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次思想解放：中国改革的新起点

　　■两会特别关注之一■本报记者 崔克亮

　　“去问开化的大地，去问解冻的河流。”用艾青这句经温家宝引用而变得更加知名的诗句来描绘此时此刻正汩汩涌动于中国大地上的“解放思想”的热流，应该是比较恰切的。因为，在南中国刚刚历经雪灾的酷寒之后，这股股涌动的热流，不仅向人们传递着回春的温暖气息，也敲动了人们因憧憬未来而激动的心。

　　思想解放：发动中国新时期历次改革的引擎

　　中国新时期的改革开放自1978年启动，迄今已走过了整整30年。30年的改革开放，让中国人民告别了统制经济时代的贫穷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内耗，从而走上了一条繁荣富裕和自由增长之路。这30年来的每一次重大变迁都无不由解放思想肇始。可以说，每一次思想解放运动都成为发动中国改革的强大引擎，都成为撬动中国进步的巨大杠杆。

　　一般认为，30年来，中国至少经过了三次重要的思想大解放。

　　第一次思想大解放以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转折为标志。这次思想大解放比较特殊的背景是，中国要从长期“左”的错误和“两个凡是”中解放出来。经过真理标准大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共产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此，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奏响了改革开放的时代乐章。邓小平作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是第一次思想大解放的宣言书。

　　第二次思想大解放以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邓小平南方谈话冲破姓“社”姓“资”的束缚，明确回答了多年来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掀起了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大潮。党的十四大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基础上明确提出和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从此，中国进入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阶段。邓小平南方谈话是第二次思想大解放的宣言书。

　　从江泽民1997年“5·29讲话”为党的十五大奠定思想理论基础，到同年9月党的十五大冲破姓“公”姓“私”的桎梏，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这就是自1978年以来的第三次思想解放。

　　解放思想是没有止境的。历经三次思想解放浪潮的洗礼后，今天的中国又进入改革开放以来的第四次思想大解放之中。

　　第四次思想大解放风生水起

　　历史往往惊人地相似。每当中国改革开放深入到关键环节时，“左”的观念和思潮总是不知从何处冒出来。自2004年以来，中国市场导向的改革开放大业又受到种种责难和质疑，从而引发了持续不断的关于中国改革走向的讨论。

　　时序演进至2006年度，中央决策层对此讨论的态度愈来愈果决。此年6月25日，胡锦涛同志在中央党校发表重要讲话，以“坚定不移”的语气强调：解放思想，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坚持。改革开放，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推进。科学发展，社会和谐，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落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坚定不移地为之奋斗。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在2008年的新年致词中，胡锦涛开宗明义地指出，“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并明确提出要“隆重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

　　翌日，胡锦涛发表了《继续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推向前进》的文章。文章中称文革使党和国家、人民遭到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并引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整个政治局面来说，是一个混乱状态；就整个经济情况来说，实际上是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

　　事实上，对于中国最高领导人而言，直接批评“文革”已很久不见。

　　胡锦涛的“发声”引起了全世界的高度关注。今年1月5日，《解放日报》刊发了一篇长达12000字、署名施芝鸿的文章：《党的十七大与新起点上新的思想解放——论十七大报告从哪些方面体现了继续解放思想》。

　　人们或许不会忘记，缘起于1992年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便是以《解放日报》发表皇甫平的评论文章为起点。而施芝鸿正是该系列文章的三大作者之一，他现在的身份则是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施芝鸿一针见血地指出，十七大“处于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以来，前两个十五年和第三个十五年的连接点上”，而综观改革开放历程，前两个“十五年”都是自思想解放始……

　　与此同时，温家宝和习近平也都在不同场合强调了“解放思想”的重要性，并分别认为这是本届中央政府5年来最大的经验和共产党“选人用人”的“六大导向”之一。

　　曾在2006年底以发表《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而广受海内外关注的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不久前也在广东青年论坛上发言称，改革开放的历史也就是一部思想解放史，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就必须不断解放思想。

　　中央高层关于“解放思想”的明确表态获得了地方政要的积极响应。十七大后，地方官员正在普遍强调这个词汇，包括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安徽省委书记王金山、河北省委书记张云川、海南省委书记卫留成、内蒙古区委书记储波、广西区委书记郭声琨等等。

　　今年2月16日，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仇和携四套领导班子成员等在报纸上向社会公开工作电话号码的举动轰动昆明，媒体普遍评价仇和解放起思想来“富有激情” 。

　　而引发公众最多注意力的是新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他要求广东进行“新一轮解放思想大讨论”的言行被认为是给南粤大地带来一场“思维风暴”。

　　2007年12月1日，在十七大上新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汪洋从重庆调任广东省委书记。25天后，在广东省委十届二次会议上，汪洋铿锵有力地强调：“我们必须认识到，再不解放思想，锐意进取，用改革创新来解决问题，广东排头兵的位置将难以自保，全面实现小康的目标将难以实现，小平同志托付的任务就难以完成。”

　　据现场采访的记者统计，汪洋在近两个小时的讲话中，至少22次提到“解放思想”。

　　7天后的2008年1月2日，广东省委发出通知，要求“以新一轮思想大解放推动新一轮大发展”。

　　春节甫过，汪洋率领近年来规模最大的官方考察团前往沪苏浙，学习长三角经验。

　　上述同时担任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地方大员们不同寻常的言行无疑将会把“解放思想”的热浪带到两会上。

　　近日，还有一本名为《攻坚：十七大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面世，该书的编撰者——中央党校的教授们提出了一系列目前看来颇为敏感的改革方案。联系到时下全国如火如荼的“思想解放”浪潮，有媒体认为该书的出版是落实“解放思想”的具体举措。

　　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称，“是否能解放思想，在具体问题上取得突破性进展”，是对改革开放30年最好的纪念。

　　新一轮思想解放的内涵究竟何在？

　　施芝鸿今年1月5日发表于《解放日报》的《党的十七大与新起点上新的思想解放》一文从六个方面阐述了十七大报告所提“解放思想”的具体内涵，应该可以看做权威解读。他认为：十七大报告关于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概括，在新时期的理论主题和实践主题上体现了继续解放思想；十七大报告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面旗帜、一条道路、一个理论体系的重大理论观点和对科学发展观科学内涵、精神实质的深刻阐述，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问题上体现了继续解放思想；十七大报告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四大建设的重要论述，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纲领上体现了继续解放思想；十七大报告关于既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又要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使改革始终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的重大战略思想，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和体制保障上体现了继续解放思想；十七大报告提出的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的发展理念和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理念，以及其他一系列与时俱进的理念、观念和意识，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维方式上体现了继续解放思想；十七大报告关于形成一整套比较完善、比较定型的制度的深刻论述，以及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体道路、一系列体系和体制机制的新概括，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创新上体现了继续解放思想。

　　俞可平认为，解放思想不是因为解放思想而解放思想，解放思想不是空谈，关键要取得效果。解放思想最重要的是改革，特别是制度的改革，要有一些突破性的改革举措，否则，解放思想只是一句空话。所以，解放思想必须去做，必须体现在制度改革上，能够增加我们人民群众的实际利益，解决我们面临的实际问题。

　　同为“皇甫平”三个骨干作者之一的原解放日报总编辑周瑞金则认为，1978年思想解放和1992年思想解放的共同点都是从传统的思想和教条主义的束缚当中解放出来。第一次实际上就是摆脱个人崇拜。第二场思想解放，就是从对体制的崇拜，也就是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崇拜中解放出来。第二次思想解放留下的遗憾是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未能匹配。这个遗憾要在我们今后的思想解放和改革中弥补。

　　30年后中国改革的方向和目标何在？

　　2007年2月26日，新华社播发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一文，引起了海内外舆论的广泛关注。

　　之后不久的3月16日，温家宝总理在两会结束后举办的记者招待会上回答一位法国记者的提问时说，社会主义由不成熟到成熟，由不完善到完善，由不发达到比较发达，还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中国要实现两大任务，推进两大改革。

　　温家宝提出的两大任务：一是集中精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二是推进社会的公平与正义，特别是让正义成为社会主义制度的首要价值。两大改革：一是推进以市场化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二是以发展民主政治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

　　温家宝表示，社会主义民主归根结底是让人民当家作主，这就需要保证人民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就是要创造一种条件，让人民监督和批评政府；就是要在平等、公正和自由的环境下，让每一个人都得到全面的发展；就是要充分发挥人的创造精神和独立思维的能力。

　　他说，我最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讲述了一个道理，就是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不是悖离的，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是整个世界在漫长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

　　他强调，世界上有两千多个民族，两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他们的社会历史发展不同，发展水平不同，民主的形式和途径也不相同，这种文化的多样性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他表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包括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和民主建设，经验都还不足，中国愿意实行开放政策，学习世界上一切先进的文明成果，结合实际，走中国民主的道路。

　　温家宝在一次两会后举办的记者招待会上还曾这样表示：我曾把社会主义比作大海，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就是说社会主义只有吸收人类一切先进的文明成果才能使自己不断发展。今天我在这里又想把社会主义比作高山，山不辞土石，故能成其高。社会主义只有不断地调整和完善自己，才能不断进步。我应该向大家说明，我们从一开始搞的改革，就包含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最终也不能成功。

　　从中央高层这些清晰无误的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此番第四轮思想大解放的着力点应该是指向两个方面：一是就中国发展方式而言，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一是就保障社会公正和谐而言，渐进稳妥地推动以人民民主为根本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

　　相信政改时间表的推出不会太漫长。得出这个判断，缘起于前述面世不久的《攻坚：十七大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攻坚》一书由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编写，早在2006年7月便开始酝酿，并于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召开期间，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出版。

　　《攻坚》一书长达366页，具体内容分别提到了中国政治改革的具体路线，譬如如何扩大公民、记者、宗教信徒和人大代表的权利等等。该书明确将中国完成政治经济改革分为3个阶段，并认为中国将在2040年前建成一个“中等发达的成熟的民主和法制的现代化国家”。

　　中国社科院2007年下半年曾对在党校学习的154名中层干部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55．5％的受调查者将“政治体制”列为3个最需改革的领域之一。而在2005年下半年，受调查者中只有40％的人持此观点。

　　理论界对于今后若干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选择怎样的战略，曾有不同的声音。有人认为应将重点放在纯粹的政治部分的改革上，有人则认为重点应放在阻碍经济发展的政治体制的改革上。《攻坚》一书的作者则认同后者的观点，认为“在二元结构转型和经济发展的关键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不应该是采取普选制、多党制和新闻自由的模式，而是采取政治上适当集中、经济上向市场经济迈进的模式”。据此，该书作者建议，未来一段时间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锁定在“那些阻碍经济协调运行、市场有序发展、社会充分发育的政治体制部分”。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贵秀说，“政治改革到现在为止都是不成体系的，且未涉及关键内容……真正的政治改革需要真正的行动计划，一些学者和官员认为现在我们正需要这样一个计划”。有关专家则评价说，《攻坚》是一份极其敏感的报告，必然会触及部门、机构、单位、阶层等方方面面的利益，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