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安安稳稳地躺在家中过年、养伤，杨仁全总是忍不住想，也许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对不断前来看望他的左邻右舍、亲朋好友，他和妻子不厌其烦地诉说着那段悲惨的经历，也不厌其烦地诉说着对陕西省总工会把他从绝望中拉出来的感激。
“如果不是陕西工会，异地他乡，求告无门，真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杨仁全不敢往下想。打工：飞来横祸
杨仁全是四川省南江县团结乡农民，2007年3月，他经人介绍，作为南江县瑞安建筑劳务开发公司（简称“瑞安公司”）的建筑工，到西安南郊紫荆花园建筑工地打工。仅半个月之后，一场飞来横祸完全改变了他的生活。3月25日，正在5米高的架板上干活的他，突然失足坠落，经紧急送医院抢救，保住了性命，却导致高位截瘫。此后数月，长期住院治疗，两股又并发褥疮。
经西安市劳动部门认定，杨的高位截瘫属于工伤；经西安市劳动鉴定委员会鉴定，为伤残二级并二级护理依赖。也就是说，杨仁全从此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还终身离不开别人的照顾。
在此后数月的治疗中，瑞安公司初期比较积极，但随着医疗费的逐渐增加，公司逐渐开始推诿、躲避。其间，为讨要医疗费等，杨仁全家人数次将其抬往工地。特别是在认定工伤并做出工伤鉴定后，双方在情感上尖锐对立。杨家人向家乡政府求助，团结乡、南江县以及巴中市相关部门数次派人前来西安协调，西安有关媒体也曾予曝光，但都无济于事。瑞安公司称，杨仅在工地干了15天活，公司已经为其累计支付了20多万元的医疗等各种费用。从此，瑞安公司开始对杨仁全完全不闻不问。
到2007年12月，杨仁全痛苦而无望地躺在医院里，妻子刘玉华、哥哥杨仁孝守在病床前一筹莫展。其时，杨仁全因长期躺在床上两股并发严重褥疮，其中一侧经过手术已经愈合，另一侧仍然在严重溃烂，深可见骨，急需手术。但瑞安公司从10月上旬以后就再未给分文，而杨家这时连生活费都没有着落了。
抱着最后一丝希望，12月6日，刘玉华来到陕西省总工会困难职工援助中心。这是陕西省总专门向各种特殊、突发因素导致困难的职工提供具体援助的机构。这里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只要是工伤职工，不受地域限制，有案必接。维权：一波三折
一经介入，援助中心就发现，事情早已陷入僵局。南江县方面甚至说，他们已经没有办法，不行就打官司。但援助中心认为，虽然打官司不失为一条解决之道，但打官司程序太多、时间太长，远水不解近渴，眼下的杨仁全正重病在床，医院因其欠费已停止给药，其生命安全和基本生活必须尽快找到保障办法。
在看望并接济300元生活费后，援助中心决定迎难而上，千方百计维护好这位外地农民工兄弟的合法权益，并且指定公职律师张玉林具体负责。
张玉林碰到的第一个问题是找不到瑞安公司的办公地点、找不到电话、更见不到人。不知拐了多少个弯，他才从工程总承包方江苏江都集团找到瑞安公司的联系方式。从2007年12月10日起，张玉林就反复联系，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要求他们无论如何先付医药费，救人要紧。
4天后僵局首次打破，瑞安公司送去5000元。
可是，这不够做手术。因为是挖疮补肉的大手术，医院担心万一手术动了，后续药费跟不上。
援助中心向陕西省总工会领导做了汇报，省总派法律保障部配合，并联系四川省、巴中市、南江县三级工会及相关部门，商请两地联动维权。很快，四川方面来人。12月20日，两省工会和瑞安公司负责人首次面对面。经过反复谈判，瑞安公司答应，3天后把医药费补到1万元。
3天后，医药费却并未到账。张玉林天天催，对方百般推拖，并且拒绝见面。张玉林愤怒了：“如果因你们拖造成生命危险，你们必须负责，我们工会就是见证。”
2007年12月26日，僵局再破，瑞安公司又送去了6000元。
就在大家一口气还没松完时，2008年1月6日，再陷僵局。医院来电，药费已尽，如果药跟不上，伤口就无法愈合。而瑞安公司断然拒绝再付任何费用。
怎么办？一番研究后，决定转变思路，借助地方政府的权威寻求突破。随后，陕西省总向西安市总发出商办函，请他们通过工程所在的曲江开发区政府敦促责任方。
1月10日，由开发区工会主持，省市工会、市总信访办、区建设局、南江县企业协会等各方参加的专题会议举行。会上，经过一番唇枪舌剑，最后会议要求瑞安公司必须满足医疗费，先治好褥疮。
又是几天过去了，在只交付了2000元后，瑞安公司并没践诺，而医院的催款单一个接一个。17日，医院直接要求病人出院。实际上病人连尿管都拔不了———根本不具备出院条件。情急之下，病人直嚷嚷着要自杀，而家属则要将病人抬往工地。夹在中间的援助中心，一方面和医院交涉，要求别因欠费停止治疗；一方面告诫瑞安公司：“每拖延一天，病人的痛苦在增加，你们的损失也在扩大。”
这时，事情看起来陷入了更大的僵局。对援助中心而言，各种老办法都用完了，似乎只剩下打官司一条路了。就在这期间，南京发生了一件全国闻名的事，某建筑公司因为刀砍讨薪人被南京市清理出建筑市场。这给了援助中心一个新的解决问题的契机。
援助中心和紫荆花园的总包方、南京江都集团建立了热线联系。局势随即峰回路转。江都集团派人看望了杨仁全，瑞安公司受到触动。1月25日，瑞安公司代表高俊第一次主动约张玉林面谈。面谈中，高俊提出，希望援助中心出面给杨家做工作，可否以25万元做最终了结。而杨家则提出，希望援助中心做主，以27万元了断。
目标虽然接近，但双方都不愿再有任何退让，加上一些细节问题不能达成一致，直到1月31日，解决问题的最后一步眼看着就是迈不出来。其时，春节临近，高俊扬言要回家过年，杨家老家又来了几个人，情绪激动。结案：最后三天
2月1日，农历腊月二十五。双方对立最尖锐的一天，也是问题最终解决最关键的一天。这天，医院反复催费无果，拔掉了病人的排尿管，病人疼得直哭，家属则反复打电话向张玉林哭诉。高俊这边丝毫不松动：“钱一分不加，要就要，不要我就回家过年了。”
张玉林针锋相对：“你们这样做，病人过不成年，我们过不成年，你也别想过好年。”同时张律师又劝导他：再退一小步，海阔天空。
援助中心设法联系到江都集团老总，要他们把握年前分配的时机，做好瑞安公司的工作，千万不能在春节的节骨眼上捅出新闻热点。江都集团是一家在西安建筑市场有较大影响的企业，老总表示：马上督促瑞安公司缴费；如果明天他们不交，江都集团后天送钱；做好预案，如果瑞安公司春节走了，将由江都集团留人照顾病人。
2月2日，转折性的一天。上午9时，江都集团代瑞安公司送来2000元医疗费和500元生活费。下午3时，杨仁全的妻子刘玉华和杨的哥哥来到援助中心说，已经和高俊达成一致———26．8万元一揽子解决所有纠纷。
2月3日，结案的一天。上午，张玉林律师到医院给杨仁全做了笔录，形成法律文书。下午，当事双方来到援助中心做最后的交割。26．8万元的现金抱来了，就要交割、签字时，杨家又提出要15天打工的工资1536元。瑞安公司当即拒绝。双方当场僵持在那里。为了防止节外生枝，也为了不让两个月的艰难维权努力付之东流，援助中心副主任于午顺当即决断，这些工资由援助中心出。
杨家满意了，大家刚松一口气时，高俊却提出要从中扣除2500元。理由是此前治疗期间，杨的孩子没有学费，杨被抬到工地后，瑞安公司曾给过这些钱，但这是借给的学费，而不是医药费。双方又僵住了。
张玉林把高俊叫到旁边：“你做企业的，就差这么一点吗？咱们走到这一步多不容易啊，赶紧画句号，明天就回家过年。”而此时，高俊已经对陕西省总工会如此执著、真心为农民工办事心存敬意。他最终答应了。
签完字，付完钱，已经到了下午5时。对一大包现金，杨家几个人不敢拿走，当夜就放在援助中心的保险柜中。为了确保安全，张玉林在办公室守了一夜，直到第二天杨家把钱存入银行并安全出院，大家才一块石头落地。
2月5日，杨家来电话，说他们已平安回到老家。回望：策略和坚持
持续两个月，涉及跨省维权，期间反反复复，无数次陷入僵局，但最终的维权效果皆大欢喜。
从维权技术层面看，顺风就势、因地制宜地变换维权策略，是本次维权成功的重要原因。自始至终具体负责办案的省总公职律师张玉林说：“几乎每次陷入僵局，我们就研究转变策略，寻找新的办法来打破僵局。”自接案之日起，先后从援助中心到省总，到通过西安市总，到四川省三级工会，多方促动；又从工会到地方政府；还通过工程总包方施压；同时充分利用总包方年终分包、以及社会舆论的有利时机，调动各方积极因素，使维权形势几度峰回路转、步步走向成功。
记者还发现，张玉林凭借着丰富的维权经验，在与各方交涉中刚柔相济，分寸把握得当，既始终以工会坚决的维权态度示人，又在必要时动之以情，避免了各方走极端。
但是，所有经验中最根本的一条则是坚持、坚持、再坚持。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总工会主席郭永平，省总常务副主席顾东武以及副主席李向柱、陈一民等对此案给予了长期的关注，最艰难时，他们每天都向援助中心了解情况，寻找新法，这对办案人员始终是个鼓励和鞭策。陕西省总援助中心副主任于午顺说：“胜利往往就在坚持中，经常感到无望了，再坚持一下，就出现了新的转机。”
援助中心副主任王春蕾自始至终参与了此案。她异常感慨：“如果稍有松懈，肯定不会有这样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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