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人大代表建议网络立法 堵住“艳照门”(图)

网络是否违法，程度如何，需要专门的法律界定 商报图形　朱小白 制

　　堵住艳照门 重庆人大代表建议网络立法

　　近期发生了一连串起于现实，兴于网络的轰动事件——香港艳照门、张晓舟评论门……网络的巨大推力影响现实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一系列网络事件也引发了法律争议：个人隐私与网络自由的冲突如何解决；对个人名誉攻击后，网络论坛或版主是否应承担法律责任等等。另外，随着网络时代对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渗透，网上商品和虚拟财产的交易成为一种新型商业方式而广泛存在。但由于现行法律的滞后和缺失，网上交易中的偷税成为公开方式，也为洗黑钱大开方便之门。

　　重庆的两名人大代表因此建议或准备议案，一是网络立法，二是制定《网络交易法》。

　　关键词：网络规范

　　现行法律管不了网络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移动公司董事长沈长富昨日说，在网络日益繁盛，逐渐走入人们生活中心时，网络犯罪也越来越猖獗，如何界定网络犯罪，提高网络安全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现行法律可以解决现实中的问题，但适用不了网络，如怎样维护公民肖像权、姓名权等。

　　沈长富说，网络的随意传播性等特点使得网民隐私无法得到有效保障，而现行法律中涉及网络安全又非常有限，有关部门对互联网的行政管理规定，属于行政法的范畴，是以部门规章的形式出现的，性质仍然属于管理型的法规，难以依据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对网络传播进行约束和管理。最近几年，我国网络事业发展极其迅速，网络立法尚是一个建议。从法律角度研究网络、规范网络，我国尚处于探索阶段。所以全国两会期间他将提出网络立法建议，让网络安全有法可依。

　　关键词：网上交易

　　立法管理网上交易

　　昨日，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城市建设投资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华渝生整理完成“关于制定《网络交易法》的议案”，准备上呈全国人大。这意味着民间需求正朝着官方的立法程序迈进。

　　网上购物、网上银行对普通市民来说，已不再陌生，正逐渐成为年轻一代的消费方式。而当这种新型的交易方式逐渐成为主流时，法律却没有跟上。华渝生在议案中谈到，网上商品交易发生后，一旦双方因商品问题出现纠纷，现行的包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内的法律中找不到明确的有关网上商品侵权的法律条款。更严重的是，网络交易不受地域限制，交易只需一个网络平台，一般不开交易发票，交易量税务部门无法确定，偷税、漏税和借此洗黑钱的情况相当严重和普遍。

　　此外，在网络交易和网络游戏中，虚拟财产与现实货币之间交易，进行非法敛财。为此，他建议全国人大尽快制定《网络交易法》，通过一部专项法来规范网上交易双方的权利义务。同时，尽快制定适应电子网络商务的税收条例和办法弥补漏洞。最后，设立虚拟财产的管理办法。比如盗窃游戏账号，虚拟财产的处罚条例及禁止虚拟财产私下交易等规定。

　　观点交锋

　　赞同声音

　　网络应在法律框架下运行

　　对于网络攻击公众人物隐私，华渝生代表就感同身受。就在他当选重庆市人大代表后，网上即发布了对他的攻击“帖子”，捏造事实企图败坏他的公众形象，一度沸沸扬扬非常火爆。最后无奈采取了“网来网去”的方式才以正视听，平息网络风波。

　　他建议，对网络的管理缺乏法律和技术支持。网络管理应该通过法律程序去规范和引导网络秩序，各种行为应在法律的框架下进行。

　　华渝生代表的议案则得到了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商储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晓琳的认同。王晓琳认为，网上交易降低物流成本必将逐渐成为商品交易的主流方式，对网络交易这种新型的商贸方式进行立法规范是有必要的。

　　反对声音

　　不具操作性浪费立法资源

　　对于网络交易立法，全国人大代表、重庆索通律师事务所律师韩德云则认为，立法来管制网络交易的想法是可以的，但立法不具有可操作性。有些浪费立法资源。难点在于立法的对象是虚拟世界。

　　同时也应该看到，网络交易之所以逐渐盛行，魅力就在于虚拟，政府介入反倒侵犯了公众基本的自由权。

　　对于网络交易，可能做到的就是对有资格开办网络交易平台的公司进行管理。目前，相关部门已要求此类公司交易通过银行卡。对于网络中个体之间的点对点交易，政府没有必要立法加以限制，靠市场本身调节就足够了。

　　全国人大代表、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陈忠林则认为，一立法，就意味着承认了虚拟财产的合法性，必然导致对现实货币的冲击，带来新的社会问题。

　　陈忠林认为，公众人物是没有隐私权的。公众人物的价值是公众创造的，没有理由依据普通人的标准去保护隐私。公众人物就应该保护好自己。同时，网络上引发的法律问题，在现行法律中都能找到法律途径。

　　两会北京报道组发自北京

　　商报时评

　　别只盯住网络立法-刘书蜀

　　一个香港“艳照门”事件，再次引发人们对网络立法的大讨论，它也成为本次全国两会前的热点话题。

　　由于互联网的匿名性，网民在网络世界里容易放弃自己的社会责任感，所以网络侵权愈演愈烈，更有不法分子肆无忌惮传播不良文化，使虚拟的网络问题终成严重的社会现实问题。

　　但现状是，我国尚无专门的法律对互联网进行管理约束。从上世纪90年代到2006年，中国虽然推出了数十个类似《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的规章，但这些管理型的部门规章难以应对复杂的、发展迅速的网络违法案例。

　　而实施中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刑法》等法律，也远远滞后于网络时代，对网络违法犯罪基本没有专门界定；其中虽规定了对淫秽物品传播者的处罚，但这些规定滞后于时代发展，实际操作中遭遇重重障碍。

　　据报载，2006年，北京一名家庭主妇在家中多次组织人进行视频裸聊，被抓后，她对组织裸聊供认不讳。然而检方却因找不到相关罪名而撤回了对她的起诉。

　　这暴露了我国网络立法方面的缺陷。因此代表、委员建议采用立法的形式管理网络，用法律手段来制约网民不健康行为或违法犯罪行为，很有现实意义。

　　不过问题是，网络立法已提了很多年，在百度上搜索“网络立法”，最早可追溯到2003年。去年的全国两会上，也有代表委员提出进行网络立法，网络立法也是代表委员点击率比较高的话题之一。但时至今日，从报道看，国家立法机构对网络立法还没有明确而具体的说法，更不用说列入近期立法计划了。

　　面对汹涌的民意，本届人代会和人大常委会即便作出网络立法的规划，但根据立法程序，一部专门法律要获通过并正式实施，还有个漫长的过程。而且，学界对于网络立法,普遍认为不是易事,即使在一些法制体系健全的国家,虚拟空间的立法都遭遇了“言论自由”、“表达权自由”等来自宪法精神和现行法律法规的极大挑战。

　　而社会现实又需要强有力的法律保障。那么，可不可以换个思路，在建议网络立法的同时，提出修订相关法律如《治安管理处罚法》、《刑法》，加入一些新的条款，使其更细化，更适用于网络时代的实际问题。

　　这，或许更具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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