加值还由于劳动力价格较低而被大大低估。工资是服务业的主要成本，劳动力价格较低情况下，同样功能的服务业产生的增加值也较少，从而大大低估了服务业在GDP中的地位。这也使得服务业的发展较难产生相应的利润和税收，进一步弱化了企业和政府的投资积极性。如杭州市具有很好的山水资源，但旅游利税收入却较少。需要说明的是，制造业由于能源原材料和技术装备价格的国际化，加之工资比重较低，因此增加值低估问题尚不严重。

　　劳动所得比重较低、资本所得较高，是收入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并由此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同时，由于绝大多数城乡居民收入相对较少，因此用于购买教育、医疗保健、科技、文化等方面的服务亦相应较少，用于其他社会活动的支付能力也较少，从而直接制约了社会发展。这还影响到价值认同、社会分工等社会发展诸因素。

　　仍不乐观的劳动前景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然而从当前国内情况看，近期内提高劳动所得比重的状况并不乐观。

　　尽管有研究者指出，农村劳动力剩余数量已大大减少，但也只是审慎地认为当前只是进入了“刘易斯转折”区间，尚未出现劳动力全面短缺。特别是当前大学生就业难及其薪酬水平下降，更是威胁着中低层白领工资水平的提高。即使若干年后劳动需求大于供给，也会由于资本自身的调整和适应，而延缓工资提高。

　　当前我国劳动力还存在着多重的竞争力较弱状况。高端劳动较难和境外同行竞争，如中国科技发明水平仍较低，又如麦肯锡在中国咨询项目的收费，动辄几十万上百万美元，国内咨询机构收费至多几十万元人民币。低端劳动既较难和工资水平更低的越南、印度等国竞争，也较难和现代装备竞争。

　　近年来，中国的制造业结构越来越偏“重”，这些行业大都属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同时由于国内外竞争加剧，传统产业的自动化和信息化水平不断提高。这些都有利于资本所得占GDP比重的提高，而不利于劳动所得占GDP比重的提高。

　　尽管劳动所得占GDP比重对于宏观经济结构具有决定性影响，但政策空间有限。如对于政府推行的最低工资制，国内外有关的经济学家一般都持否定意见，尤其是在微观经济单位中，劳动者自己没有联合议价的权力时。

　　政府现在必须着力解决的，是对资本投资和个人因资本所得的税收落实问题，以及为出口导向服务的各种政策转型问题。消除税收体系设置和出口导向政策体系存在的巨大漏洞，以及他们对劳动利益的损害，是政府不能回避的责任，也是实现十七大提出的“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的要求。

　　(作者为浙江省发展和改革研究所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